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翁筆下的丹麥王子哈姆雷特與其父王的鬼魂首度接觸時，一旁的朝臣馬賽勒斯指出：「某種惡腐存在於丹麥。」果然，父子相遇，抖出一段弟謀兄命，再篡其位、娶其妻的惡腐事蹟。
當然，惡行敗蹟並非只出現在「大內」；不過，消除某種「惡腐」(rotten)的狀態之後，一切的人、事、物才能回歸正常，卻是西方文學作品中常見的主題。
同樣是清除惡腐之事，地點換成了台灣。四月初，當各界的注意力仍然集中在總統民選後的「登閣熱」，或是回顧中共與美國在今灣海峽如何「鬥法」的時候，司法當局以掃黑為起點，展開一連串可能是自「十信案」以來，最大規模的肅貪行動。
執政黨立法院工作會主任、屏東縣長、黨營事業負責人、地檢署主任檢察官、官階僅次於警政署長的前航警局長，這些各有來頭的一方之霸，突然間全被捲入接二連三爆發的弊案漩渦之中。有人做好被約談的準備，有人被約談後飭回，有人遭到收押禁見，有人則已經被起訴。
「好像高中時代的那種感覺又回來了。」中央研究院社會所籌備處主任瞿海源，對於這一波掃蕩行動產生這樣的直覺反應。
這次來真的？
他解釋，大部分國人從小念書就知道有貪瀆現象存在，每隔一段期間也會有幾件案子爆發出來，主政者卻從來沒有好好地清理過，常常是「雷聲大，雨點小。」
更有人形容這一次的除弊乃為「祭典」，就待「祭品」公諸於世，言下的嘲諷，多少反映社會長期對司法正義的不信任。
其實，無論是黑道暴力圍標，或是白道貪瀆綁標，在大多數國人心中，都是行之有年的現象。只是政府高層過去總以「事出有因，查無實據」為由，讓許多爭議隨時間過去而淡化。甚至還有政治人物曾經在選舉時，聲嘶力竭地問群眾：「國民黨有沒有黑？國民黨有沒有金？」
然而，從某些跡象顯示，這一次的行動可能是「玩真的」。
例如，一些在街談巷議中，被歸類為「國王人馬」，像是屏東縣長伍澤元；或是隔了一層關係，和國王人馬是好友的中興電工副董事長王人達，竟然都被起訴，或是約談。
此外，相較於總統和立委選前，政府面對金融風暴的低調態度，李總統和連院長這回都說了重話。
李登輝在國民黨中常會上表示，民代黑道介入公共工程圍標的情況，「我最清楚」、「沒有被蒙蔽」。
連戰則在立法院指出，政府對於涉及公共工程弊端的人，「不管其地位、政治資格，只要有不法的證據，一定查辦到底。」
模糊的劇本
長官的話像是「尚方寶劍」一樣，法務部長馬英九隨後一再向檢調人員及社會各界宣示：弊案的偵查範圍「沒有上限，沒有底線」。
但是，對照執政黨以往在面對弊案時，那種刻意淡化處理，甚至矢口否認的態度；這時候突然出現近乎一百八十度的轉變，難免引起種種揣測。
中研院的瞿海源感覺到，這一波整肅行動的背後，隱約有些政治意味存在，似乎有個最終的打擊目標，但他不是那麼確定。
瞿海源的「模糊感」，反映出某些民眾對於弊案最後會朝哪個方向發展，懷有「半信半疑」的態度。不過，也有人傾向於從「陰謀論」的角度，來看待這些弊案。
新黨的新科立委周陽山便斷言，「黑金本土政權的重建」，是這些動作幕後的「劇本」。他認為，某些素來「不聽話」的執政黨公職人員，將在這股「整風」中首當其衝。
根據周陽山的觀察，一些平常愛「放砲」的執政黨籍立委被扯進弊案之後，最近的言行相當「收斂」，「配合」黨中央的程度也提高。
周陽山認為，一些和層峰淵源夠「深厚」的黑金人士，到最後必定能夠「有驚無險」過關。
「社會愈討厭的人，好像愈重要，愈不會倒。」瞿海源有這種無奈感。
司法官出身的民進黨籍立委彭紹瑾進一步指出，在執政黨只能掌握比立法院半數多一席的情形下，涉入弊案的執政黨籍立委頂多被起訴，判刑確定則不可能。反倒是電玩大亨周人參涉嫌勾結官警案，因為執政黨立委涉案的可能性較低，比較有希望查到水落石出。
