自從一九八二年秋天，新加坡政府邀請余英時先生協助新加坡宣揚儒家倫理以來，余先生就和新加坡結了不解之緣。
余先生被聘為新加坡課程發展署儒家倫理編寫組的海外顧問，以及新成立的東亞哲學研究所登事，每半年總要來新加坡一次，指導編寫儒家倫理教科書，並參加研究所董事會議。
我在國立新加坡大學哲學系執教之餘，忝為儒家倫理編寫組本地顧問，有機會常在公私場合接觸到余先生。在我所接觸的師友之中，余先生是感染中國文化氣息最濃的兩、三人之一。他的學問文章在學術圈內早已享有盛名，然而最難得的是他性格的親切自然，市井小民都敢稱他為「我的朋友」，可能是胡適之之後擁有這種氣質的少數知名人士之一。
余先生在新加坡經常是達官顯要的座上客，而我們編寫組幾位潮洲籍組員好幾次請他去潮州小攤子吃飯，在熱帶氣候的中午，大家坐在硬板凳上，夾在販夫走卒之間，吃得滿頭大汗，他依舊談笑風生，似乎不覺得和赴國宴有什麼不同。
余先生是一個性情中人，在百忙中可以跟一個素昧平生的人在旅館房間內，花五個小時下一盤難分難解的圍棋。即使第二天有重要的演講，當晚還可以和老朋友擺龍門陣到半夜三更，還滿口說：「演講是工作，與朋友聊天方是消遣。」結果第二天早上手裡拿著一份中文早報，從容上台演講，用英文講一、兩小時「儒家在中國歷史上的發展」，似乎一點兒也不顯得不自然。
有一次，余先生向一群中學華文老師演講，講完後幾位老師趁機吐苦水，批評政府的語言政策。他雖然站在客人的立場，但並沒有使用外交辭令來應付這敏感微妙的場面，毫不猶豫地表白了他維護中華文化的基本立場。另一次閒談時，有人提到幾位言行不一的儒家學者，他說：「我並不是儒家，我最怕那些到處自稱為儒家的人。」
余先生的性情風範，使我早有與他作一次訪談的願望。
呂：余教授，我們可否先談談你的家庭背景，求學經過，以及思想形成的過程？
奇特的求學經歷
余：我的父親余協中曾擔任過新加坡以前南洋大學歷史系系主任，他曾寫過一本「西洋通史」，一九五六到一九六二年之間先後兩次來南大執教。我因為一九五五年去美國，所以兩次都沒有跟著來。家父一九二九到一九三０年曾經在天津南開大學任歷史系主任，我是在那兒出生的，所以以西方出生地的觀念說，我是天津人，但我的本籍是安徽潛山。我的生母生我時難產，在天津過世，我父親很悲痛，後來教不下書就離開了南開大學。
我的求學經歷很奇特，五、六歲唸完小學一年級時，抗戰發生了。當時我父親在河南大學擔任系主任，後來受政府徵調到考試院任參事。我則在安慶隨著伯父、伯母避難，回到安徽潛山縣的官莊村，整個八年抗戰期間都在鄉村度過。
在我七到十五歲這段期間，在最原始的鄉村度過，沒有電燈或自來水，一切現代設備都沒有，過去幾千年來人們都是這樣過日子的。這段一般小孩子教育過程中最重要的時期，對於我來說則是一片空白，大概只斷斷續續地讀了一點四書，看了些舊小說之類。所以我小學、中學都沒上過正式學校，全部跳過去了。後來，我只經過了一兩年的先修班自修，就直接考取大學，唯有在過去的教育制度之下，有「同等學力」可以考大學的一條辦法，才可能這樣做。
我上的第一間大學是瀋陽的東北中正大學。那是一九四七年的事。這種不尋常的教育過程也有好處，養成了我不受拘束的思想，沒有受過教條洗腦，腦子只是一張白紙。但是缺點是我根本沒有機會好好按部就班地去學數、理、化等科學課程。一年之後東北軍事惡化，我們逃難到北平，又沒有書可以唸，一九四八年輾轉逃到上海，一九四九年考上了燕京大學的插班，又到北平讀半年書。
共產黨到上海之後，我父親和母親帶著小弟弟逃到舟山轉台灣，再到香港，我隨後在一九五０年初也到香港和他們團聚，考進香港的新亞書院；進新亞時是一年級的下學期，事實上只唸了兩年半。
那時我的老師錢穆先生經常要到台灣籌款，課常無法上。當時新亞不受香港政府承認，資格上頂多是像一間私立中學。一九五二年自新亞畢業後，因為新亞得到亞洲基金會的資助，成立了一個研究所的前身，我在那裡讀了一年，前後總共在新亞只唸了三、四年，而那時我父親也在新亞教書。
