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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亞芳七返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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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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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亞芳七返大陸
 

本文出自 1987 / 6月號雜誌 第012期遠見雜誌

我在大陸上留有許多感情,不僅是對人,還有對土地、對事業的感清。

在抗戰期間,為了收容傷兵和難民,我在湖北、四川等地創辦了醫院、農場和救濟院,民國三十八年離開大陸時,都已有了相當規模。

多年來,我懷念著,想回去。政府一直說要打回大陸、拯救同胞,我很想盡一份力,總是積極地在準備參加這項工作。可是年齡越等越大,漸漸覺得希望渺茫了。

返鄉掃墓探親

我不能放棄,要去大陸掃祖父、父親和先夫的墓,看留在那兒的一兒一女。這些年雖有信件來往,他們總是措詞模糊,似乎不敢透露真情。我多次設法接濟他們,也不能確定他們究竟收到沒有。我老了,決心設法回去,就是死了也甘心。

民國七十一年,我六十八歲了。過完陰曆年即透過旅行社安排,經由美國飛往上海。

上海是我的故鄉,近鄉情怯,在飛機上心情十分緊張,不知要如何面對幾十年不見的人與物。去以前,我在香港打了電話給表姊夫,但是大陸上很少人有電話,是打到街坊委員會請他們傳話,也不知傳到沒有。

早聽說那邊的人窮困,我帶了十件行李去,裡面都是我用過但還很好的衣服,以及一些布、日用品等。下了飛機,卻沒有紅帽子替我拿。好奇怪,從前上海的機場、火車站都有很多紅帽子代人搬運行李的呀!

出海關,關員要檢查我的行李,卻連提箱怎麼開都不知道。我看了傷心,作孽喲!這裡的人完全不知道外面的世界,他們什麼都不知道。

進入市區,發現極其髒亂落後,人極多,而且非常不守秩序。記得我所生長的上海市,是很整潔美麗的,今天怎麼會變成這樣?實在是沒有想到。毛澤東鼓勵生育,又採取愚民政策,大錯特錯。人口多並不那麼可怕,善用人力才最重要。我開始思考這個問題。

第二天,我去上祖父和父親的墳。他們葬在閘北八字橋聯義山莊,原來是上海最好的墓園。誰知去了一看,墳都給剷平了,變成四層樓的醫院。宋子文家的墳墓也在附近,相去不過兩公尺,也沒有了。想想,宋慶齡在大陸上還是一號人物,她家的墳尚且不保,我又能說什麼,向誰去爭論呢?

先夫張諝行(字春笙)將軍是杭州人,他的弟弟及家人還在那裡。我又到杭州鄉下去上張家的祖墳,不料他們的祖墳也剷平了。我心裡說不出的難過。似乎各處的情況都是如此,卻也沒有人說什麼,大家逆來順受。

張將軍於民國二十八年指揮西北時,在一次空襲中殉難,政府明令褒揚,追贈為上將,並且在西安為他闢建了很大的紀念墓園。我要求再到西安掃墓,負責接洽的旅行社卻說,西北尚未開放,外賓不得進入。沒奈何,我轉往北平。

三十多年來,我跑遍歐美各地,參觀過好些國家的皇宮,常常遺憾沒有去過北平,沒看見過自己國家的皇宮。到了北平,又一次的失望;髒亂到難以想像,灰土滿天,宮廷有如垃圾堆,整個城市的建築也都是矮小破舊。這 就是我們的京都嗎?

這就是我們的京都?

我叫兒女陪我去蘆溝橋,憑弔七七事變的古戰場,那裡比北平還要髒,還要令人失望,看得我一肚子火。

我想起在上海下飛機時聽到機場廣播,「希望港澳同胞、台灣同胞及其他僑胞,對祖國提出批評指教。」我是一個直腸子,既然要我批評,就要把心裡的感慨說出來。我的想法是:我是中國人,不能因為共產黨錯誤領導,把人民弄得這樣窮困,我就寧願做外國人。

當天晚上,在下榻的建國飯店裡,我要住在同一個房間的兒子、女兒先去睡,獨自在燈下寫批評書,洋洋灑灑寫了十六條,其中最重要的意見是:在這樣專制的地方,領導人如不到國外去看看,不知道中國落後到什麼地步,要趕緊去觀摩、學習,回來應用。

我在大學裡學的是農科,雖然離開學校已經四十多年,看大陸的農業卻比從前還要落後。針對這個問題,我也提出了很多意見。兒女半夜醒來,看見我還在振筆疾書,驚問做什麼,我說我在寫信。大陸上的人,膽子都很小,告訴他們,他們會嚇壞的。我卻不怕,因為我相信這才是救中國。寫好了第二天交給接待我的共幹,另抄一份直接寄到「國務院」。

大陸上並不是沒有人知道中國大陸的落後,有些人出國留學,回來卻不敢講。我這十六條送上去,他們並沒有給我答覆。

佃農哭訴,花樹枯朽

同年冬天,我再赴大陸,這次到了四川,去看我創建的農莊,那裡有幾千畝良田。一位當年還是少年的老佃農認出我來,拉著我的手大哭:「啊!你一定是陳夫人,快來救救我們吧!當你的佃客時,我穿的是綢衫子,現在連布衫子都打補釘了;從前你年年來給我們換瓦、整修房子,現在草房子都要垮了!」

