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民國三十八年離開江蘇家鄉的。那年才十七歲，滿腔愛國的熱忱，一心想出來闖天下，於是以流亡學生的身份，跟著部隊到舟山群島，又輾轉來到台灣。
三十多年來，我一直在公家機關做事，雖然歲月流逝，豪情不減當年。人家都說我好像「忠黨愛國」四個字寫在臉上，我也以此為傲。可是年紀漸漸長了，思親的心情愈來愈濃厚。
其實家鄉也只有大姊和小哥了。大姊大我十幾歲，小哥也快六十歲了，在大陸上經過幾次政治波動，他們深感未來難以確定，盼望趁目前中共政策比較開放的時機，出來與我和長居香港的大哥見面。
很多朋友都與大陸親友通信了，但我尊重自己的身份，一直沒有這麼做，只是透過大哥，得知家人的近況。
近年來我常出國，途經香港，發現海峽兩岸有很多家庭在那團聚，甚至有很多整棟出租的公寓，專供會親之用。大哥是生意人，避談政治，但是很能諒解我的處境，他一手安排大姊和小哥的出境事宜，然後通知我赴港。
重逢的激動與陌生感
知道大陸物資匱乏，我帶了兩大箱衣物去。一下飛機，看見有人來接，雖然快四十年不見，我仍然一眼看出那正是小哥和大姊。一時情緒激動，抱著小哥痛哭起來，小哥也潸然淚下。小時候在家裡，就數我們兩人最親近。
可是到了大哥家，激動的情緒已經平復，四十年的隔離重新橫亙在我們中間。我們發現彼此很陌生，談起話來十分彆扭，幾句寒暄之後便不知說什麼好了。大姊和小哥都曾當過幹部，雖已退休，但是受共產黨的薰陶太久，感情總不肯表露，對我也存著防範、疑懼之心。大姊尤其冷漠。回想起來，當我和小哥在機場抱頭痛哭的時候，她一直冷冷地在旁邊看著。
我是熱情直爽的人，當晚堅持要與大姊抵足而眠。在床上，我情不自禁地抱著她。她似乎有一點感動，有一點驚訝，但到第二天晚上才敢小聲問我：「妹，你為什麼這麼愛我？」我回答：「看到你好像看到母親一樣。」她仍有些懷疑不解。我看出，她已經不相信「愛」這回事了。
頭兩天大家都顯得很陌生，第三天才能比較自然的談話。我告訴他們台灣的種種，進步的實例，還帶了台灣的雜誌給他們看(包括「遠見」和「天下」)。他們除了略知經濟建設很成功以外，其他的瞭解很少，尤其是對政治建設的自由化，總是用懷疑的語氣問：「是真的嗎？」我回答：「當然是真的。」
老歌喚回親情
我會彈鋼琴。第四天，我偶然地彈起大哥家的鋼琴，彈的是一首老歌「魂斷藍橋」。我問：「老歌你們還會唱嗎？」他們都圍攏來，和我合唱。唱完了我又彈「何日君再來」等其他老歌，他們一遍一遍地要我彈，似乎重回到往日的記憶中，我流著淚一遍又一遍地和他們唱。到這時，他們才把幾十年不敢暴露的真情宣洩出來。
這以後，我們才比較像是一家人了，也可以開玩笑了。
那天下午，他們在臥室，我在客廳喊著：「出來出來，大家來談談國家大事吧！」那時候恰好王錫爵駕駛中華航空公司貨機飛往大陸的事件發生不久，他們問我此事的真正原因，我說可能是他個人事業不如意之故。他們問我要不要去那邊看看？我開玩笑地問：「假如我過去，他們會怎麼樣的對待我？生活能不能過得很好？」他們坦白回答：「頭三個月你會很風光，到處去演講，過後利用價值沒有了，你就是一介平民，與其他人民生活一樣。」
我進一步探問：「你們真的喜歡共產黨嗎？」
他們很含蓄地回答：「人在屋簷下，怎敢不低頭？」
會親是為禮物？
我把帶去的衣物分送給大姊、小哥和同來的嫂嫂，每拿出一樣，他們都是又興奮又感激。其實我們自小家境不壞，記得當年小哥最愛漂亮，西裝總是穿得畢挺，而今，不但找不到當年那副瀟灑脫俗的氣質，相反的見到他們欲獲得贈物時那種欣喜和滿足的表情，其使我有一種說不出的心酸和感慨！
他們坦率地表示要電視機、電冰箱、照相機，甚至我手上的戒指……我直覺的感到他們希望得到的只是更多的贈物，而不是我們那份久別重逢的親情！數十年深藏心底那份期盼的熱度，由沸點逐漸下降，我真的很懷疑，人真是那麼脆弱？夢想被現實驚醒後的失望思潮是那麼複雜而無奈！
離別的那一天早上，我在收拾行李，忽然聽見小哥大聲的哭泣。我驚問：「哥哥，你怎麼了？」他哭著說：「妹妹，你會不會覺得哥哥很淒涼、很沒出息？」我問：「哥哥怎麼說這種話？」
「你看，你給一樣我收一樣，甚至你身上穿的、戴的，嫂嫂看了都羨慕，你也送給她，我心裡實在很難過。」
「哥哥，這不是你個人的問題，是整個局勢變亂的結果，你我都沒錯，是誰的責任，要向歷史去求證。」
上飛機以前，我把身上所有的美金、港幣、相機、戒指，統統給了他們。可是見面前的嚮往、初見時的激動，到這時已完全沒有了。他們那種無所不要的心態，讓我懷疑他們來港的目的，只是為了獲得一些物質的資助。「會親」反成了次要的目的。經過那麼多年悲慘的生活，他們對人的看法似乎已經改變，好像只剩下對物質的期盼。中共歡迎台灣親戚儘量去海外會親，或回大陸探親，除了搞統戰以外，實質的利益也是重要的考慮。
而我呢？數十年埋藏心底的那種思親的嚮往，已漸漸淡化。我已盡心盡力，自覺責任已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