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中的某一天，某叩應電視節目一如往常地邀請特別來賓，針對最近熱門的社會議題進行辯論。瀏覽桌前的名牌，全是知名的賢達之士，只有一個人顯得非常不尋常，因為觀眾看不到她的真面目；她的臉被帽子、布巾與眼鏡密不透風地遮住，彷彿滿場的鎂光燈對她有害。辯論過程中，一名素負聲望的議員忽然指著她說，「你為何不從良？」這時，正是台北市政府廢公娼的做法引起各方爭議的時刻。
妓女為何不從良﹖如何從良﹖從國外的一些研究與經驗來看，政府不再將重點擺在處罰或禁止上，而是如何重建她們的自我與尊嚴。
身體是她最大的財富
一般人以為，妓女走入這個行業，主要原因是缺錢。其實，要將自己的身體與性愛當成生財工具，而個人快樂的來源，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瑞典與美國許多研究報告都指出，蹺家少女下海之前，往往走過一段漫長而掙扎的自我說服過程，徹底改變自己的形象。而一旦貼上娼妓的標籤之後，要甩脫這個身分更是困難。
曾經出版過自傳《回首來時艱難路》(Hard Asphalt)，剖析自己心路歷程的挪威妓女伊答，這樣描述她的第一次﹕「一年一年地過去，賣淫的可能性也離我愈來愈近，它雖仍無法想像，卻已經沒有那麼無法想像.……」
關鍵在於伊答朋友們的影響。她說﹕「畢竟，我最好的朋友都已經在街上賣了，一股聲音在我心中不斷迴盪﹕女人的身體是她最大的財富，這種例子每天都在街上發生。」
在她廝混的圈子裡，普遍瀰漫這種對女性身體的觀念，又缺乏別的女性形象，能為伊答提供另一種示範。
另外，同儕團體也帶來了共同行動的壓力。「屬於」這個團體的一員，意謂著與其中每一個人「相同」，分享共同的快樂、痛苦與祕密。至於角色、人格轉變造成的撕裂與痛苦，伊答可以在朋友身上得到慰藉與紓解。於是，她漸漸將自己的身體與性愛，當成是可以從「自我」中分離出來賣錢的東西。
有時，少女自我形象的轉變，是因為性暴力事件已經摧毀了她的身分認同。年方二十的挪威妓女阿妮塔，是家庭性侵害之下的犧牲者，她的父親不僅經常毆打她的母親，也強暴了她。她說﹕「我敢說，許多女人會變成娼妓，是因為她們已經失去對男人的尊重，就像我跟我爸的關係……。」根據國防醫學院副教授黃淑玲的統計，台灣從娼少女中，六Ｏ﹪有類似經歷﹔中研院社科所伊慶春教授的統計數字則更高，有七一﹪。
在許多妓女的經驗中，只有對自己、對其他女人與男人的尊敬都漸漸崩潰喪失之後，才會考慮把娼妓當做認真的出路。
但是，娼妓依然有保有自我的方法，她們對自尊自重的需求也不容低估。
我的床單有我的味道
根據瑞典社會學家漢娜．奧松的研究，妓女失去了傳統社會定義的貞潔，但她們發明了自己的貞潔。她們以特別的儀式，將那個每人付錢都能享用的身體，與她「真正的自我」區分開來，以保護自己的價值與尊嚴不隨之破碎。而這個「真正的自我」，是不能用任何金錢來衡量的。
愛蓮是個在法國謀生的妓女，她習慣將顧客帶回家做生意。但她每次都小心準備一張嫖客專用的床單舖在床上。「絕不讓他們直接躺到我的床上」，她說，「我的床單是我的財產、我的象徵，是我可以將頭深深埋入的地方，那兒有我的味道。」
愛蓮說，嫖客得到的身體不是她真正的身體，她絕不在未淨身前上床睡覺。
妓女的吻也同樣深具意義。社會一般對「好女孩」的標準，以喉嚨為分界，以上的區域友善開放，以下則是絕對的禁區。妓女的標準卻完全顛倒過來，她們棄貞操如敝屣，卻把吻保留給愛人。法國妓女安娜說，「絕對不接吻，我假裝咳嗽或謊稱感冒，就是不要客人的臉在我眼前晃來晃去，但我可以用嘴跟他們口交。」
妓女的許多禁忌顯示，她們努力地使某些部分無價可售，在那裡就代表了價值、靈魂、真正的自我以及對人世微弱的希望。
空氣中的閒言閒語
美國社會學家凱瑟琳‧巴瑞的研究指出，神女生涯其實充斥難以想像的剝削、羞辱、暴力與無助。她們許多人曾經嘗試改行，卻每樣工作都做不長久，轉業頻繁，最後又回到老本行，主要障礙在於社會的歧視眼光。 「只要同事對我指指點點，我馬上遞出辭呈，」瑞典妓女瑪格麗特道出她的心聲。她曾經找到一份托兒所保姆的工作，雖然每天從早忙碌到晚，工資又十分微薄，她卻驕傲地樂在其中，連社工人員看了都頗為訝異。但是認真幹了三個月後，瑪格麗特又開始重操舊業，因為受不了同事背地裡的閒言冷語。
另一些從良娼妓乾脆坦承自己的過去，以爭取諒解，但這樣的努力也往往白費。挪威妓女依麗莎白就說﹕「就算不再隱瞞過去，我仍然擔憂害怕。我怕犯任何錯，因為人們總是不把它當作任何人都可能犯的錯，而歸咎於娼妓生涯的影響。」
