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你在美國的三個大城市：明尼亞波利斯、達拉斯以及聖保羅都參與都市規畫，因此也得了好幾項美國以及國際的設計獎，能不能談談你的設計理念是什麼？
答：我想每一個城市都有它的特色。在為每一個城市設計的時侯，我都先去瞭解當地的社會性格及經濟的因素；然後，看當地人自己的願望在那裡，這樣才能切合他們的需要。
我在明城的時候，中心區開始衰落、郊區發展很快。因此，要整頓中心區就必須利用各式各樣的方法來吸引人去那兒。
我們設法把全市－－包括市政府、商會和當地仕紳等－－的力量集合起來，然後，做出一套實在可行的方案。例如設計天橋(skyway)系統，把一幢一幢大建築聯繫起來，居民在冬天要從一個block到另一個block的時候，就不用像從前那樣冒著大風雪。
然後，再將城市的文化活動如：交響樂團、運動中心等，有系統地搬到中心區來。接著，吸引投資，開發河邊的商業區及住宅區，在市中心區也建住宅。經過十九年後，這個城市的景觀完全改變。
因地制宜
至於南方的達拉斯就完全不一樣了，因為它的發展快得不得了，當地經濟非常繁榮，所以，我的設計就著眼於如何導引這股強大的經濟力量，使它走向有控制的成長。
像他們的土地開發，一開發就是兩千英畝，投資兩億美元。我們的任務就在如何幫他們規畫，使這種開發不至於破壞生態。我們拿生態調查的資料集合民眾團體，以民意來制衡建築商任意破壞環境。在達拉斯，都市規晝的工作一部份是技術性的，一部份是政治性的，另一部份則又是如何能夠與利益團體溝通，必要時訴諸民意來支持我們。
另外我們對於中心區的整頓以及紀念性場所的維護也都注意到，因此我在那邊七、八年間推動了不少事。
到今天為止，他們仍然認為七０年代的那段時期，是達拉斯建設的黃金時期。這當然也是我的幸運。而我當初也受過很大的考驗，因為要進行一件事時，必須克服好多困難和限制。
保留紀念性
我舉個例子：當年的The Texas Supply Depository－－就是甘迺迪被刺的地方，有商人要來收購。市長就在市議會裡面說，希望把這個地方變成商業化的博物館。這對達拉斯沒有什麼益處，究竟應該怎麼辦呢？我建議市長設法保留它的紀念性，因為這裡曾經發生過一個歷史上的重要事件。市長就要我去促成它。
可是，當我建議要把它保存下來時，另外一些人卻非常保守地說要把它拆掉，結果引起大爭論。後來經過兩年半的時問，那裡終於被指定為紀念性場所而保留下來。在爭取的過程中，還集合了二十五個人民團體，召開長達五個小時的公證會。
我在一個月以前又回去了一次，邢裡現在變成城裡最繁榮的地方，這個例子告訴我們：要運用不同方法來達到都市規畫的目的。
目前，我在明州聖保羅一家非營利的私人機構工作，是由基金會資助的。像開發銀行一樣，我們有一千萬美元的基金，有個很有力量的董事會。市長以及當地三個銀行的董事長都是董事。我們的做法是以參與投資、設計及協助市場開拓等的整套方法，來進行聖保羅市區的改變。
鼓吹公私合作
我們在三年之丑A吸引的投資總額已超過兩億美元。今天在美國非常鼓吹公私合作，而我們就是一個很有力的例子。從整個城市來看，市長很驕傲，基金會也很驕傲，對當地最大的好處是創造了四千三百個工作機會。
問：是不是因為這項成就而得到前年雷根總統的白宮獎？
答：一九八五年的時候，白宮提出了第一屆「總統建設設計獎」，讓每個部會推薦，我們是由「城鄉發展部」推薦的，總共有九百多個人被提名，經過兩次的審查，他們認為我們的做法、想法對當今的美國都市發展很有幫助，而且他們認為我們的做法是質量並重，並不只是注意到發展，而犧牲生態及紀念性場所，並且考慮到市場的供需配合，所以我們很幸運得了這個獎。
問：你在進行城市規晝時，花相當多的時間在溝通；但是在台灣，一提到都市設計，老百姓沒有任何參與，議會一通過就好了。如果這個假設沒有錯的話，那麼是不是在台灣都市建設比較容易做呢？
答：一部份的看法是對的。一個城市沒有很多的民眾團體參與，事情是可以簡單一點，因為溝通有時要花兩三年的時間。可是，我想在國內做的話，各部會之間如何溝通也是很困難的。要花的時間不一定比民眾團體來得少。這兩者做法也許不一樣，不過台灣近來又希望更民主，而民眾團體又不健全，所以這就很困難。
此地我們常找一些意見領袖，運用科學方法：民意測驗、開會、公證會……，來瞭解大家的意思。市長的發言也有很大的力量。
不同背景
問：你是個中國人，到了這邊之後，為美國人民做都市規畫，這樣的背景是優點還是缺點？
答：不同的國家、文化，各有不同的背景，所以會有困難，但也有好處。困難的地方在於我們中國人比較保守、比較溫和；有時候溫和會被人家誤解成沒有原則，這種情形應該要注意。
我到美國後，瞭解到美國社會是非常動態的，有好的地方，也有壞的地方。好的地方就是一直在變，能夠有很多的機會；壞的地方就是變得太快，社會可能會因此而不穩定，就要付出代價，整個社會成本很大。
