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歲的徐娣紅(譯音)在浙江溫州城內的五馬路上開了一家小吃店，專賣鍋貼，香噴噴的，生意鼎盛，財源由此滾滾而來！除了成本開銷和五個跑堂的工資，每月淨賺三千元「人民幣」。
這當然不是社會主義下的「共產制度成果」，因為徐小姐在溫州是「私營企業」老闆。
像她這樣的例子很多。溫州在一九八０年才開始有「資本主義式」的經濟活動，「繁榮」卻以銳不可當之勢蔓延開來，目前在溫州地區不只是經營麵攤、小吃店能賺錢，藥局、鞋舖、家庭式小工廠早已存在，私人經營的冷凍工廠、酒廠、輾米業甚至銀行都有。所以，溫州街上的市招如「小東京美容院」、「星光內衣束腹」或「新時代傢俱行」等，正反映了當地富裕生活之一斑。據統計，大約有六百三十萬人在此「享受中國大陸四十年來最高的生活水平」。而中共當局也因此追封溫州為「成長樣板」，當它是一個「成功的實驗」。
老百姓作主的城市
溫州全部九千六百多個中小企業中，八二%是自營或合股的型態。由於中共的銀行絕少貸款給私人企業，想創業的年輕人只能向親友湊資本，所以出現不少的「股份公司」。這些私人企業在市面繁榮的「一片大好」之下，確實相當賺錢，一家陳氏兄弟的塑膠鞋廠三年前創業時，就是由六個親友湊了二千元「人民幣」起家的，今年他們已有四百萬的銷售額。
今日中國大陸各省中，只有溫州一地是真正由老百姓作主的城市。這裡的老百姓多是生意人和「私人企業經營者」。而私人企業霸佔了市場，使「國營機構」欲振乏力的情形，在中國大陸也只有溫州一地。
在北平派來的中共大員眼裡，溫州「簡直是無政府狀態」；就實際情況而言，在這個離上海三百五十公里的濱海城區，社會主義那一套顯然不得勢。這樣的發展結果，自然使得自許「正統馬克思派」的中共幹部對「溫州模式」大加撻伐，認為這種所謂改革已經是走回資本主義的老路了。可是無論如何，當地的經濟成長確使大陸其他地區眼紅。
一九七八到八五年間，溫州地區農、工業的成長率達百分之兩百。一九七七年農民每人所得才五十五元「人民幣」，現在則是五百零八元；擁有土地的農民中，三分之一的人年收人甚至達到一千元。在這裡，一個四口之家的農民年所得比一位大學教授的薪俸還高。
背棄土地的農夫
其實，這裡所謂的農民，是指「溫州的現代居民」，是大陸新式農業發展的結果。他們不像與土地不可分的傳統式農夫，稱之為商人或工廠老闆應該更恰當。「他們算得很精，時間就是金錢，」一位當地的劉姓「農業專家」說。
這些「農民」絕少還是自己種田的，他們如今都以工、商或運輸業為主，把自有的土地出租。這種「背棄土地」的農夫約達一百萬人。
承租土地的人多半從事蔬果栽培或經營畜牧業，算是稍具專業化規模。而私有、甚或出租土地在以前也是不准的，因為中共規定「土地是人民大眾所共有」。農民只有使用權。可是「我們這兒早就這麼做了，」劉專員微笑著說：「遠在沒有合法化以前。」
面對外國記者，溫州人對今日繁榮局面的堂皇說辭是：落實鄧小平同志「對外開放B對內搞活」政策的成果，可是私底下大家都知道，光憑政策是沒那麼快「落實」的。連北平當局都清楚，「溫州模式」的基礎，是經由「不合法管道」達成的－－「他們是靠走私起家的」，一位北平幹部用手半掩口地告訴記者。
這是公開的秘密。走私進口台灣的現代化產品是溫州致富之源。
海上突來的風暴常迫使台灣的漁船就近往福建、浙江的港口暫避。大陸同胞相當歡迎台省來的漁民，因為這類機會使他們接觸到台灣產品，進而落實「對外開放」－－大量進口台灣、香港的收錄音機、照相機等大陸缺乏的新奇玩意。他們能出口的，通常是古董、草藥而已。
這類生意帶來的利潤既高又快，比當地漁業收入好得多，譬如：一只容量二十公升的箱子可以裝好幾百隻電子錶，大陸漁民自然對這種生財管道趨之若驚，相形之下，捕魚反而類似副業了。
連上海人都佩服
當然溫州的共黨幹部都不願多談那段「經濟起飛」前的「草莽時期」，因為中共自認已邁向「現代工業」型態，貿易和生產的商品如成衣、鞋子、化妝品和家庭用具之類都是「合法」的。這是溫州目前的重要經濟項目。
溫州的先天條件並不好，可耕地不多，交通也不發達，連利用海路往上海都得花上一整天的功夫，所以溫州人出外謀生的不少。自古以來，溫州知名的特產是錫器，如錫製的燭台、茶葉罐、花瓶等等，這類手工藝產品也是溫州商人在外鄉販售的主要貨物內容。又由於靠海的地理位置，往海外發展的溫州人也不少，目前在歐洲的荷蘭、義大利和在美洲定居的人，大約有二十萬。
這些散居國內外的溫州同鄉一向是外匯或經驗技術的提供來源，對今日故鄉的繁榮功勞自是不小，所以，溫州人最驕傲的是，他們是在完全沒有中共當局的金錢補助下，在短短數年間，把家鄉變成中國大陸的「經濟大城」。現在連一向被公認為精明生意人的上海人都說：「溫州人懂得做生意。」
懂得做生意，也懂得消費。花錢是今日的另一溫州模式。一場婚宴花掉三千元「人民幣」招待兩百五十位客人，還不包括飲料水果和鞭炮錢，最摩登的，還要請人拍錄影帶。
「對溫州現代農民而言，沒有所謂太貴的東西。」劉專員說，「他們花得起六萬塊錢蓋棟三層樓洋房」。有的暴富「新貴」甚至一擲三十萬，享受中國大陸頂尖豪華的裝潢，包括地毯、中央系統冷暖氣等等。難怪北平來的中共高幹要咋舌驚異了，因為「北京部長級的人物也不一定有這種享受。」
腐化現象隨之而生
活得寬裕的溫州人，死了也不寒愴。令外國記者眼界大開的，還有城郊「把山腰變成灰白一片」的墓石碑亭，尋常人家的墓地都有可能花上一千元去修建。修墳築墓本是中共眼中的封建惡習，在溫州卻可被解釋成「尊重民間習俗」而開放。
這類特例，和隨著資本化社會而來的一些負面現象如腐化、欺騙、童工問題等等都是部份不滿人士詬病的好題材，然而，儘管中共保守派在北平大言要扭轉「當前錯誤的經濟走向」，溫州人卻不擔心他們的好日子。目前，「溫州模式」仍是北平眼中的實驗成果樣板，所謂「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口號，在溫州還不會出現。溫州人笑著套用成語說：「他們是鞭長莫及。」
三十多年來，「共黨幹部都是有權有勢階級」的局面在這兒卻不一樣了。在私人企業成功抬頭的情形下，共黨機構組織地位一落千丈，中共幹部也由少爺淪落成「養子」似的地步，權力既少發揮餘地，薪水又不如人民所得，以致溫州市面流行著「農工商人掏錢大方，共黨幹部討價還價」的說法。而溫州的共黨大小幹部也在位一日挖一日，儘量利用職位分享溫州經濟奇蹟的好處，這大概是冀望「溫州模式」帶動經濟轉型的中共當局始料未及的另一「成果」吧。
(取材自Der Spiege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