錢穆推薦唸哈佛
一九五五年秋，錢先生推薦我以哈佛燕京訪問學人的身份去哈佛大學研究。哈燕社當時規定要在三十歲以上、四十歲以下。這是錢先生破例之舉。當時哈佛的教授認為我的年紀還輕可以唸學位，所以我第二年就轉唸學位，一直到一九六二年二月讀完博士學位為止。畢業的那一年春季，因為教授楊聯陞先生到巴黎和京都去講學，他特別想栽培我，讓我代他的中國史課程，因此先在哈佛教了半年。接著在秋天便去密西根大學教中國早期歷史，一共教了四年。
一九六六年秋季重返哈佛，仍是楊先生一手促成的。原來一九六五年芝加哥大學以講座教授來請楊先生，哈佛也特設「哈佛燕京講座教授」挽留他。但他還有一個條件，即要求哈佛增加一名中國早期史教授名額，並指定要我回來。我在哈佛一直教到一九七七年才轉來耶魯大學。其間有兩年我曾向哈佛請假回新亞當校長，一九七五年回到哈佛再繼續教兩年。從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七年(包括回新亞任職的兩年)，我總共在哈佛任職十一、二年。
至於我的思想形成過程，也就是上面所說的求學和教學過程，這兩者是分不開的。錢、楊兩位老師的影響當然是很重要的。在一九四九年以前，我獨自摸索的時代，近代中國的啟蒙學人如梁敵超、胡適對我的影響也很大。最初我對西方歷史和文化的興趣很濃，事實上我當時對於儒家是抱著一種非常批評的態度，我最嚮往的價值觀念是民主制度、個人自由、學術自由、獨立思考，以及不為傳統所束縛等。我早期一些不成熟的作品如「文明論衡」、「民主革命論」、「自由與平等之間」等都清楚地表示了我的思想傾向，雖然這些東西的內容都很淺薄。
調和融會中西文化
呂：前幾天陳榮捷教授在新加坡的演講也提到，他在五四時也經過了批判的階段，再回過頭來欣賞儒家。你當時所嚮往的價值觀念和目前所尊崇的有何不同？
余：並沒有原則上的不同，差別是現在對於傳統的瞭解較為深入，從前的瞭解往往是片面而膚淺的，從前只把儒家思想和社會、政治制度混在一起。不過我對於儒家的批評從來沒有達到決裂的地步。
對於人文學術的爭執，如東西文化問題的辯論，我也參加過，我一向的基本立場與態度是中西文化之間應該儘量調和及融會貫通，但我並不認為可以把某一方的全部或部份內容硬性搬過來。我對於文化問題主要不是從哲學的立場來看，而是從歷史的和現實社會的觀點來探討，我相信文化的內涵及價值觀念是成套的。所以一個文化中任何一部份發生變動，勢必波及其全體。
中國傳統中，有些中心價值特別尊重人(包括個人)的地位，西方的民主和自由觀念也是尊重人的。把中西文化想像成絕對不能並立的對立體，是根本與事實相反的。
呂：目前新加坡有些受英文教育的人對於中國文化雖然有些隔閡，尤其是對於經典中所表現的文化隔閡更深，但他們的批評也不是完全沒有根據。他們的批評和你所說的從現實社會的觀點來探討有什麼基本上的不同？
余：在新加坡受西方教育的人根本接觸不到中國文化。在新加坡中國城所表現的文化是依附西方文化而生存的，不足以代表中國文化的主流，所以這裡受西方教育的華人從未體驗過主流中國文化佔優勢的社會。
這裡我所說的文化是廣義的，包括生活的各層面。譬如，鄉下人雖然對於傳統經典不熟悉，但是他們曉得有天地，相信祖先，從前有「天地君親師」(民國之後改為「天地國親師」)。
呂：不過，西方文化在新加坡佔主流也是近年來的現象，早期華人移民初來時的社會，基本上也充滿了中國文化價值。
余：可是當時社會形態不同，它基本上是一個殖民地的社會。而且早期移民來時，根本無意在此長期居留。他們的後人在新加坡所接受的則是英國殖民的教育了。
呂：你的意思是說，新加坡某些批評中國文化的人，他們的批評是基於對中國文化的隔閡與誤解。
