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你剛剛接掌新聞局，對於這項新的職務，你個人有什麼期望？
答：我在就任之初，曾經對新聞局的同仁提出四個原則：
第一、以服務結合民眾。
我覺得我們這個社會中，有些從事公職的人，存在著兩種心理，一是抱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態度，也缺乏積極主動的精神。一是對工作充滿了抱怨，認為自己懷才不遇，「屈就」工作。
事實上，不應該有這兩種心態。大家想想看，你今天拿納稅人的錢，擁有了這份工作，你就應該善盡公僕的責任，全力替納稅人服務。
新聞局要做的服務，是尊重人民「知」的權利，提供充份、完整、翔實的資訊。
然而，在我們所提供的資訊服務當中，也有某些例外的時候，恐怕無法滿足社會大眾的需要，譬如，在影響到整個國家的安全或者是影響到社會整體利益等情況下，新聞局對某些資訊就必須保留。
第二、以溝通增加共識。
談到溝通，我認為應該分成兩方面來做：
首先，政府應以誠懇、開放的態度，將其施政方針和目標傳達給民眾。以往，政府在制定政策的過程中，因為怕引起困擾，所以不太喜歡多講話。但是，現在是一個多元化社會，很多利益是互相衝突，政府如果希望得到老百姓的支持，就應儘早溝通。
與民眾雙向溝通
在美國，政府如果準備制定一項政策，上自總統、國務卿，下至各級官員，就會頻頻出現在所有大學的畢業典禮或是各種人民團體聚會的公眾場合中，甚至於主動與各新聞媒體接觸，希望藉由各種管道來宣揚這個政策。
這個過程可以蒐集民情輿論，以做為修改政策的依據。
其次，我認為應建立一個良性的管道，讓社會大眾來表達他們的意見。
政府要宣揚政策，光靠一個新聞局是絕對不夠的。新聞局對於很多專業問題，瞭解並不是那麼深入，如果由我們去推動宣傳，反而不能達到「入木三分」的效果。
廣大的人才庫
在我們的社會裡，專家、學者的地位要比國外高，意見也普遍地被社會重視，政府單位何不邀請這些人成立顧問諮詢委員會，讓他們貢獻智慧才能。另外，我們中華民國在海外有一個其他國家絕無僅有的龐大「人才庫」。這些人才，普遍地都相當關心國是。
今天政府任何一個行政單位遇有重大問題，都可運用這些人才提供意見。
我們今天最大的問題，就是各方面的發展都很進步，但是對於整個國家長遠的發展目標認識不清，意見分歧。我們是一個各方面都在發展中的國家，在「傳統」和「現代」相互摩擦之下，「共識」顯得益發重要，要達到共識，雙向溝通的工作就要做好。
第三、以誠信爭取民心。
政府要建立公信力，就必須每說一句話，每做一個動作，都是發自內心的。
過去，我們一直有一種觀念，認為政府是萬能的，必須替老百姓解決所有的問題。然而，這種觀念已經不再符合現在的時代背景。
外國人認為，最好的政府，往往就是管得最少的政府。政府沒有必要把所有的責任和困難一肩挑；甚至於把民眾當成溫室裡的花朵，報喜不報憂，只講好話不講壞話。
政府只須做一個「仲裁者」、「協調者」；它設定遊戲的規則，協助民眾如何打球，但不必親自下場。
民眾有知的權利
政府應當做到「該管的好好管，不該管的不要管」，如果民眾的七情六慾都要設法滿足的話，政府的負擔未免也太重了。萬一有一天政府發生困難，無法滿足老百姓種種的需求時，老百姓不僅不會體諒政府，反而認為政府無能、不誠實，招致民怨。
第四、以開放豐富生活。
民主政治，必然是擁有很多不同的意見和聲音，老百姓應該站出來講話。因此，社會上也應該有足夠的資訊、媒體和管道讓民眾表達意見。
但是，今天有時我們老百姓的聲音還不知道如何作最佳的表達。別人批評我們是「暴發戶社會」；我認為我們是「功能性文盲」。
這話怎麼講呢？以我們的教育制度來說，基本上還是偏重於專才教育，對於本行以外的知識，卻所知有限。
