駱武昌，大家都叫他馬各，一個數年前常在台大對面新生南路上買大陸禁書的學運分子，今天已經轉到另一邊羅斯福路上的雙葉書廊，因為「那裡有很多金融的原文書。」馬各在台大時是活躍的學運分子，大三在大論社當社長，帶領遊行抗議時，險些被數名便衣抬走。他現職某英商銀行的外匯操作員(Dealer)。
郭宣宏，文大草山學社成員，民國八十二年「拯救大學法」遊行的組織及發言人，去年經某媒體披露，疑與耿榮水、毛鑄倫、林山田、李永熾等有鮮明台獨色彩的人士並列為調查局重點觀察目標。九個月前離開立法委員王雪峰辦公室，轉職統一企業人事科，「以前專門反對強權惡勢，然而，現在變成資方和勞方討價還價的代言人。」
游建烽，雖然不能算是什麼學生領袖，但在保守家庭和教會(衛理公會)的局限下，仍然每場運動「不缺席」，畢業後曾經「使命感很重」地在立法院和民進黨「奮鬥」他現職安泰人壽台北東區經理。
嘉年華會裡的顛覆分子
曾經有過崇高理想、有過顛覆對象，但孕育於九０年代的台灣學運分子只是一個身分，而不是一項職業。他們當中少的是悲壯的革命英雄，當現實環境沒有實踐理想的空間時，他們是選擇轉換跑道的一群人。
台灣八０年代末到九０年代初的學生運動，以民國七十九年二月那場上萬學生集結的野百合運動達到顛峰，顛峰也意味著即將滑落。到八十一年，學運已明顯處於低潮。台灣學生運動孕育於八０年代初，由於仍處戒嚴時期，多以爭取校內民主為名從事政治的反抗運動，規模也很小。學運的茁壯．是在七十五年解嚴前後和民進黨草創時期，到七十九年的三月學運間。因為執政黨領導人的交替、轉型，社會漸趨民主化，加上在野勢力的務實、合流化，造成了學運由盛轉衰；政治生態的改變，則使得學運、甚至其他社會運動的抗爭議題被執政黨吸收，台灣整個社會力迅速減弱，
由於外在的刺激力和危機感都降低，使得學運老大哥劉一德形容九０年代的學生運動者不夠悲壯；而新一輩的學運參與者、流行書籍作家黃威融也自喻當初的學運好像在參加嘉年華會。解嚴後，台灣社會的低壓氣氛已經隨著校園民主化與在野選票的暴增，而迅速得到紓解，不過這些學運分子仍然在這場嘉年華式的運動中孕育出顛覆、領導的性格，演出與一般運動者不一樣的脈胳。
由於環境的危險性降低和運動的公開化，所以參與的學生異質性較高，學運人不必然是政治人。就像當時廣場決策小組成員中，念中興法商社會系、後來到英國攻讀大氣物理的何東洪，雖然在幾次學運中都擔當領導角色，但卻從來沒有想過要從政。其中一個原因是當時在野勢力開始向主流靠攏，「我大一時就很喜歡非主流、社會性的音樂，從來就沒想過要加人他們那一夥。」目前，他在水晶唱片當文字宣傳。
因為社禁開放而創辦了台大人文報的黃威融，雖然在學生時期也是積極分子，大一就進了重新開張的「大新社」，但他也從來沒有想過要從事政治工作。他形容自己目前是個文字工作者，這半年來便先後出了《旅行就是Shopping》和《Shopping Young》兩本書。對於後來學運規模的萎縮，他認為和社禁開放有關，「什麼火車社、婦女社都成立了，是後來某些政治議題導向的運動搞不起來的原因之一」。
政治動物何嘆「時不我予」
在解嚴初期，中南部的學校還是比較保守。念高雄醫學院、現職台北市立療養院精神科醫師的楊添圍，因為是高醫在「大革會」的代表，一個月要跑台北兩次，是校方的頭痛分子。不過他也沒有想過畢業後要從事政治，因為「當時在野黨都以統獨等意識形態議題為號召，而我則覺得很多社會問題更值得關心。」他現在認為，當精神科醫生更能照顧弱勢族群。