余：是的！他們批評的文化是五四運動以來知識份子自已罵過的文化，這些批評在西方的書本上都有記載，他們的批評根據是從這裡來的。即使他們所批評的確是中國文化的缺點，也是聽來或讀來的，沒有生活體驗的根據。
文化是整體的
呂：部份新加坡人的批評也是意料中的事，沒什麼奇怪，因為儒家思想在近代也是經過了「五四」(一九一七～一九年)打倒孔家店的階段，半個世紀之後又有中國大陸的反孔(一九七三～七四年）。那麼以新加坡過去殖民地以及目前英文教育的背景，這種批評也是自然的反應。但是假如歷史可以作為借鏡的話，他們遲早會回過來肯定儒家思想中的精華成份。
余：前面已談到，我相信文化是整體的，要脫胎換骨也必須整體地換；但是所謂整體地換，意思並不是說西方文化的內容可以全盤接受過來，而是說只要你在關鍵的地方接受了西方某些重要的價值，整個文化都會起變化，成為一個新的面貌。例如佛教進入中國，其影響不限於宗教生活，也使人生觀、宇宙觀、文學、藝術、語言都發生了程度不同的變化。
接受外來文化的成份有時並不能完全由我們自作主張，其中有些成份恰好合我們之用，便可以吸收進來並得到新發展。另外一些成份不能適應本土文化的環境，也許便無法留下來。即便是那些可以適應本土文化的外來成份，由於本土的底子不同，移植以後所產生的新品種還是會和原來的東西有所不同。比如西方民主移到東方來實行，必然會出現不同的形態，完全西方式的兩黨政治或多黨政治在東方實行起來，是會遇到許多意想不到的歧出的。
呂：也就是說，在新加坡，無論是提倡西方文化或宣揚如儒家思想之東方文化，因為社會環境與背景的差異，是會有所不同的。
余：儒家思想兩千年來已經過了許多變化，在新加坡推行儒家思想不可能與過去完全一樣。
呂：今天我在新聞週刊(Newsweek)讀到了一篇有關於AIDS的報導。在西方，有些病人即使只有幾個月的時間可活，也找不到一個平靜的地方安詳地死去，總是受社會與家庭的多方排斥。這些人若是生活在受中國文化薰陶的社會裡，或許還不致於淪落到如此悽慘的地步，因為在中國文化裡，最後的收容所總是家庭。
童年浸泡於中國文化中
也許讓我們換個話題，談談一個人為人處世應有的態度。認識你較深的人總覺得你待人態度謙和與容忍，儼然有儒者之風。我相信你在這方面的體會較為深刻，可否讓我們分享你在這方面的感受與心得。
余：我的為人態度可能受我的童年、少年時代環境的影響。我在八年抗戰時期一直生活在傳統的中國農村社會裡。我不是在現代化的都市社會中長大的。鄉村中所保存的傳統文化比較純粹；中國的鄉村中並不是沒有機詐，但一般而言確遠比都市為淳樸。民間有些俗文化、小傳統，只有通過直接生活上的浸潤才能感受得到，不是書本上可以學得到的，你必須浸在裡面、泡在裡面，才會有深切的體會。
呂：你在學術上對於中國思想文化的探討，一向採用怎樣的研究方法？
余：要研究中國文化、思想，不能離開實際的歷史背景，不能過份強調理論的分解，那是在象牙塔中的學究工作。所以我對於純粹的理論沒有多大的興趣，我所感興趣的是文化和生活怎麼配合，以至打成一片的。你可以對四書五經做一種學究式的研究，弄得系統井然，得到學術界中和你觀點相近的人的贊嘆。這是佛教所謂「知解僧徒」，但這對做人沒有太大的幫助。
孔子說：「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譬如下圍棋，只知道下棋規則的人，不如喜好它、迷上它的人那麼懂得享受下棋的樂趣。
呂：但我們談做人的道理，也是從理論的層次來談。
余：我並不反對理論，理論也自有其必要。現在我講的當然也還是屬於理論的層次，但最重要的還是生活的直接感受。在一種文化的直接薰陶下，因為你有了其實感受，某些價值觀念很自然便不知不覺地移到了你的身上。
文化不能從時空中抽離