一九七０年代曾經有過很多在海外的中國知識份子左傾。這些人雖然受過高等教育，但對於政治知道得太少，思想閉塞、狹窄，受到引誘之後，很容易走上歧途。
我覺得新聞局在以後不僅要提供豐富的資訊，讓民眾有知的權利，並且也要讓他們感受到一九八０年代新的潮流、知識和思想，讓他們在外來的衝擊之下，培養出開放的胸襟。
問：你剛才提到「以誠信爭取民心」，過去你也提出「誠實是最好的政策」。請問你如何誠實地實施這種「誠實政策」？
答：政府有困難應開誠佈公的講出來，解釋給民眾聽，甚至於讓民眾來分憂解勞。
以中美菸酒談判為例，政府決定讓洋菸洋酒進口之後，竟然被人指稱為是「第二次鴉片戰爭」，甚至說成是一種「喪權辱國」的行為，這種反應有些情緒化。 如果政府從一開始就告訴民眾：中美貿易順差過巨，不僅對美國不利，對我們也相當不利；開放菸酒進口是為了協助雙方貿易平衡，如果不開放，我們會遭遇何種嚴重的後果……。這些問題，都應該攤開來老老實實的交代清楚，才不至於在事後惹來那麼多的誤解和壓力。
如果說談判中政府屈服於輿論而堅持不讓步，導致中美關係惡化。那麼不僅是我們的經濟，甚至於整個國家都會受到傷害，後果不堪設想。
尊重民意是民主政治的原則。政府要避免進退兩難，就應該誠實的把問題講清楚。
反映民情的雷達站
問：你向同仁提出了這四個原則，未來在推展這些工作時，可能會面臨那些挑戰？
答：有人說新聞局是「國家的化妝師」，也有人說它是反應民情的「雷達站」。
如果以新聞局現有的人力、經費來看，我們要向全世界五十億的人口做宣傳，簡直就是「貧無立錐之地」。但是，前面我也提到，我們在海外擁有三千萬的中國人，這麼龐大的「人才庫」，他們都是我們海外宣傳的尖兵。如果能得到他們的支援和配合，我們就是「富甲天下」了。
問：新聞局既是國家的化妝師，也是政府的發言人，那麼今後如何替政府首長塑造形象？
答：這要從我們的民族文化習性談起。
在美國，總統往往就是他自己的化妝師。以雷根為例，他原來就是個演員，也是個超級推銷員，很會推銷自己。雷根的高度幽默感和反應靈敏是與生俱來的。
但在我國，像雷根這一類型的人，不見得最受歡迎。我們比較喜歡穩健型的人，不喜歡鋒芒太露，也忌諱八面玲瓏。我們有時欣賞的是剛毅木訥；這和美國人正好相反。
但時代在變，現在一般對於剛毅木訥型的人，也頗有意見。政府首長如果不多做溝通，很可能在議會裡連預算都不能通過。
不可本末倒置
然而，我們的社會大眾，判定政府首長時往往會有一種矛盾的雙重標準，一方面希望他多溝通、多講話，然而他話一多，又批評他巧言令色，太會做公共關係。
衡量一個政府首長，最主要的應該是看他的政績如何。當然最好也兼具了親和力與幽默感。但我們萬萬不可本末倒置，只注意他有沒有親和力，而不管他的政績如何。
以過去三十年來的成績而言，我覺得政府首長應該可以得到很高的評價。
問：即將在國內舉辦的國際獅子會年會，規模空前盛大，也是一個向國際推銷中華民國的好機會。新聞局是否有具體做法配合？如何加強國際宣傳？ 答：過去，我們一直強調我們是經濟大國；將來在國際宣傳上，我們的重點將是強調：中華民國是一個政治逐漸走向成熟的民主國家。其實，從各方面來說，我們這些年來已締造了無數的「奇蹟」。我們從一個具有悠久歷史的文化大國，邁入中國數千年來前所未有自由、開放、進步、民主的國家。這是我們最值得驕傲的地方。
最近我們為了配合國際獅子會年會的活動，設計了一個宣傳主題－－「讓世界刮目相看」。我們並預備提出了幾個口號，如「中華民國是自由繁榮的樂土」、「今日台灣是明日中國的藍圖」、「你我正邁向二十一世紀」、「你我就是國家的形象」等。前兩句是針對國際人士提出的，後兩句則是與全體國民共勉。
國際宣傳的省思
從事國際宣傳，這是全體國民共同的責任，新聞局只是擔任一個橋樑。我們可以提供管道，或者是協助民間團體和國外的民間團體互相交流訪問。
談到這裡，也讓我聯想到一些問題。
