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企業家的「天真」
曾任雷根總統首席經濟顧問的魏特彭（Murry Weidenbaum）教授將於本月下旬抵台訪問，他是一位鼓吹市場經濟功能極具說服力的國際著名學者。在我與林祖嘉教授合寫的《經濟學的世界》上篇中，討論到「政府經濟職能」時，首先就引用了他最常被引用的這段「名言」：「我們正在欺騙自己！如果認為解決美國產業問題的答案是需要更多政府的干預——政府的輔助一定是有條件的。如果任何企業領袖認為政府是他的朋友的話，那他真是太天真了！」
（二）政治人物的「好意」
普天之下，一方面固然有「天真」的企業領袖；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好意」的政治人物。
當前政治人物「好意」的一個近例，就是誤認為企業最需要的是政府的照顧、津貼、優待，甚至某些政策特例。因此進一步延伸，就產生了李總統日前在第四屆全國經營者大會所宣稱的「政府是企業經營的保護傘，只有在傘的保護下，企業才能繼續推動發展。」
人民當然需要政府提供國防、警察、消防等的保護，以免於生命受威脅的恐懼。但是今天的企業更需要：競爭的壓力、創新的動力與自我的努力。
在一九八○年代或者更早，政府要來「保護」企業的好意或許還有一些可以辯論的價值。在近十多年來自由化與國際化的大浪潮下，任何「保護」的好意與政策，長期來看，愛之適足以害之。
中研院院士邢慕寰教授常常指出：當前台灣經濟體質之所以不夠強壯，正由於市場機能受到嚴重阻礙，以及政府過去若干年來缺乏推動經濟自由化的決心。
用通俗的譬喻來說，邢教授認為政府不需要提供溫室、氧氣罩，而是要提供一個練身房。
（三）政府要做的是「高效能」
我更要引伸，在全球競爭力的劇烈競爭下，政府最重要的經濟功能，當然不是提供保護傘，而是脫胎換骨變成一個「高效能」的政府，這正是蕭內閣推動「政府再造」的最大挑戰。高效能的政府必須要提供：
（１）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包括沒有哪一個產業可以享有特權）
（２）一個完善的基本建設（包括治安的改善）
（３）一個前後不矛盾、措施一貫的的財經政策（包括不能隨便放話的央行操作與股市）
（４）一個政經分離的企業活動空間與投資去向（包括不能隨便扣上「以商逼官」的大帽子）
（５）一個有效率的行政程序（包括再也不出現「只聞樓梯響」的承諾）
對今天能在國際市場上打拚的台灣企業家，如果政府還要說提供「保護傘」，對他們實在是一種難以接受的諷刺，他們最需要的是一個安定的投資環境，以及可以各顯神通的公平舞台。
（四）大陸政策「活潑化」
在去年第三屆經營者大會中，李總統對大陸經貿政策突然豎起了一座閘門——「戒急用忍」。此一重大宣示立刻又使兩岸關係雪上加霜。經過一年的煞車，即使在政治觀點上一向最支持他的長榮集團負責人張榮發，也公開表示不同意此一政策。
今年十一月十七日第四屆大會中，李總統做了新的宣示：「政府未來要積極推動『大陸政策的活潑化』。」但由於未做進一步說明，次日工商時報的標題是：「總統一句活潑化，各界解讀霧煞煞」。
正如當年甘迺迪總統在冷戰時代所說：我們不要恐懼談判，但絕不可在恐懼中談判。從兩岸的經貿實力與市場規模等總體指標來看，台灣的相對優勢逐年下降，而非逐年上升；因此，台灣宜儘早主動地進行各種談判（包括三通）。江澤民訪美後，台灣的國際外交空間顯然又將遭遇另一波壓縮。
綜上所述，當前台灣最需要的大陸政策不是「活潑化」，而是「合理化」。「合理化」的大陸政策是指：
（１）大陸決策過程中，不前後矛盾，不涉及個人意氣，不做錯誤的評估（如大陸經濟即將崩潰）。
（２）不使守法者吃虧，不使不守法者占便宜。在當前情況下，愈守法的台商，愈不易去大陸顯身手。
（３）把政治範疇以外的兩岸關係釐清，讓政治歸政治、經濟歸經濟。一度被政府鼓勵的南向政策效果如何？台商是否在政府指揮下賺了大錢？一直不被政府鼓勵的西向政策（大陸投資）效果如何？台商是否個個血本無歸？
（五）結論
亞洲金融風暴，從今年七月初泰國開始，已經橫掃到南韓，日本經濟也將進入暴風圈。在這淒風苦雨的時刻，我們要相信：台灣經濟的護身符不是政府的「保護傘」，而是更多的自由化與市場競爭；也不是大陸政策中意義模糊的「活潑化」，而是一清二楚的「合理化」。
當企業家在公平的擂台上，練得了一身好工夫之後，自然就增加了致勝的機會；當台商在大陸掌握了更多的商機之後，台灣的根自然也就更健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