我聽了既痛心,又著急,因為在我後面,正站著幾個陪我去的「高幹」。這位佃農又哭著說:「我的爺爺餓死了,父親反抗,給打死了,今天我看到你,一定要向你告這個狀,死了也願意!」

我真擔心我走後他立刻會給槍斃了,心裡懊惱這一趟來要害死幾條人命。只好安慰他:「黑暗的日子大概就要過去了,慢慢就會好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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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我在這位佃農的莊院裡種了一棵薔薇花樹,長得十分高大,枝葉覆滿院子,莊院就取名薔薇園。這位佃農指著現已枯朽的花樹說:「夫人你看,這老樹我還給你留著作紀念,果然今天等到你回來了!」我也不禁落淚,同時暗自思索怎樣幫農民的忙。

從四川搭飛機去北平,鄰座恰好坐了一位中共主管農業的「高幹」,正要往北平開會。攀談起來,我便把我對大陸農業改革的看法毫無保留地告訴他。他有沒有聽進去,會不會在會議上提出,能不能被採納,我都不知道,只是盡心罷了。我希望大陸人民富起來,才能拉平與台灣的差距,中國才能統一。

兩次赴大陸,要求去西安掃先夫的墓,共幹總是推託,他們以為我這麼大年紀了,跑一趟又要花不少錢,不可能再來,想把我敷衍過去。可是民國七十二年三月,我又去了。這次他們終於准許我去西安。到了張將軍墓園一看,四面皆空地,單單把墓地剷掉蓋成了四樓公寓。我滿腔怒火,卻強忍下來,哭與鬧不是辦法。他們根本否認這裡有墓。我要求陪同的共幹去找地方上六十歲以上的人來,假說是要借一張供桌擺祭品。

焚香祭夫

當地人窮到別說桌子,連長條凳都沒有,人都坐在門檻上。好容易借來一隻小板凳,擺上我從台灣帶來的香燭祭品。地方上的老人也來了,我問:

「你知道這裡有墳墓嗎?」

「知道。」

「什麼時候挖掉的?」

「一「解放」就挖掉了。上面叫挖,普通的墳,挖一個給五塊錢,獨有一個最大的,給十塊錢。挖出來屍身仍好,棺木很特別,十里外都聞到香。」

那是國民政府為哀悼張將軍,當年用專機自雲南運來的上好印度檀香木啊!我又問他:

「挖出來的屍骨呢?」

「所有的屍骨都倒在一個大坑裡。」

這是故意當著共幹的面問清楚,教他們不能抵賴。謝過老人,我質問共幹,為何挖掉抗日烈士墓。他們既然願意陪我來,當然是得到指示的,因此對我特別客氣。我又向陝西省領導階層交涉,他們承認這是當年的「錯誤」,願意重建一座墓,或是立一個碑,作為補償。

他們說要給我一千美元,叫我自己去修、去建。我氣憤地說:「我不是來要錢的,來一趟的旅費都不只一千美元。你要造一個一式一樣的墓園來還我。」

重建墓園

他們要我挑選地方,我見原來墓園所在地已成一座工寮,而西安市內中共又為西安事變叛將楊虎城建有紀念公墓,我絕不願讓畢生忠誠的張將軍,死後與叛賊同處一市。於是要求遷建到他的故鄉杭州去。

我提出種種要求,在大陸人民看起來是膽大包天。我的兒女勸我:「墓剷了就算了,提都不要提,不然會惹禍上身的。」他們看見「幹部」都會發抖,一般人見到最低層的共幹,也要趕緊低下頭,不敢正視。

幾番交涉,他們答應了。我於是到杭州去看地點,選了西湖邊、錢塘江畔,又畫了工程草圖,要他們照樣建。又要求立紀念碑,敘明先夫殉國經過,並註明他是「抗日烈士」。

他們起初不肯承認張將軍是抗日烈士,因為按照他們的說法,抗日戰爭完全是共產黨打的,國民黨只有過,沒有功。

我拿出二十多年前編撰的「張將軍讀行烈士傳」給他們看,裡面敘述張將軍抗日事功,清楚明白。他們這才同意。

民國七十三年,第四次去大陸,看墓園工程。次年是抗日勝利四十週年。八月,我在高雄鳳山參加紀念會,次日即轉赴杭州,主持遷墓安葬儀式。出我意外的是,他們在西湖邊廣場樹立了很大的看板,敘述張將軍事蹟,稱他為「杭州英烈」,還有大幅畫像。

遷葬式中,骨灰匣將要放進墓穴時,我從懷中掏出一面預先準備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要求中共「官員」覆旗。對方愣了一下,也就照做了。

中共為什麼對我諸般禮遇呢?據他們自己說是敬佩我一個老人家、弱女子,有這樣的決心和勇氣,而且所爭的不是私人財產(我在大陸尚有許多產業)。他們問我,國民政府為什麼不肯「三通」,我說。「通了以後,大陸人都想去,台灣那麼小,怎麼受得了?」

七返大陸

墓雖修好了,周圍卻沒有花木,民國七十四年我又去種花種樹。歷次去大陸,我連家人都瞞著,但是我曾把在大陸上的所作所為彙報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後來大陸工作會民國七十五年九月十一日來函,稱許我「反擊共匪統戰陰謀,端正抗日戰爭史實,促進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業」,還贈給我「對敵心戰獎章」一座。其實我並不是替任何人做工作,我的目的只是希望中國均富、統一。

今年清明節,我第七次赴大陸。做什麼呢?目前沒有成功,恕不透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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