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場混戰的規模若非絕後，也屬本年度的修憲大戲雖然已經落幕，但是從中央到地方、從執政黨到在野黨，各方領袖卻幾乎都是遍體鱗傷，因為各種利益糾葛而衍生出的各種唇槍舌劍，沒有人能倖免。
總統府、行政院、國民黨中央黨部聯合起來對付台灣省政府，省府也不甘示弱地反擊。民進黨中央一面和國民黨中央協商修憲，一度也將砲口指向行政院。
隆隆砲聲中，代表行政院的新聞局長李大維，代表省府的新聞處長黃義交，代表國民黨的文工會主任蔡璧煌，以及代表民進黨的文宣部主任陳文茜，「三王一后」的堅強卡司陣容當堂登場，四人各為其主，成為相互攻訐的主力戰將。綿密交織的砲火，蔓延在過去半年的新聞報導中。
「首長自己不願意做壞人、說壞話，因而凸顯出發言人的必要性，」陳文茜一針見血地指出發言人戰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關鍵原因。
四位發言人不約而同地都強調，無論自己發言的內容有多「麻辣」，都「相當程度」地反映首長的基本態度。甚至還有一位發言人指出，首長私底下的情緒性言詞往往比發言人公開講的還要更火爆，發言人還得事後予以修飾。
察言觀色全為配合
因此，發言人如何適當地反映首長的態度，是很大的學問。如果光是真實闡述首長談話，其實播放錄音帶即可。問題在於，首長的話不是含糊不清，就是過於露骨，必須經過解讀及修飾。
發言人之用大矣！「戰時」，他們是長官攻城掠地的「重砲手」；平時，他們是首長的「化妝師」、「傳真機」，甚至「分身」。要扮演好這些角色，首長的充分信賴，以及發言人懂得「察言觀色」，是先決條件。
例如，六月十七日宋楚瑜在省政總質詢中先後表示；「全世界沒有有過由內閣總理帶著部會首長到地方研究解決問題的處理方式。」以及「地方問題不是中央砸下錢就可以立刻解決，需要的是誠意和專業。」
六月十九日，在行政院院會後的記者會上，李大維表示：「中央與地方各有所司，行政倫理至為重要，希望所有政府同仁都要嚴守分際，尊重制度。」
隔天連戰到雲林視察地方建設。到了斗六，連戰馬上問市長，中央一年前允諾補助某座橋的經費撥下來了沒有。得到肯定的答覆之後，連戰馬上對隨行的官員、記者表示：「中央本來就應該多到地方來看看。」
中國時報主跑行政院新聞的資深記者李建榮指出，連戰和李大維必然有事先討論過相關事宜，否則不會「配合」得那麼好。
李大維也承認，他的發言曾事先請示過連戰；但是他強調其發言內容只是在陳述一個事實，儘管時機有些敏感。
李大維進一步指出，每當他有事情請示連戰的時候，看見連戰眠著嘴、眨眨眼睛，然後問「成熟了嗎？」他就知道此時應該將事情講得更清楚。最後連戰往往會補上一句「注意穩妥」，李大維就知道事情該怎麼辦了。
例如，連戰接受亞洲週刊專訪，表示不排除參選下屆總統的消息傳開來之後，李大維自己就跑去請示連戰應否予以澄清，連戰只說了一句「把話講清楚」。李大維後來就提出民意所趨、國家需要、政黨支持等三項條件。李大維表示，連戰只說了一句話，三項條件是他自己綜合判斷後歸納出的結果。
心領神會全靠默契
至於宋楚瑜和黃義交這對「雙人組」的默契，更是不在話下。
五月十四日，宋楚瑜首度重返中常會的記者會上，宋楚瑜一邊在台上發言，黃義交一邊在台下發新聞稿。有記者打趣地「考」黃義交，等會兒省長會講些什麼。黃義交馬上背出台南赤崁樓上的十六字箴言；「爾俸爾祿，民脂民膏；下民可欺，上天難逃。」隨後宋楚瑜果然也講了同樣的話。由此可見，宋楚瑜視黃義交為核心幕僚之一，兩人確實曾談過要講什麼內容。
甚至，宋楚瑜講話喜歡引經據典，不是「正氣歌」，就是「出師表」黃義交的古典文學造諧似乎也不低，一席引自紅樓夢「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的談話，還把最近已經很少「出招」的總統府秘書室主任蘇志誠給逼得「重出江湖」，向各大媒體說明立場。
