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大學教授，一位曾經當街焚燒國民黨黨證，另一位發動過無殼蝸牛族露宿地價不菲的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最後一位則啟蒙了台灣的反核運動。三人不約而同地跨出象牙塔，向台灣的政治現實、經濟現實和生態現實宣戰。
兩年多過去，當年一把火燒得自己熱淚盈眶、旁人熱血沸騰的陳師孟，就任台北市副市長後，似乎成了「學官兩棲」既得利益集團的捍衛戰士。
當年為無住屋者權益積極奮鬥的張景森，擔任台北市都市發展局長後，現在成為某些學生口中，強行驅離貧苦違建戶的「冷血官僚」。
至於反核先驅，同時是台灣生態學界泰斗的林俊義，當上台北市環保局長後，也把校園的那一套束之高閣，將全副心力投注在垃圾清運等技術問題上面。
「張老師」反「張局長」
對照三人今昔處境，讓人不禁聯想：過去思想前進的學者，是否成為官僚之後就退步了？這是否其是「學者從政」的宿命？
「學而優則仕」是中國歷代官場的常態，而「學者從政」的傳統在國民黨也早已行之有年。就民進黨而言，大規模的「學者從政」則始於陳水扁主政的台北市府。
雖然民進黨早就在地方執政，也借重學者專長協助規畫縣政，但是學者通常扮演顧問的角色。真正「下海」擔任局處首長，體驗「學者從政」的真義，還是以台北市府為首。
更特別的是，陳師孟、張景森和林俊義三人，除了分別在經濟學、都市計畫、生態學方面具備專業知識外，他們同時也都曾經活躍於社運團體內，是推動改革的力量之一。因此，上任後的政策很容易被人拿來與當年象徵推動改革的言行相互驗證。「進步」、「退步」的爭議也就由此而起。
比較近的例子，像是張景森因為十四、十五號公園預定地上違建戶拆遷安置的問題，被自己任教過的台大城鄉所學生「圍剿」。博士班學生林正修拿出他上課時的教材質問他，為什麼課堂上講的是一套，當官後做的是另一套；還有學生當面邀請他回校園演講，題目是「如何從進步學者變成冷血官僚」。
張景森一方面坦承，來自市府的壓力確實很大，但是他強調自己並沒有因屈服在政治現實壓力之下而拋棄理念。
「我的理念並末喪失，但是我知道在市府內，什麼事行得通，什麼事行不通。」張景森辯解。
他進一步指出，「專業必須妥協」，而妥協是一種「美德」。
張景森反問，城鄉所不是一向最反對國內都計界盛行的「專業掛帥」作風嗎？為什麼在公園問題上還要求別人非得全盤接受自己的專業？
台大城鄉所教授華昌宜曾經參與台北市府與城鄉所協調違建戶拆遷安置的過程。他的感覺是市府各局處都有選舉將屆而加速推動建設的「默契」。大家都反對緩拆，張景森的專業也就很難被採納。當年在台北市長選舉期間針對台北市發展「病灶」而寫的都市計畫白皮書，如今仍被束之高閣，華昌宜認為原因也在於此。
環保局長林俊義引起批評的原因和張景森不同，但是同樣招致今不如昔的質疑。張景森被認為是「張老師」打「張局長」，林俊義則被批評成天只想著怎麼把垃圾清乾淨，完全看不出有「生態大師」的格局；把一個環保局變成「清潔局」，好像只是清潔隊升格而已。
「我本來就是「垃圾局長」。」林俊義認為把垃圾清乾淨，是環保局首要任務。「垃圾都清不乾淨，還談什麼生態？」林俊義指出。
他表示，現行法令下，生態是建設局的業務，而且環保局的預算也只夠用在清理垃圾上面。
抱怨太多？
然而，光是垃圾清運，環保團體對他仍頗有微辭。
四月底，林俊義推動的「三合一垃圾不落地」政策實施屆滿一周年。有團體批評，讓台北市民每天定時定點等垃圾車，藉以達成垃圾不落地的景象，根本不會發生在其他國際都市。
林俊義說，這種行為是「最綠色的表現」；其他大都市沒有這樣做，是因為國情不同。
環保團體抨擊，現行的資源回收方式讓原有拾荒系統全面瓦解，因為拾荒者無法再去垃圾堆中翻撿，只有跟在清潔車後面的資源回收車才能做回收工作，促成一批以清潔隊員為核心的「拾荒新貴族」興起。
林俊義表示，「資源有沒有回收最重要，誰來回收並不是問題。」
一般而言，環境衛生屬於環保局的第一層業務，汙染防治為第二層，第三層則是環保產業政策。