我們在中國農村日常生活中所看到的人與人間的關係，是中國文化價值的實際體現，其中好的壞的都有，不能把它理想化，也不能把它醜化。但大體上說，我們可在那裡看見為什麼中國文化能延續幾千年而又相當穩定。在農村中，我們才能體會到五倫關係中父子、夫婦、兄弟、朋友這四倫，確如Herder所說，是「自然的關係」。君臣一倫在那裡等於不存在(俗語所謂「天高皇帝遠」)。朱子覺得君臣一倫是「不得已」，也是因為它在日常生活中不自然。你所謂「談做人的道理」，在中國文化中也不純粹是講「理論」，而是就具體人生來指點，如「論語」即是。
總之，我的意思是不能將一套價值系統從時空的架構中抽象出來，這種抽象是學院中的工作，有時也有助於理解，但不能完全用這種方式來瞭解中國文化。現代的哲學家受西方思維模式的影響，往往走這種抽象的路，我也贊成有少數人去做這一類的工作，可是我不能接受過份整齊的系統化，尤其是把文化價值完全從時空中抽象出來的討論方式。這和我自己的史學基本訓練有關，當然和哲學家的思考方法有所不同。我承認這是我個人的偏見。
呂：就如同兩個不同的形上學系統，若離開時空來衡量比較，有時很難說那個是對那個是錯的。
余：是的。形上學的方式更是帶有危險性。在形上學中達成系統內部的一致性是很容易的，只要有基本的邏輯訓練，把幾個重要概念講清楚，然後將這些概念連貫起來，就完成了一個智力的遊戲。因為形上學完全不涉經驗世界，沒有任何經驗可以檢驗它的真理。
呂：所以中國傳統的做學問方法，習慣地在書信、語錄中來表達自己的思想，而不是依賴一套系統的理論。
余：系統的理論是逐步發展出來的。當你要和其他的學說爭勝的時候，就需要在理論上自圓其說。所以孔子思想中之理論性和系統性就沒有孟子那麼濃厚，因為孟子需要面對當時不同學說的挑戰。
呂：所以你較為不贊同根據某一個體系來看一套學說或哲學？
余：對的。但我並不是否認思想有體系，但體系不是憑空想像出來的。思想體系往往受社會現實因素的干擾，所以總不能保持它的純潔性。即使是形上學家也都在潛意識中有現實的傾向，這可以通過他們的歷史處境而分析出來的。但我這樣說又不是主張任何「決定論」。
呂：你對中國文化顯然具有濃厚的感情，但有時對於現實政治的批評極為強烈，和你平日謙和的態度不大一樣，不知兩者之間有沒有直接的關係？你認為學人對現實政治應該抱有何種態度？
感情深厚才會批評
余：這兩個問題是連貫的。因為我對中國文化有深厚的感情，才會有所批評；假若這個文化和我不相干，我也不會有批評的興趣了。
政治是文化的一部份，就因為政治生活干涉到文化生活，所以從事文化活動總脫離不了政治，因此應該有所批評。無論是台灣或大陸，政冶內總有某種成份和我們共同的文化價值或理想有所衝突。一個深愛這個文化的知識份子總應該坦誠地說出他的看法。
呂：但從另一角度來看，一個人一旦被現實政治捲進去，有時不大容易客觀，這和人事關係的糾纏與複雜是一致的。也許是基於這個道理，有些學者認為，現實政治雖然需要我們來關心，但最好儘量避免被捲進去。我的問題是如何站在文化之超然立場批評現實政治，而不致於陷入黨派的鬥爭？
余：界限要看自己怎麼晝。譬如我討論過也批評過台灣或大陸的政治，但我很少批評實際的政策，因為我不完全瞭解政策的背景與來龍去脈；許多內部情況不清楚，若胡亂批評，在執政者看來只不過是隔靴搔癢。在我自己看來，那便是不負責地發洩主觀情緒了。
所以我的批評往往從大的立場、高的層次來看。這正是「文化的觀點」，而不是「政治的」或「黨派的」觀點。我從來沒有捲人過任何實際的政治沽動，也絕對避免捲入。這不是看不起搞政治的人，而是因為現代社會要求人各有自已的工作崗位。用傳統的說法，便叫做「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呂：讓我轉移到另一個問題。你在新加坡儒家倫理研討會上提出過的論文「儒家君子的理想」。認為君子應該文質彬彬，一方面具有內在的品質，另一方面行為符合社會的禮儀節文。但一個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對於大小實際事情皆無法應付的傳統讀書人，也往往可以符合這種君子的標準。現代社會愈來愈複雜，君子的標準是否也應該包括應付日常事務的能力？
