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近七點，台北車站周邊的馬路人車喧湧，擠滿了下班、轉車的人潮。附近南陽街的一棟大樓裡，像教堂一樣排滿了長條桌椅，密密地坐滿了人。一個看似上班族模樣的男士匆忙地趕了進來，發現自己的座位被人占了，客氣地請對方讓位。「匡啷匡啷」，一整排人東挪西移全都起了身站到小小的走道上，讓那個誤坐別人位子的人出去，然後再等原來位子的主人坐進去。一陣騷動過後，兩、三百人的室內又恢復了安靜。
這，不是電影院，也不是演講廳，而是一家研究所補習班。
在南陽街這條著名的「補習街」過去群聚著許多升大學的補習班，曾是許多大學聯考失意的學子希望「東山再起」的寄託。但是隨著大學聯考的錄取率節節高升，今年更高達六０%以上，大學學歷已經不再稀有的情況下，愈來愈多人開始擠向研究所的窄門，各種研究所補習班也就應運而生。
根據教育部的統計，七十五學年度到八十五年學年度，全國碩士班從三百所增加到七０二所，十年之間增加了四０二所；同時，碩士班學生人數也從一萬一千餘人增加到三萬五千人左右，增加的人數足足三倍有餘。
念研究所的意義何在？
雖然近年來，教育部一再希望能破除「文憑主義」的迷思，而每逢學校畢業季節，不論是失業率的數字統計抑或是輿論，都在討論著「高學歷高失業率」的時代是否已然到來。但是一位教育部官員私底下坦承，即使如此卻還是有「景氣愈差，愈多人考研究所」的怪現象存在。
他認為，雖然研究所被視為培養國家高級研究人才，並不是以普遍性為目的；但是當大學教育成為一種「普遍」教育之後，學生在考慮出路問題時，碩士文憑被視做能在工作職場上「高人一等」的希望。更由於目前國人的家庭所得提高，學生在大學畢業之後，不必立刻進人職場負擔家計，因此繼續念研究所的比例也會增加。
另一個原因則可能是，學生當初進大學時，其實並不瞭解整個社會的發展趨勢以及個人的興趣所在，懵懵懂懂地念了某個科系之後才發現志不在此。比較「先知先覺」的，在大學時代就趁早轉了系；否則，只好大學畢業之後，再藉著考研究所轉換跑道。
只要考試的人多，補習班就應運而生，「補習文化」向來是台灣的特色之一。在台灣，補習班扮演的往往不僅是「補救教育」的功能，它更大的功用一向是在「應付考試、預測考題」上，考研究所也不例外。
補習教育協會理事長張浩然表示，台灣即使是研究所，選才標準還是以筆試為主，而幾乎每個研究所的筆試科目當中，都必須加考「專業科目」，這對非本科系畢業的學生而言，無形中已經建立一道門檻。再加上大學的課程並沒有一定的範圍或是統一的教材，即使是同一門學科，不同學校著重的重點可能完全不一樣，想要靠自修考進非本科系研究所，更是難上加難。
研究所補習班強調的，並不是在課堂上教授深奧詳盡的學理，而是它能夠蒐集歷年來各大學各研究所的「考古題」，分析甚至預測各校的出題方向。
在研究所補習班教課的老師，有些還是研究所的在學生，他們自己經歷過不同學校的研究所人學考試，甚至也補過習，因此可以用過來人的身分分析各校考題，補習班也會代為蒐集整理每年各研究所的人學試題，形成「考古題庫」。另一方面，這些補習班老師的在學身分，也幫助他們能夠掌握到所裡面不同老師的研究重點，在「預測考題」上也有幫助。因此研究所補習班的優勢在於，對於考題(而非知識)的掌握上，能夠「鑑往知來」。
補習班的業績可信嗎？
教育部每年公布的研究所錄取率，有些只有個位數；但是一個「口碑」好的研究所補習班，即使是熱門科系的升學率也有可能高達九成以上，這種「奇蹟」讓一些即使要報考本科系研究所的學生也趨之若騖。所以研究所補習班開課是要劃位的，一個蘿蔔一個坑，熱門的課程甚至一班有三百人報名。