那段時期還是有部分對政治工作滿懷理想、打算有所「實踐」的學運分子。但由於政治大、小環境的改變，使得這些學運分子的政途末如八０年代初的前輩們走得順暢在民進黨草創時期，除了需要大量的人力資源來建構中央及地方黨部外，也因選票一直上升，立委由十多席增到五十多，國代也由九席跳到一百多席，所以像劉一德、李文忠等前期的學運分子，由於有運動背景，大部分畢業後都順理成章進到黨部工作。
不過到了這一批學運分子踏入社會時，在野黨選票上升的幅度已經降緩，黨內幹部的位置也已「卡」得差不多。按劉一德分析，「我們那個時期，各校學生串連起來不會超過一百人，和黨外關係也較密切，所以後來從政的有七、八成，但到後期一動員就數千，位置也所剩不多。」
而且在這個協商時代，即使是民進黨內的「卡位」戰都講究派系協調，在位置所剩不多時，有沒有派系背景尤其重要。
郭宣宏在他的個人檔案中，珍藏了在民國八十二年參加「拯救大學法」遊行中接受媒體訪問的剪報，以及新新聞披露他被調查局列為重點觀察對象的報導，但自評天生為政治動物的他，仍有「時不我予」之嘆。
畢業後，他在福利國辦公室和王雪峰辦公室工作，卻因看到派系權謀運作，以及由於政黨協商使得個人意見無法堅守，而離開了政治圈。
他承認對政治的興趣並沒有因為到統一任職而減弱，只是「沒有派系做後盾，這條路是很難走的。」
台大政治系的駱武昌離開政治工作，除了「不想將來一個家庭有兩個人搞政治外」，和沒有鮮明的派系色彩也有關係。駱武昌的女朋友、相交十年的國代鄭麗文認為，駱武昌雖然離開，「不過以後如果有較好的位置，他也可能再回政治圈的。」
他們體內還是流著革命的血
有了位置或政治資源，當時的學運領袖行事風格可能也與當年大異其趣了。羅文嘉被公認是目前從政最有成就的新一輩學運分子。他退伍後便在陳水扁辦公室當國會助理，也跟著陳水扁進入台北市政府當新聞處長，成為最年輕的政務官。
但有不少同輩的學運分子質疑羅文嘉：「在台北市的政策，我看不到他有堅持在學運時代為弱勢族群抗爭的性格。」楊添圍認為，台北市政府最近在十四、十五號公園逼遷行動和廢公娼上，都是壓迫弱勢族群的舉措。
羅文嘉自己也承認在某些做事方法上是有所調整了，「人的價值觀很可能因為經驗和視野不同而有所改變，不過我體內還是流著革命的血液。」
而曾經當過三月學運廣場總指揮、中原大學的翁章梁，由於有美系背景，加上草根式的演講才華，政途還算順暢，還計畫參選下下屆的立委選舉。不過他說自己大學的理想是從事一輩子的社運工作，「目前走的路好像和當初理想愈離愈遠了。」他認為，台灣目前社運的空間非常窄，「有時候我會向他們捐些小款，算是贖罪券吧。」
那是一個缺乏迫切性和危機感的運動年代，所以這些學運分子並沒有在那場嘉年華式的學運中，培養出堅持理想的毅力和韌性；當理想受到現實環境衝擊時，他們並不準備做個隨時被抓被關的悲壯英雄，通常就選擇了別的行業。劉一德說老一輩的學運分子可以在黨部做了幾年黨工才出來參選，「新一代的學運分子比較沒有耐性。」
某媒體工作者舉他的同學兼同事為例，「他在學生時期是校內的積極分子，立志要當記者，但跑了兩、三年政治線後，看到部分即使是掛著意識形態理想旗號的政治人物，私下還是在搞國民黨那一套，他沒辦法面對自已和那些政治人物在相互扭曲。」劉一德的太太、曾經是輔大大論杜社長的郭照燕，畢業後也當過記者，看到勞基法實施後許多勞工仍受到不平等待遇，便去跑比較冷門的勞工線，「跑到最後，資方太強勢，連報社記者帶頭搞勞工運動的都被辭掉，頁的很無力。」
他們兩個原本對記者工作都很有憧憬，但是當面對某些憑個人之力或是在短時間內無法改變的社會惡質時，並不想「換線跑跑看」，而是分別去當企畫主任和老師了。