發言人揮灑的空間，與長官授權的程度有關。不過，授權程度的大小，不可能講得很白，必須靠發言人自己「心領神會」。
蔡璧煌回憶，有一回他與國民黨主席李登輝搭機南下。李登輝誇獎他發言人職位幹得不錯，他回答說：「因為主席都有授權給我，所以我才可以言所當言。」
李登輝接著說：「對啊，我以前也有授權給那些人啊，只是他們自己都不敢講。」
無路可退，挺身而出
其實，任何發言人都有其固定職權，能發揮到何種程度，與其說上級授權多寡，不如說個人對於上級授權多寡的認知程度。
李大維和他的前任蘇起相比，也是很明顯的例子。聯合報政治組召集人黃鴻鈞指出，李大維幫連戰設計了很多與媒體和民眾互動的機會，這些，蘇起當時也有想到，只不過還沒到連戰那邊，在中途就被腰斬。
李大維則是，有什麼覺得還不錯的點子，就直接向連戰報告。縱然連戰身旁的人仍有意見，李大維也會表示，院長都同意了，我們應該趕緊動手去做。
針對這種「親疏有別」的現象，外界習慣用首長與發言人過去的淵源當作解釋。例如，蔡璧煌以往是立法院國民黨次級團體「集思會」的一員，曾經「護主有功」；或是李大維就讀於台大政治系時是連戰的學生，又在連戰當外交部長時擔任過機要祕書。
但是，同樣的解釋很難應用在宋楚瑜和黃義交身上。後者在十二年前進入新聞局從基層幹起時，前者已經是新聞局長，兩人並無直接從屬關係。而且宋楚瑜一年後就被調去當國民黨文工會主任，後來的十年兩人在職務上毫無交集可言。
李建榮認為，現在宋楚瑜把黃義交拉得離自己這麼近，除了和宋楚瑜個人的用人風格有關之外，很難提出別的解釋。
中時晚報副總主筆兼黨政組組長唐湘龍表示，過去的關係或者有些作用，但非絕對；因為每個官場中人都會跟隨過很多長官，不見得誰跟誰一定就是交情匪淺。
唐湘龍認為，首長與發言人會形成「生命共同體」，往往是被某種政治局勢的壓力所逼；例如李大維在連戰聲望跌落谷底時出任新聞局長，或是黃義交在宋楚瑜承受凍省壓力時挺身而出。陳文茜在民進黨主席許信良因肯定李登輝推動修憲「率真有力」，而被黨內外「圍剿」的時候，也是跳出來幫他澄清。
黃義交也直言：「局勢風起雲湧、無路可退，只有挺身而出。」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李大維不願正面回答關係是否有助於工作推展，而是用中國古諺來下注腳。
除了「危機處理專家」的角色之外，發言人最普遍的角色就是「化妝師」。有意思的是，四位發言人都否認自己在扮演「化妝師」的角色。
李大維說他要把連戰的「其實面貌」展現給社會大眾；黃義交說宋楚瑜早已具備良好的從政特質，所以他只需要將其真實反映出來，當一台「傳真機」；蔡璧煌認為國民黨無須化妝，也不必包裝，只要傳達其改革理念即可；陳文茜講得更妙；「像許信良這樣的人，別人很難幫他化妝吧？」
「忠狗」與「忠貓」
儘管如此，運作的痕跡依然斑斑可見。
黃鴻鈞回憶，連戰在端午節到淡水巡視保七。出發前，隨行記者跟李大維建議，這種行程一點新聞性都沒有；既然李總統就職周年時曾經搭過捷運，等會兒連戰也可以搭乘捷運回台北。
官員、記者一群人浩浩蕩蕩地前往淡水，李大維與連戰坐同一部車。到達目的地之後，李大維馬上宣布連戰將搭捷運回台北，並且交代警官隊去買票。
即使像陳文茜，在她眼中絕大多數發言人都是「一０一忠狗」，而她自己是「一０一忠貓」，擁有高度自主性；她也直言，發言人「不是要講老闆想講的話，而是要讓民眾相信老闆所講的話。」為此，她不但是電視和廣播節目主持人，同時也參加各種辯論，舌戰享「雄」，宣揚民進黨轉型的理念。
講不講，學問大
所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新聞記者有時基於工作需要，會向發言人提出一些有助於改善首長形象的構想。發言人和首長聯合面對記者時，發言人是「化妝師」；但是發言人和記者之間，同時也存在著某種競爭的關係。
