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董仲舒
「大使先生，你有沒有感受到壓力？」女記者音調高八度的問話，直接刺入巴拿馬駐華大使孟道撒(C. Mendoza)的耳中。
孟道撒起初有些吃驚，但是經過一個多月來三不五時，不同的年輕女記者用同樣高的音調問相同的題目「訓練」之後，他漸漸開始習慣。
甚至，他還會和來訪的女記者開玩笑：「喔！我有兩百五十五磅重，要把我移走可不容易。」
自從我國最大、最具影響力的邦交國南非，在去年十一月底宣布將轉而承認北京之後，其他二十九個邦交國會不會跟進，就一直是國人關心的焦點。
外交部長章孝嚴好幾次在公開場合提到巴拿馬，表示中巴關係：「「沒有問題」，不代表絕對沒有問題；「不能掉以輕心」，也不代表一定會出問題。」
這些年來，國人雖然已經對於邦交國數目的增減能採取「處變不驚」的態度，但是每當一有國家宣布承認北京的時候，有關「下回輪到誰」的問題，國人總免不了議論紛紛一番，並且還追問我們的對外關係究竟出了什麼差錯。
在這敏感時刻，駐華使節們針對南非斷交帶來的衝擊，包括骨牌效應的疑慮和金錢外交的陰影，提出了「另類思維」。
駐華使節普遍認為，台灣政府和民間一方面過分高估了「金錢」在外交領域的影響力，另一方面又高估自己曾經付出的代價，所能帶來的效應。
哥斯大黎加駐華大使呂愛蓮(E. Storer)表示，她接觸到的本地人士和訊息常給她一種印象，好像台灣在努力花錢購買外交承認。
她認為，這種想法起源於對邦交國缺乏瞭解。因為，哥斯大黎加雖然是開發中國家，亟需經費從事建設，但是並沒有窮到四處向人伸手討飯吃的地步。
問題不在錢多錢少
事實上，「黑」、「窮」、「小」等輕蔑意味強烈的字眼，常動輒被標記在中華民國友邦的身上。
呂愛蓮指出，如果外交關係可以用金錢購買的話，那麼就哥國而言，最大的「買家」應該是美國，因為美國提供好幾項數億美金的援助計畫。換算起來，美國每天幾乎要花上百萬美金在哥國，哪個國家「買」得贏它？
何況，如果真的要比賽砸錢，中共能夠揮灑的空間一定大於台灣。
兩國間之所以相互承認，並非因為一國政府給另一國政府錢。經濟固然是重要考量因素之一，但是人民支持政府維繫彼此的外交關係，才是主要關鍵。
在這個前提之下，呂愛蓮認為每一個老百姓都是大使，都有責任增進自己國家與邦交國之間，政府和民眾的相互了解。
而哥國與中共沒有建立外交關係，原因是哥國政府根本不了解北京中南海的黨政高層。
更重要的原因是，哥斯大黎加和中共在包括言論自由和從政自由等基本人權議題上，立場南轅北轍。加上中華民國經濟起飛較早，能夠知道哥國在追求經濟發展過程中將面臨哪些難題，並提供解決之道。在政治民主化的歷程方面，哥國則比中華民國「資深」，其實很可以提供一些過來人的經驗談。
尼加拉瓜駐華大使史達肯(S. Stadthagen)則以該國經驗指出，他們經歷過共產政權統治，深刻了解共產黨的「那一套」，所以中共對他們而言，吸引力並不大。
這些使節一致表示，南非宣布與我斷交，主要還是政治面的考量，因為執政黨非洲民族議會當年還在跟白人政權打游擊戰的時候，中共就開始提供各種物資援助，雙方「革命情感」濃厚。因此，是否我國「加碼」不足，並非南非的首要考量。
其次，各國國情不同，南非的決定未必符合其他國家的利益。所以「骨牌效應」的疑慮不能說完全排除，但也不必過分悲觀。
從各國駐華使節的反應來分析，他們對金錢的態度，似乎比奉「務實外交」為圭臬的我國，還要來得務實。
尼加拉瓜大使史達肯分析，國際社會大門不可能憑空而開，台灣必須投注更多人力與物力，才能看到成果。
例如，台商投資遍及世界各國；不過，史達肯認為，在許多邦交國內，台商的力量並未被官方有效整合，而多以單打獨鬥形態出現，只能形成單純的商業買賣關係，變動性大。如果以集體投資的形式出現，就能夠建立更深刻的彼此依存關係，從而避免「政治北京，經濟台北」的兩手策略效應擴散。
