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七十六年解嚴至今，歷經十個寒暑，從民間活力的蓬勃復甦到憲政制度的重新調整，台灣民主化的腳步未曾稍歇。
所有的民眾或透過親身參與，或在不同社會化管道的影響下，都不同程度地經驗了此一過程中，反對勢力的成長茁壯、民意機關代議性質的恢復、集會結社自由的重獲保障、社會運動的風起雲湧以及競爭激烈的媒體熱潮等快速社會變遷。
十年變遷的軌跡，記錄了台灣的民主化，也是中外學術單位研究台灣時一個重要的觀察時點。然而，初嘗民主滋味的台灣，政治改革的工程雖然灣的民主發展，政治文化是否隨著轉型歷程而逐漸提升至有利於民主運作的「公民文化」階段，自是不可忽略今人喝采，多元發展的社會固然今人雀躍，但根植於社會文化的傳統價值和觀念，是否也隨著民主化的腳步適時調整，則不禁令人好奇。因為和歐美民主國家相較，台灣的民主化在時間上可說是「壓縮」過的，而偏偏民主觀念與態度的建立卻是需要長久時間沈澱，才能趨於成熟。
制度的改革畢竟容易，但那不是維繫民主運作的充分條件，唯有深入一般民眾生活與文化的民主價值，民主政治的發展才可長可久。因此觀察台的因素。
政治學者阿蒙(Gabriel Almond)按政治成員對公共事物的態度，將政治文化區分成「原始型」、「臣屬型」及「參與型」三種類型，其中以「參與型」最符合民主政治運作的內涵。它的特色表現在民意需求多元化、政治繼承制度化、強調法治精神、容忍異己等面向。
在矛盾中學習
回顧台灣從威權到民主的發展，「家族式」的政治繼承已經不再，反對意見的言論禁令已然解除，參與政治的管道更加多元，從這些條件看來，台灣應可被歸類在所謂的「參與型」政治文化中，但若以一些事例來看，卻又會發現傳統威權觀念與現代民主思潮在發展過程中交錯出現的矛盾身影，例如「當選先賄選」的買票文化、「靠關係，走後門」的裙帶格局、「XXX的位子還不是我「給」的」和「法院也是執政黨的」家天下心態、以及選舉時「統統抓起來」的極度挑釁和「反修憲就是反改革歷史罪人」的不容忍等反民主現象。
不過就整體來說，台灣在學習與適應民主文化的能力上，還是令人覺得充滿希望。從中央研究院在民國七十三年開始有計畫地進行台灣杜會變遷的調查結果來看，這份調查記錄著台灣十多年來轉變與成長的痕跡(見表)，如果說解嚴十年，台灣的民主化稍有成就，下列的這些數據便是台灣民主轉型之所以被譽為「寧靜革命」的最佳見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