市井小民可為君子
余：辦事的能力和做人好像沒有直接的關係，若社會的大部份成員光會辦事不懂得做人，這社會是否可以存在？當然，在今天的社會裡，像過去那樣需要人服侍、供養的讀書人已不容易生存了。而在今天這樣極端分工專業化的時代，一個人五穀不分也沒有什麼稀奇了。在這個時代，光能分清五穀又有何用？但四體不勤則已不可能，我們每個人都要某種程度的使用體力。
王陽明已提過，影響力大的聖賢君子和普通一般的平民君子，若以黃金來比喻，則成色都是純金，不過份量有所不同而已。這是近乎現代的「君子」觀念的。現代的君子，論成色不論份量；一個賣豆漿油條的市井小民，只要在工作上盡了本份，對自己的父母、妻子、兒女、親戚、朋友都盡了他的責任，大家便說他是一個君子。 呂：我倒不是指君子地位大小的問題。譬如，我們傳統社會產生過一些讀書人，書讀得很好，做人也有原則；雖然不切實際，也算是符合「文質彬彬」的君子標準，當然是君子。倘若一個社會僅有少數這種人，專心整理古典經籍，寫寫文
章，教青年人讀古書，也不見得對社會沒有好處。但若社會上大多數人以此為努力效法的目標，蔚然成風，產生一大批迂腐、不務實的人，這個社會是否會有偏差？
君子剛毅進取
余：我想你是把兩個不同觀念混在一起了。你以為君子必然是讀書人，以我看來，君子並不一定是讀書人，更不必是讀中國書的人才能成為君子。比如在西方的社會，一個醫生或律師也可以說是君子。可能在傳統的社會，一般人心目中的君子確有你所說的品質，但我那篇論文中的「君子」觀念已超出那個範圍了。那篇文章並分析原始儒家的君子理論，不能不引用原文，但用意是要引出現代的君子觀念。孔子所說的君子是剛毅進取的，不是保守的，而是動態的、有生氣的、往前走的。王陽明講的君子就是要在日常生活中表現出道德的行為，並不要求他在地位或境界上怎樣地高。
其實你所說的傳統式的不切實際的讀書人，在西方的學術界也有，就是所謂心不在焉的大學教授(the absentminded professor)，性格屬於沉思型的(the contemplative type)，較不關心實際事務。一般人總是批評生活在象牙塔中的人，但也沒有理由要社會上所有的人都過一樣的生活，也需要有少數人生活在象牙塔中，從事一般人較不關心的工作。
譬如，美國過去最有名的心不在焉的教授就是愛因斯坦。我們可以說他是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吧！但是他的工作不重要嗎？然而那種人不可能多，絕不用擔心有太多的愛因斯坦出現，實際上多些這種人對社會只有好處。這類人不管實務，想的是海闊天空、整個世界乃至宇宙間的事，那是很好的事情。我們太需要這種人了，中國就是這種人太少了，而不是太多。
但這和你所說的唸了幾句古書就以特權階級自居的中國知識份子完全不同。你所指出的情況是具有傳統「士大夫」殘餘意識的人物。清末民初有一些遺老詩人，詩是寫得極好，但在日常生活中完全不能照顧自己，甚至連衣扣也不會自己扣上，這就等於是廢物了。這個時代基本上已成過去了。
呂：在目前社會中仍有少數這樣的人，雖然不像過去那麼多，整天只會搖頭晃腦地唸幾句古書，對於天下事不聞不問，自然和愛因斯坦的成就與貢獻是截然不同的了。
余：如果今天還有這一類殘餘人物，那當然很可笑。這種知道幾句古書就自負的人，我相信他們也必然屬於「食古不化」的一類。在清末民初，這種情形是可以原諒的，今天已不是社會所能接受的了。