問題是，包括台商在內的絕大多數台灣人民，對於邦交國的認識實在非常有限，怎麼可能率爾拿錢去投資或是辦理移民？政府在提供相關資訊上面，必須加緊腳步，而非單方面要求人民「戒急用忍」。
「投射」發展經驗為要
至於在援外金額方面，駐華使節一致認為台灣的問題在於「患寡」，而不「患多」。
外交部長章孝嚴去年十二月中旬在立法院外交委員會上指出，外交部預算占中央政府總預算的比例，還不到百分之二，其中百分之六十屬於人事費用；與援外事項直接相關的「國際事務活動費」，只有三十億台幣。
「這樣的金額，非常不好辦事。」章孝嚴直言。
事實上，根據外交部為主管機關的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的資料顯示，以援外金額占國民生產毛額的比例為基準做比較，台灣的０．七%不僅和冰島、丹麥等北歐國家平均百分之三的水平相去甚遠，就連「四小龍」之一的南韓，都在逐年朝百分之一的國際社會「默契」邁進。
無怪乎，尼加拉瓜大使史達肯要問，如果這樣的手筆能稱得上是「金錢外交(支票本外交)」(checkbook diplomacy)，那麼「支票本裡有多少錢」的問題，可能會讓人感到相當困窘。
國人習慣將援外當成一種「施捨」，或是純從功利的角度切入，視其為建立邦交或進入國際組織的「敲門磚」。然而，援外是國際社會成員應盡的基本責任和義務。
「中華民國應該把自身發展的經驗「投射」到國際社會上。」史達肯認為，藉由主辦或贊助一些國際性的政治、經濟發展研討會，台灣可以向世人彰顯「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不同之處。
例如，尼加拉瓜今年八月分將舉辦一場政治發展問題國際性研討會，其策畫人就是台灣的國家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同時也是李登輝總統重要智囊的田弘茂。
史達肯相信，「台灣經驗」可以藉由類似性質的國際會議發揚光大。
山不轉路轉
民進黨籍立法委員，同時是外交委員會召集委員之一的李應元也指出，一些對於人權、社會人文的價值觀交流，應該被列為「經貿外交」之外的另一個著力點。
美國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許多國家的精英都曾經負岌美國，受到美式價值觀的薰陶，回國後具有「親美」的傾向。絲毫不足為奇。
李應元認為，各種交流、援助的範圍不必限定在非洲和中南美洲等我國傳統的「外交板塊」，而是應該擴展到中歐(前東歐)和東南亞地區。
「中歐和我們有類似追求民主的歷史經驗，東南亞則和我們在地緣政治和文化人類學方面有共通處。」李應元分析。
古希臘詩人荷馬敘述特洛伊戰爭英雄尤里西斯重返椅色住之旅的史詩巨作「奧迪賽」(Odyssey)，近年來常被國際媒體拿來形容中華民國重返國際社會的艱辛歷程。
尤里西斯一路上碰到會吃人的巨人，和唱起歌來會讓人在海上迷失方向的賽倫女妖；中華民國同樣遭遇到「軟硬兼施」的中共打壓和阻撓。
「我們每年都在聯合國發言支持中華民國，但這並不表示我們不瞭解國際現實。」使節們普遍如此反應。
友邦之所以願意「西瓜偎小邊」，原因在於雙方具有共同的發展經驗，並且分享共同的價值觀；錢，固然也是重要理由，但無法當作唯一因素。
台灣參與國際社會的過程中間，有時候會遭受到很差勁的對待；例如，被稱為「中華台北」。
「這種感覺當然讓人感到不舒服，但是世界上讓人不舒服的事情比比皆是。」巴拿馬大使孟道撒指出。
哥斯大黎加大使呂愛蓮不諱言，中共對於台灣確實構成威脅，但台灣也不必過度介意這個事實，應該著眼於其他地方，別把自已弄得綁手綁腳。