據一位曾經擔任過林俊義幕僚的人士觀察，林俊義只關心第一層次的問題。因此，他雖然勤於和環保團體舉行座談，但是在議題設定方面，有關第二、第三層次的議題，林俊義大都避重就輕，反而對於環保團體應如何配合市府推動「掃髒」活動，興趣較高。
林俊義對於環保團體的批評也有耳聞。他的反應是：「台灣人真是全世界最會抱怨的一群！做對事要抱怨，做錯事也要抱怨！」
當然，林俊義並不認為自己有做錯過什麼事。他指出：「不是在體制外就一定做對事。」他覺得自己對於環保的要求比環保團體還更高，也比自己以前在校園內單純的思考問題方式更進步，環保界這些人應該「更成熟些」。
同樣是學者從政，在台北縣府扮演類似最高顧問角色的台大物理系教授張國龍指出，具有反對色彩的學者當官，原本就比國民黨學者當官要辛苦，因為前者必須試圖改變自己過去一直批判的現狀，而後者只要幫既有政策背書即可。
問題可能就出在這裡；反對黨的學者對於現行官僚體系原本都不大信任，但是自己進入體制內後才發現，工作必須要靠這一批人來完成，一段時間之後敵意自然降低。
以林俊義為例，他在上任初期對於環保局官員毫不假辭色。但是等到議會開議後，林俊義因為對於議題、法令的熟悉度無法馬上進入狀況，而被議員輪番砲轟，出面替他挺下「子彈」的，還是這一群官員。
去年十一月，林俊義和議會備詢時，回答不出「廢棄物清理法」部分條文立法意旨，副局長洪正中挺身而出，表示這種問題由事務官代答即可，結果被認為藐視議會，遭驅逐出場。
「自己人」的情結
環保團體、林俊義、官僚系統三邊關係的消長，也就在此狀況下慢慢改變。
台北市政府新聞處長羅文嘉對此現象表示，反對黨執政後，對於現行官僚體系本來就不應抱持敵意，因為政策還是要靠這群人去執行。只不過，是首長被下屬影響，愈來愈有「現實感」，還是首長帶頭衝刺，讓下屬協力改變現狀，就很難說。
台大心理系教授黃光國進一步指出，學者從政的績效好壞和個人能力、個性比較有關，和黨派比較無關。
或許，「進步」與「退步」的認定，原本就是見仁見智的問題。不過，從張景森和林俊義與社運團體的互動過程中，卻牽涉到另外一個問題：那就是社運健將進入體制之後，原本的監督關係似乎失去平衡。
一方面，監督者似乎還不習慣成為被監督者；另一方面，社運團體對於昔日戰友似乎也存在某種「情結」。例如，張景森就曾經表示，城鄉所的人應該好好把握「自己人」在市府服務的機會，努力實踐自己的理想，而不是動輒砲轟。林俊義也指出，時代已經不同了，社運團體不是非得跟政府唱反調不可，應該配合政府施政，造福社會。
事實上，整個台北市政府自從陳水扁入主以來，各局處施政內容受到比較明顯批評的，大概也就集中在張景森和林俊義身上。社運團體對於其他局處施政的抱怨也不少，只不過大多是私底下發發牢騷。批評無法浮出台面的原因很多，有些與情感有關。
例如，包括「四一０教改聯盟」在內的眾多教改團體，對於出身台大心理系教授的教育局長吳英璋，便頗有微辭。
從增設公立高中競選支票跳票，到體罰、校外補習、參考書的使用，一位「四一０聯盟」的核心成員指出，吳英璋的立場讓人看不出有教改色彩存在。但是由於有同事之誼，雖然許多教改事項明明是在地方權限之內，教改團體還是把砲口指向教育部長吳京。
環保團體在批評林俊義施政時，出頭的大多是年輕人，一些主其事的大學教授紛紛退居幕後，或語帶保留，也是不願意傷了多年交情。
例如，林俊義的多年戰友、「台灣綠色和平組織」會長林聖崇就表示，林俊義的生態觀念在台灣算是頂尖，但是解決台北市環境生態問題的關鍵是陳水扁。
除了情感因素之外，輔大應用心理系教授王震武分析，陳水扁個人公信力優於社運團體，也是監督者使不上力的重要原因。
王震武表示，陳水扁以往藉由揭發軍中弊案，建立起良好的公信力。民眾基於「愛屋及鳥」的心理，也會認為他的人馬是要來從事改革的。因此，民間團體提出批評，反而會被誤認為是「反改革」。
「學者可以罵任何人，而官員是任何人都可以罵。」這是張景森在公園風波後的領悟。
其實，官員和學者兩種角色具有多大的相容性，恐怕就是個問題。連帶使得好學者是否就是好官員的問題，同樣不容易回答。因此，進步學者是否變成退步官僚的爭議，也就更難有所定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