不過話說回來，一個人只要在某方面確有專長，只要有現代性的學術成就，生活上偶有小缺點也沒有什麼大的關係。因為我們並不能要求人人都成為全人、完人。要求一個人除了學問高、道德好之外，同時又是農夫，又是漁夫，又是運動員，樣樣都懂，那只有在烏托邦的社會才可能找得到。
呂：總之，傳統儒家心目中的君子主要是道德的觀念而非專業的觀念，他不一定要有很廣泛的常識，也可能不擅長處理實際事務。這和教育制度有很大的關係，如強調的是升學主義，考試只重記憶、背誦，不重理解，不關懷現實世界，那麼教育出來的人就無法適應實際社會的生活，無法培養出能夠在各方面發展的通才。
一物不知，儒者之恥
余：那當然。但這是教育制度的問題，若制度不好，不只是在東方社會有這個偏差，就是在西方也會有偏差。
君子基本上是一個道德的觀念，有沒有常識，該不該有常識是另一個問題。不過儒家也常說「自古無不曉事的聖賢」，又說「一物不知，儒者之恥」。所以儒家理想中的「君子」也不只是道德操守的要求。這和現代人必須具備公民的常識的觀念是相通的。
以現代的觀點來看，一個人當然應該有起碼的常識，不能報紙也不看，什麼都不管，那豈不變成無知了嗎？我們今天做什麼人都可以，做工廠的工人，或從事醫生、律師各種專業化行業都可以，但生活需要現代化。否則一個無知的人根本無法在現代社會生存，還談什麼做君子？
總之，君子在中國傳統社會中主要是指一個有道德、有操守的人，但今天的「君子」。必須要和常識、專業知識配合。各行各業的人都應該具有君子的操守和知識，我的意思主要在此。
呂：你目前在學術上研究的方向如何？
余：我基本上的研究課題是中國思想史，我目前正在寫一部中國思想通論方面的英文書，以幾個主題為重點，討論中國思想史的發展，例如個人和社會的關係，知識與道德的關係之類。另外有一本專書討論宋明以來中國思想的發展和其社會背景，例如我最近在台灣講的商人精神和儒家倫理的關係，就是討論主題之一。
現在許多人講韋伯(Max Weber)有關基督教倫理和西方資本主義精神的淵源，並由此推論到儒家倫理和東亞四小龍的經濟發展的關係，後者仍然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若硬行把西方理論搬到東方來，不一定會完全適用。如果我們想在中國歷史上問相當於韋伯的問題，那麼應該用怎樣的方式來問，用怎樣的證據來回答它呢？
比如說在中國的明末清初，從十六到十九世紀，商業特別發達，商人的地位也提高，為什麼有這種現象？這種現象和儒家倫理及思想有沒有關係？有的話，是什麼關係？沒有的話，中國商人的精神淵源又是從那裡來的？我對這類問題較有興趣。
西方公式不能搬到中國
我有歷史文獻證明儒家道德觀和這時期的商業發展有關。目前大家對於韋伯理論就有各種不同的分析法，即使它對西方經濟有影響，我們也不能把西方的公式搬到中國或華人社會來。要在中國問章伯式的問題可以有不同的問法。韋伯的理論是根據西方經驗而建立起來的，而他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術根據則相當薄弱。
譬如，許多人經常引用「中國的宗教」(The Religion of China)一書，其中雖然若某些深遠的見識，但也充滿了誤解與無知，其學術價值和「基督教的倫理和資本主義的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ptalism)相差甚遠。今天中國知識份子中有不少人對於韋伯理論有狂熱的興趣。我雖所知極為有限，但對他們的韋伯討論往往有隔靴搔癢之感。這種莫名其妙的崇拜，與迷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沙特(Jean Paul Sartre)，或是傅柯(M. Foucault)、哈伯瑪(Jurgen Habermas)一樣，都只是一種新時髦、新迷信。這似乎是很不正常的心理。迷的人不一定懂他們的哲學，不過覺得把這些名字掛在嘴上很時髦而已。他們的書我也偶爾看看，但我沒有興趣做他們的俘虜。