由於現在「放話」的管道日趨多元，發言人雖然是正式的消息管道，卻非記者唯一的消息來源。唐湘龍認為，在競逐黨政高層秘聞的時候，發言人其實就像記者一樣。
「如果發言人知道的事情比記者少，就不會是一個好的發言人，」唐湘龍指出。
另一方面，當記者不知道或是記者無法從別處知道某件事情，發言人卻瞭如指掌時，其發言權威自然毋庸置疑。例如，宋楚瑜辭官後上演失蹤記，全部人都找不到他，唯有黃義交每天都和他保持聯繫，並且對外界傳達他的意念。記者自然知道，要跑宋楚瑜的貼身新聞，非找黃義交不可。
許多記者指出，很多時候發言人只是記者查證新聞的對象之一，無論是有心還是無意，如果發言人常常「一問三不知」，搞壞了與新聞界的關係，對首長也不利。
李大維也同意這種看法。他表示，記者是新聞局長第一線要面對的人，民眾也是透過媒體來瞭解政府施政，如果和記者處不好，很難說是一個成功的發言人。
「李特派員」是李大維面對新聞局記者時的自我封號；他解釋，每當記者有任何消息需要求證時，他常會跑去與新聞局只有一牆之隔的行政院幫忙打聽。聯合報黃鴻鈞也指出，李大維每日必對記者「晨昏定省」，常常跑到記者室詢問有無任何需要服務之處，而且李大維還會很貼心地把自己參加行政院院會的速記單留給記者做參考。
禍起蕭牆有口難辯
不過，發言人最嚴酷的挑戰並非來自外界，有時候是「禍起蕭牆」，讓平時滔滔雄辯的發言人為之詞窮，或是大歎英雄無用武之地。
例如，李登輝和連戰在國民黨中常會上，批評媒體和在野黨對於白曉燕命案的報導與反應「泛政治化」、「興風作浪」，接續發言的中常委也都大力「檢討」外界的責任。
蔡璧煌當時就有不妙的預感，但還是得硬著頭皮向記者轉述出席者的發言內容，儘管他刻意淡化處理。果然，各界反彈隨即如排山倒海般襲來，惹得祕書長吳伯雄親自出馬召開記者會，直稱是外界「誤解」了李登輝的意思。
陳文茜也有過類似的困境。民進黨和國民黨兩黨國大黨團針對修憲達成十四項共識之後的第二天，黨內反彈聲浪不斷。她把記者找去，告訴他們以後有關修憲的新聞不要問她，因為民進黨一變再變，自己都搞不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麼，她自然也無力並且無意再為民進黨辯護。
「別的發言人沒辦法像我這樣做吧？」無奈之餘，陳文茜有些自豪地表示。
要忠誠，也要專業
做為首長理念的詮釋者，發言人必須是核心幕僚之一；但是發言人又不同於機要祕書，除了忠誠度之外，還必須具備相當程度的專業。
政大新聞系教授彭芸指出，「不夠專業」長期以來一直是國內發言人制度的一大問題。
彭芸認為，政黨發言人為意識形態或政黨利益辯護，無可厚非；但是政府發言人就應該針對政策發一用，而不是講一些「行政倫理」之類的話來修理特定對象。
彭芸舉總統府為例，如果修憲後總統成為行政首長，那麼總統府的發言人制度就應該強化，而不是像現在這樣，雖然祕書長和副祕書長都是名義上的發言人，但是內行人都知道，真正權威的消息管道，反而是總統府秘書室主任蘇志誠。但是他又都是以非正式或不具名方式發言，而且只對與他關係良好的媒體提供消息。
彭芸進一步指出，美國總統柯林頓上任初期，也曾經任命親信史戴帆諾普洛斯(G. Stephanopoulas)擔任白宮新聞秘書，後來也是搞得新聞界怨聲載道，之後才趕緊換上專業人士出任。
無論是扮演「化妝師」還是「傳真機」，專業都是正規的發言人所不可或缺的條件。只不過，在國內政治文化尚未發展成熟，各方勢力仍須借重發言人為其「白手套」來和對方進行交涉，或做為政爭中打擊異己的工具時，忠誠度反而是最優先的考量。要求發言人專業，也許太沈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