她比喻，「如果家中院子裡有一頭熊，那麼就少去院子附近，反正還有很多別的地方可以去。」
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對外關係的傳統決策和行動模式，已經到了必須改弦更張的時候。
立委李應元建議，外交政策應儘快出現「新思維」，不要讓政府首長一再陷入忙於挽回邦交的「救火隊」的角色窠臼中。
尼加拉瓜大使史達肯則試圖提出，經營外交關係的「哲學性」思考。他認為，應該念茲在茲的是：「在最大限度以內，一個國家能為其邦交國做些什麼來鞏固邦誼，而非一個國家如何能夠以最少的代價，保住一個友邦。」
中國歷史上，曾經建議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董仲舒講過一句話：「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也許，我們在國際社會上對待老盟友，或是結交新朋友的時候，都應該把這句話牢記在心。
既然要分道，何必還收禮？
看到巴拿馬因南非與中華民國斷交而變成中華民國最重要的大使館，令人不悅(Unpleasant)。不過，曼德拉和非洲民族議會與中共有深厚的革命淵源，雙方建交幾乎無可避免。倒是曼德拉居然花那麼長的時間才宣布與中華民國斷交，是唯一讓我感到驚訝之處。
當然，這並不表示我願意看到事態如此發展。就個人角度而言，如果南非政府的決定有任何引起非議之處，應該是他們既然決定要分道揚鑣，為什麼還要接受台北那麼多「禮物」？這讓人難以理解。
如果說，我對曼德拉的決定不感到驚訝；那麼，我對外交部長章孝嚴的三點聲明，就更不覺得驚訝。章部長使用試探性的語言處理未來中斐關係，意味雙方關係不會結束，而是中止(suspend)。一切要看新關係架構談判的結果而定。
至於南非政府曾經表示，即使沒有外交關係，南非仍然可以和中華民國維持良好的經貿關係。在我看來，這是有可能的。中華民國和美國、日本的經貿往來，就是證明。以香港九七為例，巴拿馬駐港領事館無法繼續存在，但是我們設法成立了功能相等的商務辦事處。也許，我們未來在上海也會成立一間商務辦事處，專門處理當地的商業活動。
坦白說，我無法分辨美國在台協會與大使館之間的細微差異。至於這是否代表其他國家只要跟台灣做生意就好，不必建立正式關係？就巴拿馬而言，我不知道已經強調過多少次，巴拿馬支持中華民國，而且沒有理由改變。
對於兩國未來關係前景，我覺得許多資源方面都有結合的空間。先談歷史淵源，巴拿馬和中國開始有領事關係的年代，可追溯至民國建立之前。
在人口資源方面，巴拿馬只有兩百六十萬人口，面積卻比台灣大一倍，我們鼓勵台灣人民移民到巴拿馬。除此之外，兩國共同投資「中巴工業區」；巴拿馬也計畫集中向中華民國採購醫療設備，並且接受一些低利貸款，這些都是每天在進行的事情，沒有什麼特別的新措施。
今年九月的巴拿馬運河會議，我們已經邀請李登輝總統出席，美國總統柯林頓也會在場。巴拿馬政府了解中華民國政府重返國際舞台的決心，我們將竭盡所能地替李登輝總統製造每一個機會，因為我們視李登輝總統為我們的朋友。
(張佑生採訪整理)
不要建交，只要賺錢？
我覺得，外交關係可以比喻成婚姻關係，但是每一樁婚姻都不一樣。也許南非覺得有必要在此刻有所轉變，但這並不代表其他國家也會作出同樣決定。
哥斯大黎加的基本立場是希望相每一個國家交朋友，因此會和各國都接觸。我知道曾經有來自中國大陸的商人到過哥斯大黎加，至於有沒有中共方面的官員，我真的不知道。
至於南非政府認為，即使沒有外交關係，也能夠和中華民國維持良好的經貿往來。易言之，不和台灣建立外交關係，卻照常可以賺錢，那為什麼還要和台灣建交？這樣的問題只發生在台灣。