韋伯和這些「深刻」的思想家不同，確有經驗性的證據為立說的根據。但我們要研究儒家倫理和東亞經濟發展的關係，也不一定非亦步亦趨地遵守韋伯的理論不可。研究的人到底是研究東亞經濟呢？還是研究韋伯？層次要搞清楚，引韋伯以自重是沒有意義的。如果真要懂得韋伯，那便非精通德文原典不行，在英語世界撿二手、三手貨是無濟於事的。我沒有資格研究韋伯理論的本身，只能從中國本身著手。我所涉及韋伯的地方只限於我能懂得的一點，而且限於韋伯討論中國思想的部份。因為這是我較有把握的地方。所以韋伯對於我的研究是極為次要而邊緣的。這是我目前研究的主要範圍與課題。
呂：你在海內外華人知識界的影響力相當大，具有領導的地位；假如我的觀察正確的話，你的學術與文化感情顯然在東方而不在西方。你有沒有計晝在退休之前回到東方來？或是像胡適、林語堂一樣，要等退休之後才回來？
文化感情仍在中國
余：我並不相信自己有什麼影響力，更不相信屬於什麼領導的地位。不過依你的觀察，我的學術和文化感情偏在東方，也許是有道理的。我從來認為「中國」、「中國人」主要是文化的概念，所以在文化上我仍然自覺是「中國人」。但是我在西方文化中生活和工作已佔了我個人生命的一半時間，所以我的思想中也至少有一半是西方的。可以說中西文化在我內心交戰已有二、三十年之久。
但這並不是情感和理智的交戰，也就是說，我並非僅在情感上眷戀故國文化，而在理智上選擇西方。事實上，正由於我也體驗了西方的生活，因此才能在理智上更肯定中國文化中的某些智慧和價值。至於在情感上，我反而覺得和舊傳統中那些過度發展的親族意識、朋友義氣之類的東西愈來愈遠了。
所謂「在學術與文化情感偏向東方」其實是由於我的專業是中國史的研究。我的英文著作也是企圖用冷靜觀點瞭解中國的文化傳統。我是從這個傳統內部成長出來的人，現在又已出乎其外，對西方文化也有較為親切的感受和認識，所以我自覺能提供一種觀點，這是從西方出身的學人所容易忽略的。
在中文作品中，我除了追求理智的瞭解外，還有現實關懷的一面。這當然是由於我的文化認同仍是中國的而非西方的。文化認同是每一個人精神上的定盤針。「詩經．碩鼠」說：「逝將去汝，適彼樂國。」人可以隨時移居另一個國家，但不可能隨時改變自己的文化認同。猶太人尤其是最明顯的例子。西方文化也早已發生了深刻的危機，絕非有利無弊。不過西方知識份子在各方面都不斷地提出批評，似乎用不著我來說話。但我對於西方文化的前途也仍然是關心的。
至於我將來是否計畫在退休後回到東方定居，至少我目前還沒有考慮到這個問題。以今天交通和傳播的方便，我覺得人在何處已不十分重要。現在畢竟不是朱舜水的時代了。而且中國(包括大陸和台灣)已變得太多，早已不是我所認識的中國社會。大陸尤其面目全非，中國文化中好的部份幾乎消逝已盡，壞的部份則變本加厲。所以大陸上的知識份子仍然有強烈的反傳統，特別是反儒家的意識。他們在抽象理論上也不得不承認中國文化有其價值，但一落到現實上，他們已不能肯定任何一點中國文化的具體成就。
最近讀到兩篇大陸上評論我的「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我特別感到他們的徬徨困惑。他們說我身居國外，因此還說中國文化有轉變，他們身在其中則只見其病。這仍然是在全盤揚棄傳統的餘波中盪漾，實在值得同情。我覺得也許身在國外反而可以冷靜一點。我的看法雖不能為他們所全部承認，至少可以刺激他們多想一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