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共產黨打敗國民黨，「解放」了中國大陸。於是四九年在大陸就成了歷史的分水嶺；四九年以前叫「解放前」，四九年以後叫「解放後」。
「解放」本來意指掙脫柳鎖、束縛，獲得自由、快樂，是多麼美好的字眼！但事實上，「解放」給大陸同胞帶來的是清算鬥爭、土革勞改；是大躍進、人民公社，餓死三千多萬人；是文化大革命，道德被徹底摧毀，人性被嚴重扭曲；而人民一窮二白，官員的貪污腐化比國民黨政府嚴重得多。中共建國將近五十年了，除了鄧小平倡導的這十年改革開放情況較好之外，對十億中國人民來說，「解放」與「災難」有什麼區別？空頭字眼並不能帶給他們任何幸福。
同是中國人，兩岸在歷史的分類上有其神似之處。台灣以民國七十七年(一九八八年)蔣經國過世為界限，在此以前，兩位蔣總統統治，有人稱為「威權時代」；以後，由李登輝總統主政，稱為「民主時代」。「威權」和「民主」詞意淺顯，且大家有約定俗成的認定，無待多加解釋。可是這十年來體驗我們的政治生活，當局有些事的做法，竟然比「威權時代」霸道得多、嚴峻得多。換言之，說今天「民主」，似乎有點溢美；說過去「威權」，好像有些冤枉。
哪個時代較「威權」？
陽明山修憲，剛轟轟烈烈地結束，就拿修憲來說好了。憲法是國家基本大法，為求政治穩定，憲法不宜輕言修改。我國憲法於民國三十六年一月一日公布，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施行。民國三十七年四月制訂「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同年五月十日公布施行。在兩位蔣總統時代，臨時條款於民國四十九年、五十五年二月和三月以及六十一年，各修正一次。也就是說，從民國三十六年行憲到民國七十七年蔣經國過世，兩位蔣總統在行憲後前後執政四十年，修改憲法臨時條款四次，平均十年修改一次。但李登輝總統繼任以來，民國八十年首度修憲，訂「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後於八十一年、八十三年和八十六年各修憲一次。十年四度修憲，平均每兩年半修一次，頻率是兩位蔣總統的四倍。
或曰，憲法若不能適應國家所處的環境就應修改，這與「威權」或「民主」無涉。這話當然有理，可是就以這次修憲而論，輿論多指責為量身擴權、毀憲分贓，民意調查的結果也反對者多，更有一千位教授學者連名指這次修憲為「憲政政變」、「連袁世凱都不如」，斥為「無恥」，難道這些人都錯了？
國民黨既自詡為民主政黨，那麼重大政策的決定，總應通過黨內的民主程序才是。但這回修憲，竟是由少數指定的人出席體制外的國發會，奉國發會協調所得的決議為最高指導原則；既不容黨員討論，也末經黨組織通過。過去二蔣雖然「威權」，也不敢這麼做的。
黨籍國大代表如果不是「言必稱國發會」，對修憲的內容有意見，則立即以黨律伺候，或停止黨權或開除黨籍，務期確立領導人的威權，貫徹領導人的意志。這就叫人想起老蔣總統時代的一件事；國民黨籍的監察委員陶百川等人，彈劾同黨的行政院長俞鴻鈞，這是當時不得了的政潮，蔣總統也極表「震怒」，但最後仍是俞鴻鈞去職，而陶百川現在九十多歲了，仍是國民黨黨員。那個「威權統治」的時代，領導者倒是還尊重政治體制，有容人的雅量呢！
經歷「白色恐怖」時代的人，現在回想起來仍心有餘悸。它的可怕是在於你看不見摸不著，可是又確知它的存在，所以人人自危。而且，當局若以「白色恐怖」手段整人，就不怕找不到罪名。今天雖號稱「民主時代」，「白色恐怖」卻「歷史重演」。就以電話監聽來說，鋪天蓋地而來，幾乎是公然為之。每有政爭，不管你是多大的官，多高的地位，照樣監而聽之。這次修憲，為了使不聽話的國代就範，除了監聽，還有跟蹤，進而查案底、查帳，要脅其家人。當陽明山上的代表接到家中子女的電話哭訴說：「爸爸，你要是還不下山，家裡就要死人了！」此情此勢，誰還敢不投降？這樣的做法，較之從前，究竟誰更「威權」？一位讀者投書報紙說，一九九七的台灣，彷彿回到了喬治．歐威爾的《一九八四》了。
從前國會三機構的老代表，因為失去了大陸的選區，無法改選，自然不能充分代表民意，被在野人士譏為「代表黨意」，是「表決機器」，千方百計要把這些「老賊」打倒。現在「老賊」是去了，但新人又如何？照樣是代表黨意。少數有自己的意見的人，也受到威脅利誘，最後與其他人一樣，隨著黨意舉手，同樣成了「表決機器」。
「威權時代」去了十年，「民主時代」來了十年，有些事，好像沒有多大區別。這樣說，這樣「為「威權時代」喊冤」，恐怕有「反動」的嫌疑，會被貼上標籤，問你是何用意；其實什麼用意也沒有，只是覺得，既然時光不能倒流，無法回到從前，而民主政治又是時代的大趨勢，那就希望台灣走得快一點，盡早走出過去「威權」的陰影，邁入「民主」的新境。阿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