相較於不確定感和政治動機論，曾任省議員的民進黨籍立委蘇貞昌表示，民選總統因「望治心切」而法辦幾個手下的可能性，不應馬上被排除。
蘇貞昌有此推斷的原因是，李登輝在擔任省府主席的期間，給他一種「霸氣」的感覺，很敢去做一些事情。
嚇阻效果浮現
儘管外界對於涉案的「背景」良好人士最後會有甚麼樣的下場，態度普遍保留，不過近年來致力於發掘「言說」與「權力」間互動關係的小說家張大春卻表示，領導者整肅「親信」往往比整肅「異己」，更能鞏固自己的權威，和提升追隨者的效忠程度。
但他強調，不論這一波行動的背後動機為何，只要能夠砍除幾個黑金勢力代表，民眾都應該樂觀其成。
而事實上，司法單位這陣子雷厲風行的肅貪行動，似乎已經產生一些「治標」的效果。在議會，「旁觀者清」的在野黨民代，逐漸感受這種氣氛所造成的影響。
民進黨籍省議員林錫耀透露，國民黨省議會某次級團體領導人曾告訴他，這一波的掃蕩來勢洶洶，未來兩年要「賺錢」可能沒那麼容易了。
民進黨籍省議員張清芳也發現，多名省住都局官員涉入的四汴頭案一經起訴後，國民黨籍省議員以往所慣用的「廠商利益擺不平」之類的辯解論調，在這次大會中幾乎銷聲匿跡。
承辦四汴頭案的板橋地檢署主任檢察官洪威華則表示，儘可能將涉及弊案的人繩之以法，起碼將讓那些當時不同流合污的人獲得肯定，覺得自己「有所不為」是值得的。
在此同時，部分朝野立委也醞釀組成跨黨派的「陽光法案推動小組」，開始「自清」的工作。小組成員之一的國民黨籍立委趙永清表示，未來將以每一個會期安排通過一件陽光法案，為小組的努力目標。
回顧這一波「弊案潮」的源頭，幾乎是在毫無預警的情形下，以從中國時報四月二日率先披露中正機場二期航廈裝修工程遭黑道圍標開始，隨後，一堆新舊弊案就紛紛給掀了出來。
仔細回想，這些弊案的存在都不是一、兩天的事，卻到最近才爆發出來。其中或許摻有政治考量，不過，弊案本身的「共犯結構」通常很緊密，局外人本來就不易窺得其中堂奧。
例如，原本應該負責查禁賭博性電玩的檢、調、軍、警和相關官員，反而成為電玩大亨的「債權人」，形成「利益共同體」，幫忙通風報信，難怪可以逍遙法外。類似這種「官兵抓強盜」的傳統角色認知遭到顛覆，是弊案不易曝光的原因之一。
另外，公務員在執行職務範圍內，極為巧妙地遊走於法律邊緣，也是某些弊案只能查辦幾個基層官員，無法真相大白的原因。
七年之病，三年之艾
以四汴頭案來說，根據在押的幾名省住都局官員表示，前局長伍澤元要求他們設法讓商人鍾太郎標到工程時，向來不給任何書面指示，而是以電話和口頭方式交代。
更難防治的是，具有刑警背景的伍澤元在批示相關的公文時，一律採用「浮簽」方式，等到公文旅行結束之後，再撕去自己的簽名條，不留任何蛛絲馬跡，也讓責任追究不到自己。
隨著貪瀆的手法推陳出新，回顧肅貪運動在台灣，也已經有三十幾年的歷史。貪污治罪條例從民國五十二年七月就已經開始施行。法務部近年來推動的「肅貪行動方案」，則是從民國八十二年九月開始執行。
根據法務部今年二月完成的「肅貪報告書」顯示，方案實施後的二十五個月中，貪瀆案件起訴後判決確定的案件中，定罪率為六成四，比三十二年來平均定罪率四成二，高出不少。
然而，「七年之病，三年之艾」。馬英九表示，根據國外的經驗，開始肅貪後可能得等上十年，才能看出澄清吏治的效果。
無論如何，剷除環境中的某種「惡腐」，是讓一切人與事回歸常態的必要條件。但是，不論從歷史或文學的事實與虛擬中，那個直接向惡腐挑戰的人，卻往往必須面對「壯志未酬」，或是「同歸於盡」的宿命，而這也正是哈姆雷特遲遲無法下定決心復仇的重要原因。
法治的建立，就是要降低這種悲劇；在民主制度下，這種悲劇英雄若其在台灣出現，無疑是整個社會最大的諷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