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歷史學家湯恩比的「文明周期學說」。人類文明的盛衰，是以八百年為周期，而且由東西方輪流交替。
紀元前的希臘、羅馬文明衰退之後，取而代之的是以中國(隋唐時代)為中心的亞洲文明；接著，以英國為中心的歐洲文明興起，持續到今天。二十一世紀以後的八百年，亞洲文明將再成為主角。未來學的學者對此已有定論，而且從當前世界經濟的狀況也可以得到證明。
面對太平洋時代的來臨，韓國顯然居於非常有利的地位。我們如何發揮民族的潛力與智慧，掌握這個不再來的機會，把韓國建設為富強的大國，值得全體國民共同深思、共謀對策。
促進出口
一個資源貧國想要成為經濟大國，只有一條路可走－－促進出口。累積了出口盈餘，不僅可償還我們的外債，也是韓國成為富國的本錢。而促進出口的兩大前提，一是要有良好的投資環境，其次要有明確的出口促進政策。
如果能夠充份運用企業的資金調度能力、技術開發能力與人才動員能力，發展高度技術密集的尖端科技，如：新材料、遺傳工程、電子工業等，並有經濟政策配合，積極促進出口，韓國經濟的前途是非常光明的。
在高科技的發展與投資方面，台灣經驗足為韓國的教訓。台灣雖然貿易盈餘與國民所得都比韓國高，但是由於台灣是靠中小企業支撐它的經濟，在發展上就受到了限制。
台灣延聘了留美學人在美國矽谷研究發展二五六K DRAM，並準備蓋工廠生產，政府原擬出資四九%，由民間投資五一%。由於投資規模太大，民間企業擔負不起，不得已之下，只好找來荷蘭的飛利浦參與投資。
企業活動想要蓬勃發展，需要有長遠的策略，而且還得投下龐大的資金、人力與物力。但是韓國的經濟政策，往往隨外在條件而變化，不僅使企業無法做長期計畫，導致資源的浪費，更使投資意願低落。今天，我們需要有長期而安定的經濟政策，而訂立與實踐這樣的政策，需要以敏銳的觀察力與堅定的信念為前提。
富國之鑰
在此，我願提出對韓國經濟政策的七點具體建言，做為決策的參考。這是個人累積多年企業經驗的感受，也是韓國克服當前經濟問題，成為富國之鑰。
第一、要確保人才。我們現在迫切需要發掘與培養更多的經營人才，除了培養領導力、創造力、判斷力與幹勁十足的經理人才外，我們也急需培養精通國際金融與貿易實務的業務人才。
第二、資金的調度。到日前為止，韓國沒有一次滯付外債本息的紀錄，使我們在國際上有很好的信用。到一九八五年，韓國原有四百六十八億美元的外債，因為去年的貿易盈餘，使外債減少了二十三億美元。今後，我們應視需要的程度引進外債好而且要更留意外匯的節約。
第三、技術的引進。先進國家往往吝於提供尖端技術給外國，但是這並不值得我們悲觀。由於尖端科技發展非常快，生命周期變得很短，在適當時機賣掉技術，對開發技術者反而有利。我們不能坐待別人把技術送上門，而要自己去尋找，尊重別人發展出來的技術，付出適當的代價，才能夠成功地引進新的技術。
培養理工人才
第四、建立勞資合作關係。企業主對從業員要展現最大的誠意，提供最好的待遇與福利，員工把公司視為「自已的公司」，才會全力以赴，勞資雙方才能共存共榮。日本的三井集團在戰後把企業排名首位拱手讓給三菱集團，就是因為長期的勞資糾紛，消耗掉發展的潛力。勞資雙方如果不能有「共存共榮」的共識，一再發生糾紛，對企業、社會、國家都會帶來極大的損失。
第五、大幅改革教育制度。對當前的填鴨式與畫一式教育制度，應全面改革，使學生的性向、能力與創意能得到最大的尊重與發展。尤其理工科與人文科的比例，應由現在的四點五比五點五，轉換為六比四，如此才能解決長期以來理工人才不足的現象，而且也可充份解決失業的問題。
第六、大企業與中小企業的均衡發展。大企業與中小企業應各自扮演在民生經濟中的角色，在相輔相成之下，才能共同發展。
第七、政治安定最重要。從歷史上可以得到明證，過去的黨爭與朝野對立，使我們損失了多少人才，浪費了多少時間，更失去了多少國家民族發展的良機。政治的動盪不安只會帶來經濟負效果；而有了安定的政治，全體國民才能專注於經濟建設。今天，我們要正視我們的當務之急，全民團結以赴；我們更需要的是能正確掌握國家民族命運的睿智。
如果能夠貫徹以上的對策，我們就能以高附加價值的尖端科技為主軸，改變韓國的產業結構，出口也必然能夠再伸張。如此我們才能償還外債，由債務國成為債權國，迎接富足的二十一世紀。
機會是不再來的，不容我們再躊躇不前。儘管路途不一定順坦，但是以韓國人特有的毅力與勇氣，天下沒有不可能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