為求維護最後一絲尊嚴，只得繼續留在最無尊嚴的地方，這是許多妓女的弔詭﹔而「為何不從良」的質問，卻正因背後的歧視與缺乏理解，阻礙了娼妓從良的道路。
考慮娼妓尊嚴的政策
事實上，以消費女體做為發洩管道的男性慾望，才是色情工業存在的罪魁禍首。這股男性慾望不斷需要女人把她的身體「當成最大的財富」。
也因此，挪威、瑞典與加拿大在改革娼妓法律時，不再將娼妓視為罪犯。因為法律若將娼妓定位為罪犯，就等於鼓勵社會繼續歧視她們，逼使娼妓「選擇」繼續待在剝削和污辱她們的環境中。
加拿大的娼妓法律改革報告「弗萊澤報告」(Fraser Report) 在結論中建議：「要讓成年娼妓有足夠的責任感與尊嚴，必須積極地將娼妓與從事正當職業的人一般對待……成年娼妓應該能在私人及受尊重的環境中從事她們的職業，允許若干名娼妓在她們自己的家中接客，希望藉此使她們免於暴露在危險的環境中工作。」
加拿大的政策意圖並非允許色情合法化，而是體認到，娼妓問題的成因與後果牽涉到廣泛的社會層面，需要政府動用資源去除男女在社會、經濟與文化上的不平等，也需要長期的再教育過程。光從法律途徑解決，往往只會收到反效果。
此外，瑞典、挪威等國一面在法律上不再處罰娼妓，採用各種社會途徑幫助娼妓轉業﹔一面積極地掃蕩有組織的色情工業，查緝人口販賣。瑞典政府在強力掃黃之餘，不忘成立公共救援系統做為配套措施，這就是一九九七年有名的「瑪莫計畫」(malmproject)。
在該計畫中，政府提撥公共基金，授權社工人員提供有意轉業的妓女各種形式的支援，其具體做法從更換居所、協助就業就學、戒除毒癮、償清舊債、脫離保鏢控制，到提供一筆新生活所需的基金不等。
這項計畫令人印象最深刻之處，在於社工人員透過深入接觸，建立信賴關係，全然尊重娼妓的自我尊嚴。他們往往發現，妓女的生活在許多方面都有嚴重困難，賣淫只是問題之一而已﹔因此，協助也必須以個案處理，並且多方面同時進行。上面提及的那位瑪格麗特，因為習慣日夜顛倒的生活，剛開始時對早起上班感到困難，為此社工人員甚至每天開車送她上班！
這是他們傳單的一部分﹕
你或許會懷疑，我們能提供多少幫助，我們手頭又有多少資源。但你或許也已注意到，昆市街上少了許多妓女的蹤跡，其實這些人當中的一大部分與我們有過密切聯繫。我們用所有可能的方法幫助她們，所以她們以後也不必重操舊業。
我們可提供轉業所需的經濟支援，我們也可以幫助你找房子、找工作和就學，如果你需要心理學家及醫生，我們也有辦法聯繫。另外，我們也幫忙解決稅務及其他法律問題。
有一些女人身邊有保鏢。假如你要與他切斷關係，我們會一直陪著你，如果你願意我們這樣做的話。
我們可以一起來討論妳需要什麼樣的協助。我們不是維護傳統道德的保守派，只幫助那些想要從良的妓女。如果你想要繼續留在這個行業中，又有問題要解決，我們也非常歡迎。
這當然需要花費相當多公共資源，但瑞典政府視其為政府的公共責任，不吝投注經費。其成果十分豐碩﹕在此之前，瑪莫市估計平均每六十三名十七至三十五歲的婦女中，就有一名是妓女﹔全市成年男子與妓女的比率是一四六：一，從娼女子的數目驚人。但瑪莫市到一九八三年結束計畫止，約有七三﹪的娼妓已經轉業。
相較之下，台北市政府的做法呈現了鮮明的對比。
台北奇蹟﹖
民國八十年實施的「社會秩序維護法」，只罰私娼，不罰嫖客。這些公娼轉為私娼之後，面對社維法的處分，是她們每月領取廢娼津貼七千七百五十元的兩倍。這與上述國家娼妓除罪的做法，大相逕庭。
政府也沒有妥善的救援措施。在廢娼前後，整個社工服務網絡都未曾進入公娼的生活圈，更遑論深入瞭解問題，建立信賴關係。社會局唯一一次的接觸，是於廢公娼前夕，社工人員在管區警員的陪同下，召集公娼至永樂市場辦說明會。
目前，在每個星期三公娼至性病防治中心做健康檢查時，會有兩名社工人員到場。但是她們打不進公娼的圈子，而公娼也不會向她們尋求協助，因為雙方之間的關係已經鬧僵了，公娼之間普遍存在對政府的敵意。一名公娼說﹕「說廢就廢，一點緩衝期都不給，我們哪有心情去尋求協助。」
出乎意外地，那位電視上的台灣公娼面對質疑時，並不感到需要抱歉。她的回答透露了對尊嚴的堅持﹕「你身為議員，為何眼睛看上不看下﹖今天我是你的話，我也要當李登輝而不是市議員，我現在當妓女，以後也要當妓女……你今天是來瞭解我們還是嘲笑我們﹖……我今天鼓足勇氣來上節目，我的孩子只會以我為榮，我相信議員你也不會是瞧不起自己母親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