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三年，日本四三%的人口住在農村；今天，這項比例降至九%。表示全國一億兩千萬的人口中，有三分之一已從鄉村搬到都市。在這段期間，日本二十歲男性的平均身高從五呎增加到五呎七吋；小家庭也取代了舊式的大家庭。
東京給人的第一印象是一個先進的都市，充滿多樣而各具特色的小社區。其實東京最大的特點是它淺薄的根基。在東京居住兩代以上的人寥寥無幾。東京大部份的節慶不過是當地商人刻意設計出來的促銷手法。
電視反應戰後日本
京都大學的鶴見(Shunsuke Tsurumi)教授出版了一本「日本戰後文化史(A Cultural History of Postwae Japan)」，從通俗文化－－流行歌曲、電視節目、漫畫和電影來描述日本戰後的歷史。這是一個豐富但少有人觸及的層面。雖然這本書只是集結了一系列的演講，只能提供片斷的知識，但它仍指出了一段有趣的空白－－自一九三０年柳田國男出版「日本現代史－－時代改變的朕兆」之後即後繼無人，對戰後日本的研究十分缺乏。
禮貌不過是形式
日本的電視幾乎可以代表戰後的日本。數年來，國營電台NHK每週日都播出「大河劇」。這個連續劇以社會重大的改變和移民間題為主題，例如離鄉背井的痛苦滋味及日後的工作壓力、夫妻情感糾紛等等。每天早晨播出的連續劇「阿信」甚至比大河劇更受歡迎。阿信敘述一個女人的命運，吸引了五千八百萬觀眾。
通俗文化有其重要性，因為它透露了與傳統智慧截然不同的事物。在西方人眼中，日本是一個注重服從，人人都是工作狂的地方；大家不顧一切地追求自我改進與成功。
但事實上日本一般的工人與社會中的失敗者皆沉浸在漫畫書與通俗電影中。工廠中的工人絕對是工作認真，全力奉獻。但白領的工作與服務業不斷增加，搶走了工廠的工作。白領階級中不乏早出晚歸者，但他們通常不是出於奉獻的精神，
而是因為同濟的壓力或是為了賺取加班費。這批廣大的薪水階級對酒精比對工作還狂熱。
日本最令外人羨慕的特質之一是它團結而具強烈共識的社會。有關這點，通俗文化再次表現出矛盾的現象，因為它經常以對立和權力鬥爭為主題。在任何共識形成之前，總是有分歧的意見。由於權力鬥爭都是在私下進行，因此不容易看出來，但它的確存在。日本人甚至不像看起來那麼有禮。鞠躬與問候語不過是一種形式，背後卻隱藏著粗暴與殘酷。
示威團體力量大
示威團體力量強大。他們曾長期奮鬥以揭發水保市汞汙染帶來的禍害，並要求賠償；當初興建成田機場時，他們極力反對，現在機場要擴充，他們也抗議；去年他們對抗美國在日本建立軍用房舍，今年又反對課徵營業稅。研究了這一連串的爭鬥之後，波士頓大學的優斐姆(Frank Uphaam)寫了一本書「日本戰後的法律與社會變動(Law and Social Changes in Postwar Japan)」；對傳統觀念提出質疑。一般傳統上認為法律在日本社會沒有地位，因為日本人具備共識，不需要法律來解決衝突。
仍於必要時沿用法律
當然，法律是日本人解決問題的最後一個辦法。但法律和人們對它的顧忌卻能發揮很大的力量。所有示威團體在他們的抗議行動中都使用了法律。即使是五０年代以來十分普遍的終身雇用制，也不純然是一個文化產品。它之所以產生，一方面也是因為日本的勞工法十分嚴苛，雇主根本不可能炒員工的魷魚。
法律與衝突甚至擴及工業及強不可撼的通產省。通產省在西方人看來，就像是操縱日本的一隻萬能的手。但正如優斐姆在書中指出的，必要的時候，通產省仍會出面仲裁並鼓勵沿用法律處理問題。
為什麼日本有那麼多虛虛實實，令人迷惑的神話？部份原因是日本人刻意製造的結果，一方面為了自己，一方面也為別人。這些神話當中最糟的一個是，日本人具有一種獨特的自卑與自衛心理。戴爾(Peter Dale)在「日本無雙的迷思(The Myth of Japanese Uniqueness)」一書中指出，這種複雜的心理主要是衝著西方文化而來，但有時也對抗日本自己的母國文化－－中國文化。
正是因為這種心理在作祟，日本考古學家有意無意地忽視了一些歷史遺跡代表的意義，例如由墳墓可看出，日本皇族可能與朝鮮有親戚關係。這個情結也使日本人努力要忘掉，他們的體壇英雄皆來自國外，例如最受喜愛的棒球選手王貞治是台灣人，而日本戰後最有名的相撲選手大鵬具有一半的俄國血統。日本人也不相信有任何一個外國人能瞭解日本語言或文化。
孤立的民族主義
或許，日本人處在種種變動之中，這個神話提供了一個令他們感覺舒適的認同感。中曾根康弘之所以能獲得人民空前的歡迎，主要是因為他擁有自尊的迷人領袖特質，而他的性格也散發出濃厚的民族主義色彩。然而，這種現象也有它令人憂慮的一面－－一種孤立的民族主義在日本正逐日高漲。鶴見教授指出，這種現象從英文流利的日本人身上看不出來，因為英文是日本人與世界打交道的門面；要探討神話背後的實情；必須從地方上沉默的大眾和他們拙劣的言詞著手。簡而言之，必須從通俗文化著手。而且，真實的情況實在令人憂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