台灣過分強調經濟因素在外交關係當中扮演的角色。雖然台灣經濟奇蹟舉世聞名，但是外交關係不是只牽涉到金錢而已。就像婚姻一樣，良好的經濟基礎是很重要的考量因素，但並非全部。
哥斯大黎加和所有的開發中國家一樣，接受其他國家的經濟援助，例如荷蘭提供一千五百萬美元的貸款，日本也提供兩億美元的貸款。因此，金錢並非我們決定要和中華民國維持邦交的唯一原因。
此地的人一談到外交關係，往往把焦點集中在錢的問題上，要花多少代價才能維持邦交？假想中共拿出十億美元往桌上一丟，要我們向它靠攏。我們拿了錢之後再看看台灣願意出多少，有可能這樣嗎？
外交關係如同婚姻關係，其中牽涉到許多利益，經濟援助只是一項而已。如果中共提供出高過台灣十倍或百倍的經援，哥斯大黎加就轉換承認？這種事根本不列入考慮。
其實，彼此瞭解對方，才是兩國維持邦誼的核心因素。如果中華民國各界都關心外交前景。那麼一般人民可以思考如何盡一己之力。每個國民都應當問自己，我在外國的一言一行，是在幫祖國製造朋友還是敵人？
就拿海外投資來說，美國和歐洲，以及亞洲的日本、南韓、馬來西亞都有在哥斯大黎加設廠，為什麼台灣會那麼困難？台灣商人應該好好想想；我有沒有辦法既賺錢，又幫助國家？答案絕對是肯定的。當然，沒有人會把錢拿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投資。中華民國政府應該提供有關邦交國投資環境的資訊，身為哥斯大黎加駐華大使，這也是我的主要責任。
(張佑生採訪整理)
外交關係像合夥
關於南非政府將與中華民國斷交的決定，我不知道用「失敗的婚姻」，或是「背叛的夥伴」來形容，是否恰當。我認為中華民國對於南非所採取的措施，包括召回大使、斷航、中止部分經貿合作計畫，只是要將雙邊關係界定成更符合新的現實，稱不上是報復。不過，如果有人曾經認為中華民國對於斷交不會有反應，那也是天真的想法。
至於南非政府表示中斐斷交後，兩國經貿往來不會受到影響的講法，相當有趣。當然，生意可以照做，但是一些最基本的條件，例如相互承認、相互在國際事務上聲援對方，已經不存在。
外交關係就像是「合夥」，單純的商業往來則好比在做買賣，非常膚淺，因為買賣變化不定。「合夥」關係可以將雙方更緊密地結合在一起。
尼加拉瓜知道中華民國的經貿實力，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但是中華民國運用在援外的金額，實在不足以稱做「金錢外交」。不提美國、日本、歐洲，就連積極想加入OECD(經濟合作暨開發組織)的南韓，援外金額占國民生產毛額的比例，都比中華民國高。
如果這樣算是「金錢外交」(checkbook diplomacy)，那麼真正的問題應該是：「支票簿裡面有多少錢？」
儘管如此，中華民國的經貿實力仍然動見觀瞻。中共也清楚這一點，所以一直在找機會對中華民國的友邦示好和施壓。九七後的香港，是最近的一個例子。不過，尼加拉瓜並未受到衝擊，原因是尼加拉瓜和中共並無生意往來，在香港也沒有領事館，所以不受任何影響。
中共派遣過很多人員到尼加拉瓜，扮演探查的角色，也提出不少計畫，但是他們到現在尚未接到回應。雖然現在雙方並未進行官方接觸，這並不代表尼加拉瓜以後絕對不和中共做生意。中華民國也未曾要求我們不要與中共做生意。
所有中華民國的邦交國都感受到中共的壓力，像是瓜地馬拉。尼加拉瓜的壓力來自國際組織，像是聯合國，細節我並不清楚，但可以確定的是他們有在打一些牌。因為中共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永遠有機會在後面施加壓力。
(張佑生採訪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