我們有些接待外賓的單位，常常會把觀光客帶到華西街去。這種心理很難令人理解。華西街固然是我們生活的一部份，但是，吃蛇肉、賣假錶、逛妓女戶……，這些原本就不是我們一般國民會做的事，也不能代表我們的文化，為什麼還要讓外國人去看這些？
在美國教書的時候，曾經有一個學生應邀來台訪問，回到美國之後寫了一篇文章，標題就是：「won-ton soup,snake-shop, sex-alley(餛飩湯、蛇肉店、色情巷)」，我看了之後，十分感慨。
我們一再強調自己創造了經濟奇蹟、政治奇蹟，外國人來台灣，我們給他的卻是這種印象。那麼如何能提高國家形象？
不管是旅遊業者也好，是一般民眾也好，大家都應該有清楚的認知：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國家的形象。
問：近來，國內一直醞釀著要開放報禁，報禁開放之後，大眾傳播業的發展必更加蓬勃。新聞局和傳播媒體之間，如何一方面是「監督者」；另一方面又維持「服務」的關係？
答：我覺得新聞局對大眾傳播媒體，應該是站在服務、輔導的立場，而不是上級對下級的「監督」。
媒體不應傷害人格權
前面我也一再強調，政府既是公僕，群眾的利益便是公僕最高的指導原則。因此，我們也希望任何一個傳播媒體，都能以「服務大眾」為首務，而不願意看到它對這個社會中的任何一個人或任何一個階層造成傷害。基本上每一個人的「人格權」。如尊嚴、名譽、權利、隱私……，都應該受到保護。
大眾傳播媒體如果傷害到他人的「人格權」，新聞局就會責無旁貸地站出來保護這些人。
但我也希望儘量不要讓新聞局來確認，最好能結合新聞評議會的力量，才能得到真正公平的斷論。
站在新聞局的立場，我並不希望我們做過份輔導，但該站出來講話的時候，就應有勇氣、有擔當，絕不推諉、逃避。
問：你曾經在國外教書十多年，回國後負責政大國關中心，也是在教育的崗位上。而現在是學者從政，轉到新聞局服務，似乎又進入了另一個不同的階段與領域。可否請你談談個人的理想是什麼？什麼樣的動力促使你接受不同職務的挑戰？
答：常有人問我，我最大的動力是什麼？我想，我最大的動力，來自於我從小生長的環境。
國家責任在肩上
我生於一九三九年偽滿的東北。當時東北淪陷在日本人手裡。我還記得，小時候家對門有一棟很高的樓房，裡面是日本憲兵隊。每天都看到一群日本憲兵，身上背著槍，槍尖上插著明亮的刺刀，在那裡走來走去。在我心裡，一種被侵略者凌辱的國愁家恨，油然而生。
小時候，我常常聽人唱「流亡三部曲」。我的童年，可以說是籠罩在這種陰影和不愉快的記憶中。
大學畢業之後，開始進入我生命中另一個階段。我到外國留學，一住就是十八年。在那個文化不同、民族不同的環境裡，有一種異鄉異族的孤獨感，對整個國家歷史的悲痛和負擔，有很深的感受。
我想，也許就是這種背景，影響到我做事的態度。在國關中心我常常對同仁說：「如果你把事情搞砸了，那不是在丟你的臉，而是丟我們國家的臉！」因此，某些方面，我對部屬的要求十分嚴格。
我到新聞局之後，曾經有一位學生來看我。他見到我第一句話說：「你現在變了！」我問他為什麼？他說：「你現在是謹言慎行……。」他認為我過去講話比較大膽，比較自由，發表文章、寫書；而現在好像態度不夠積極。
公務員也有行規
我告訴他，過去我是學者，現在我是公務員，身份不同，立場也不一樣。俗語說「行有行規」，做人要講分寸；做學者有學者的義務，做公務員有公務員的責任。公務員在內部可以暢所欲言，在外面則不可以亂發表意見。一旦政策決定之後，即使你心裡不願意，也要百分之百的支持。
我做了公務員之後，有很多意見我只在內部講，在外面不講，因為這有踰我的本份，這也是我對職責的尊重。既然決定要做公務員，就必須全力以赴；否則，不僅對自己不公平，對納稅人也不公平。
(王梅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