從非我不可，到不差我一個
而部分轉行的學運分子，更容易轉換跑道的理由是；不差我一個。在學校這種同質性高的環境裡，他們都享受過領導決策的滋味，但一步入現實社會，學運分子也是新鮮人，理想性和影響力自然會受到挑戰，他們往往會說「已經不是非我不可」，然後轉業了。
就像投身保險業已經五年的游建烽，畢業後第一份工作也是在民進黨中央的政策中心和外交部做策略研究工作。「剛進去的時候使命感很強，在外交部推動加入聯合國的案子，但後來慢慢黨的政策變了，政策研究工作變成事務性的工作，外交研究員成了外交科員，再沒有使命感可言，也沒有非我不可了。」他說後來黨部的資源取得也改善，很多年輕人都願意投入，所以不差他一個。
同是文大草山學會，郭宣宏的學長兼室友高銘聰就說，「學運分子由於受過運動的薰陶，往往自許在團體裡要出眾，有些當國會助理的朋友，就常抱怨委員策略有誤，或是自己的意見沒有被採納。」
而從何東洪身上，也可隱若看到這一時期學運分子或多或少的通性，他的碩士論文是《從Gramsci理論看台灣國家歷史轉變》，到博士論文時，他關心的議題已經轉到(台灣流行音樂的經濟組織)，其實這也沒什麼奇怪，有趣的是，他也說；「反正大家都在寫，也不差我一個。」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都在哪裡
而某位自稱學運外圍分子的工運中堅人物則打趣道：「如果當年我是積極的學運領袖的話，可能也不一定能在這裡熬那麼久。」他在該工運團體四年多，認為學運領袖如果未能在社會調適過來，很大原因是他們曾經在短促時間內冒起，並且擁有過。
本來學運分子離開學校，進到會後，就沒有義務再扮演為社會理想去奮鬥的角色，因為每個人都要回歸到現實生活的需要。三月學運廣場糾察隊長、現任電信工會秘書的邱毓斌就比較樂觀，「學運分子即使離開政治或原本相關的理想性工作，也會在社會各個領域上持續抗爭的性格。」
也許邱毓斌的看法部分是對的，譬如統一的郭宣宏，雖然在那豪華偌大、員工個個悠然自得的人事科「混得還不錯」，不過他對企業內某些福利和加薪制度仍非常不滿。有同事說，「即使我們公司比較保守，但他還是會用一些特別方法將不滿表達出來。」郭照燕，從她在校務會議上的發言頻率，和教小學生大聲把蔣總統改喊「蔣中正」的行為，也可看出她那不平則鳴、反抗強權的學運分子性格。水晶唱片的何東洪，則說要用音樂來挑戰主流價值，「我們要用音樂來奏出主流以外的聲音，讓聽眾有更多采多姿的選擇。」
除了在目前的工作上某些叛逆行為外，儘管這些革命理想和他們現在的工作沒什麼關係，這些學運分子還是有意無意地流露「革命尚未成功」的嘆語。楊添圍就認為，台灣醫療制度的自由競爭心場應該改變，「不要學美國那樣利益導向。」他認為最好有一個類似社會民主黨的勢力出現，「不過這些不是醫生可以做的，我們只能被動地去支持。」
而當了電腦技術編輯的高銘聰也說，唯一可能令他再參與運動的是「有一群同志同時出來搞」，駱武昌更認為西班牙某鄉鎮所行的「生產民主制」應該滿適合台灣的，雖然這個理想和他現在的工作無關。至於仍然留在社運領域台灣勞上陣線的郭國文和邱毓賦，也希望台灣能夠發展出一股類似社會民主黨的左傾勢力。
這些學運分子現在才不過三十出頭 ，要論斷他們以後能否實踐理想還太早，只是有些在等待時機，有些卻在創造時機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