因為我身上有東方人的血液，所以我認為傳統還是很重要。我做事情並不是到了一個地方就把所有的東西都拆掉再重建，而是重視如何保存當地風格，以新的建設來配合舊的建設。在傳統與創新之間一定要有個平衡。
克服歧視
此外，東方人在美國有時會受到歧視，但我們所受的歧視和黑人不一樣，比較不明顯。問題在於我們如何去克服它。克服的過程，自已必須更努力，更有本領。假如你能克服這一點，美國這個地方還是講究公正的。雖然你是新的移民，還是會給你機會。尤其你如果做了一些實在的事情，人家也會欣賞你、支持你。
其實東方血統也有好處，因為在所有的人當中，你的黃皮膚會顯得很突出，你不用特別去引人注意，人家就會注意到你。
問：能不能再談談你十多年前，回到台灣擔任短期都市計畫顧問的經驗？
答：在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到一九七０年五月，我回去了半年，在經合會做顧問，做得蠻有意思的。那時候李國鼎先生很有遠見，建議請聯合國顧問團來幫忙台灣的都市計畫。當時我和顧問團在一起做事，發現顧問團能力很強，但是也孤立得不得了。他們做了一些計畫，可是沒有辦法實行，我就一邊幫他們看計畫，一邊思考要怎麼來推動，林口計畫就是其中之一。
我個人認為既然有回去顧問的機會，就要好好地做一下，我寫了一篇「台灣都市之危機與希望」的報告。因為我那時已經看出來台灣有很多的問題，像環境的破壞、土地沒有好好運用、住宅的問題……。
建議台北行分區制
我那時候就想辦法去找前省主席陳大慶等人幫忙，可是經合會在李先生離開後，推動力量不夠強，所以很困難。而經合會本身的人還沒有足夠的膽量，這一點就很吃虧了。林口計畫雖然設計得很好，但是也因此耽擱下來了。
不過，我曾經跟當時的行政院長嚴家淦先生談過台北市分區制的重要。不久之後，行政院居然批下來，說台北市要趕緊進行分區制。
報告是寫了，但後來我聽說被擺在書櫃上，很可惜。政大陳小紅教授在十幾年後提到說：「當初，盧先生提出的一些意見，很可惜在今天仍然沒有做到。」
問題更嚴重
問：前年台北市許市長請你回去提供建議，你認為台北市的問題是不是更嚴重了？
答：現在的問題更嚴重。以前還可以遠遠地看著問題來，現在問題根本已經在這兒了。以前是覺得交通流量會慢慢增加，現在則是阻塞得不得了。
台灣的問題士洛杉磯還要嚴重，比墨西哥還要汙染得厲害。這個交通阻塞的程度，只要中午出去吃飯你就知道，車輛根本無法動彈。另外像環境的破壞、肝炎的普遍、垃圾處理等問題都非常嚴重。
問：能不能估計一下，如果要把台北市變成一個可以舒適地居住的都市(livable city)，需要多少年的時間？
答：我想，都市規畫是長期的事情，但因為一般人都沒有耐性，所以你要有長期的眼光和短期可行的方案，可以使短期所做的，得以與長期計畫連貫在一起。
你說，希望將台北市規畫成一個livable city，其實台北市有的地方也是quite livabIe，並不全都是unlivable。可是，要把整個城市都變成livable，那就有很多事情要做了，並不是短期可以做得出來的。
自然條件好
像台北市這樣有山又有水，自然條件其實非常好，再加上亞熱帶的氣候，樹木長得非常快，我想台北市的發展有很多的可能性，就看是如何做法。
問：你對台灣一直很關心，你認為台灣應當怎麼做才能更好？
答：我想台灣這幾年來有點危險的地方就是「自滿的地方太多」。因為經濟發展得很好，又被稱為奇蹟，也就沒有想到其他問題。
我想，要做得更好的話，不一定要那麼自滿；我記得有一次台灣有幾位市長到明城來開會，其中一位告訴當地美國人說，你可以到我們那裡去看看我們的「進步」。其實市政方面究竟有沒有進步實在很成問題。目前台灣雖然是一個很都市化的地區，但是對都市規畫的重要性還是沒有很清楚的認識。國內雖然有這方面的人才，卻沒有領導人物。聯合國顧問在台灣的時候曾經訓練了不少人，問題是發揮不出力量來。有些時候，軟體的東西是比硬體的東西更重要的。
政府未培植人才
另外到目前為止，政府好像也不曾花錢來訓練都市計畫的人才，無論是在國內栽培或送到國外去訓練。
問：二十多年從台灣到美國來留學的人，也已經在五、六十歲之間，這是很大的一批人才。如果台灣能夠提供比較合適的環境的話，你想這批人是不是會願意再去台灣創造事業的第二峰？
答：我想，不會有太多人願意。因為這一代的人等於是「逃兵」，他們其中有部份人根本沒有時間想這個問題，有的則是沒有辦法想。因為他們的事業、家庭都在這兒，要回去談何容易。並且國內也有很多人很怕這些人回去，因為這些人如果回去了，會造成很大的競爭。
可是只要台灣能夠吸收一些很有成就的人回去，其實也就夠用了。譬如說張忠謀先生(按：工研院院長)就是一個很有成就的人，像他這樣的人如果能夠多找幾個回去，台灣所能獲得的實質利益將遠超過付出的薪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