經濟系畢業的劉宇其，大四開始補習，考上了經濟所。他表示，因為大四的課少、心情很容易就閒散下來，去補習的好處是可以看到 －－「哇！有這麼多人要跟我競爭」，讓自己有點心理壓力，而且可以逼著自己按照進度準備考試，「就好像又回到考聯考的高中時代。」
至於是否真的讓他對經濟學有更深入的認識，劉宇其倒不這麼認為，「從小到大的補習班都是一樣，老師上課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在講笑話，好不容易講正課還可能講錯，反正下面一堆外系學生也聽不出來。」他後來也不去上課，和幾個補習班同學組了個讀書會一起溫習，「我們六個都考上國立大學啦，補習班把我們都算是他們的「業績」，說是他們教得好。是這樣嗎？不見得吧！」
陳玲(化名)大學念的是社會系，在修社會心理學的時候，覺得心理學很有趣，想改念心理研究所。大四開始補習，重考一年終於如願考上。今年過完暑假要升研二的她，卻開始在是否要休學的邊緣徘徊。她苦笑道：「在短時
間內，用提綱挈領的方式跨入一門截然不同的知識領域，考試的時候也許看不出差別，但是真正做實驗、寫報告，就真的覺得自己太匆促了。」在補習班，老師把資料都整理蒐集好，只要照著讀就好；可是研究所要求研究生必須自己具備蒐集判讀資料的能力，這對非科班出身的她來說，「壓力實在太大」。
正規教育出了什麼錯？
名列錄取率最低的前十名研究所之一的某國立大學研究所所長指出，該所每年錄取的學生至少有一半以上是上過補習班的。雖然他認為，補習班「用支離破碎的方式去傳授學術，用取巧的方式去研究「題型」而非理論，」但他也同意，補習班出來的學生在入學之後的表現，並不會因此而缺乏研究的能力，甚至一些非本科系的學生還可以激發出指導教授不同的想法，「不過我心裡面還是不太喜歡學生透過補習來考上研究所。」
但是，這位不願具名以免被指責對補習班學生有「偏見」的老師也承認，歸根究底是研究所本身在出題方向或選才方式有漏洞，才會讓補習班「有機可乘」。有些老師在出題時不夠用心，拿在研討會發表的論文或是自己書上的問題做為研究所考題，自然很容易被補習班抓到出題的趨勢。
雖然研究所的部分名額已經開放用甄試方式，教育部目前也在討論是否開放申請甄試的資格不限應屆的大學畢業生，但是誠如張浩然所言，只要有考試存在的一天，補習班就有生存的空間。對台灣社會而言，目前唯一可以信賴、有公正性的也唯有考試制度，「只要大家最在意的「公平性」維持住，縱使考試會造成遺珠之憾，它依然會存在，研究所也不例外。」
曾有一位學生忿忿不平地在電子布告欄(BBS)上表示，如果考試可以決定一切，乾脆開放高中國中國小都可以考研究所，只要考得上統統可以念研究所，「到時候台灣最好的大學就是補習班。」
從目前補習班針對研究所開設的課程來看，補習班頁的快成為「另類的綜合大學」了，無論是當下最熱門的電機、法律、企管，或看似冷門的哲學、藝術、人類學，應有盡有。
在研究所補習班教了三年的溫怡玲指出，補習界和台灣教育制度的互動當中，目前還沒有補習班出現對應的可能只剩博士班了；但是照這種發展趨勢，未來若出現升博士補習班也不無可能。
張浩然也同意這樣的預測，而他的解釋在無形中卻似乎是對台灣教育制度的另一種警語：「當一個國家補習教育愈昌盛，事實上代表著這個國家的正規教育，在某種程度上出了問題。」在高呼教育改革的今天，與其指責台灣的補習班文化竟然向上延伸到研究所，倒不如去深思研究所補習班的興盛背後，所反映出的台灣教育現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