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姓外科還記得很清楚，十三年前他穿上白袍，第一天到醫院實習的時候，他是雙手顫抖、激動不已地朗讀兩千年前希臘醫學之父希波克拉提斯(Hippocrates)寫的醫生誓約：
「准許我進入醫學時，鄭重地保證要奉獻一切，為人類服務，給師長應有的尊敬及感激，憑良心和尊嚴從事醫業，以病人的健康為首要的顧念。……最高地維護人的生命，自從受胎起。即使在威脅之下，我不用我的醫學知識去違及人道。我鄭重地自主地並且以我的人格宣誓以上的約言。」
因此，平常喜歡喝酒、吊兒瑯噹的他，穿上白袍之後，就完全變了一個人。即使和人起爭執，他都要先忍著，脫下白袍後才能開始吵架、打架。
白袍的榮譽責任
就像香港法官戴的假髮，白袍對醫生而言，也是一種榮譽責任的象徵。
但是，對這些以第一志願擠進十所醫學院醫學系的醫生而言，希波克拉提斯的誓約，在台大醫院紅包、台北榮民總醫院院內瘧疾感染、台北仁愛醫院輸錯血、台北台安醫院醫師罷診各種醫療風波之下，變得有些諷刺；在「遠見」對醫生所做問卷調查中(見後文)，被大多數醫生奉為典範的史懷哲，他不計利益捨己救人的人道情懷，對看每個病人平均只給一兩分鐘的台灣醫界，美國平均為十二分鐘，也顯得有些矛盾。
教人不解的是，兩萬四千多個執業醫師，每年還以四%的速度增加，這群聯考篩選出來的一流精英，一年平均要看九百個病人，卻製造出兩千多件的醫療事故(其中導致一百多人死亡)，以及滿意度只有百分之四十幾的醫療品質。
最優秀的人才不能提供一流品質的醫療，利益是其中最大的關鍵。
老輩醫生曾感嘆，現在醫生太世俗，把醫生懸壺濟世的本質擺在一邊。醫生見面最通行的問候語是「最近生意好不好？」業績好壞成為醫生相互比較的指標。正如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精神科教授莊明哲分析，對醫生而言，錢或紅包是一種權力的象徵，收紅包就代表有了權力。
台大醫學院內科教授陳定信也從二十幾年行醫經驗中剖析，以前醫生是介於人神之間的知識分子，有很崇高的社會地位，不在乎收入，病人也不會講價。但自從醫療變得企業化後，醫生的神聖性便被淡化了，醫病關係遂成賺錢、給錢的機器關係。「醫生是看病人，不是看病。」陳定信質疑，有些醫生只把病人當作一種症狀，不會去關心病人。
醫病關係也愈漸疏離。一個女病人就抱怨，她因為化學治療掉光頭髮，戴假髮住院八天，卻沒有一個治療過她的醫師發現她「有頭髮了」。
專研醫療產業的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張支雲，在研究過程中更觀察到，台灣醫界從未為專業自主權爭取權益，抗爭焦點都集中在談錢、談給付。
生存的必要
這群平均月入十萬元以上、屬特種專業的族群，或許可以振振有辭地歸咎，是制度設計不良，才讓他們的職業變得這麼俗氣。
為免重蹈勞保、公保醫生浮報費用的覆轍，全民健保給付制度首重防弊，因此醫生在品質與成本的抉擇間，難免有掙扎。在某公立醫院任職的腸胃科醫生就很無奈地說，他無論看病、開藥都很痛苦，因為「每下一個診斷都要想到有沒有給付」，病人自然就成為一個個是否可以給付的症狀。
「理個髮要兩三百塊，醫生看個病也差不多這樣的價錢，那我幹嘛要辛辛苦苦考醫科、念七年醫學院？」一位三十出頭的醫生不滿地說，如果不多看幾個病人，多開些藥，連生存都會有問題。
五十七歲的台大醫院院長戴東原，幾年前在美國當醫生，一個早上只要看六個病人，「在台灣這會笑掉人家的大牙，會餓死的。」糖尿病專科醫生戴東原坦承，生存已成醫界的優先考量。
多看病人多賺錢，而病人太多也增加醫生誤診的機會。每天三十多萬人求診，每個醫生平均要看二十個人，一天看六、七十位也稀鬆平常，有的醫生甚至一個早上就可以看兩百多人。醫生經常是還沒聽完病情，一長串藥單就已經開好了。
常戲稱沒有教好醫師、應該切腹自殺以謝國人的台大醫學院資深教授宋瑞樓點出，病人太多是「逼醫師無法給予病人應要的照顧」雖不滿醫界世俗化，但他也為此辯護，醫師也是人，都有機會誤診，如果醫師沒有時間思考，更容易出錯，「不要去找有很多病人的醫師，不然就有機會被誤診。」七十九歲的宋瑞樓笑說。
三十二歲的游姓婦女就被醫生「言過」。五年前她因子宮外孕，醫師要她開刀，結果造成她二十七歲就停經，至今不能懷孕。她餘悸猶存地說，這間台南頗富盛名的婦產科醫院，一下說她沒有懷孕，一下又改口說她有雙子宮、先天子宮畸形，「笨笨被他開刀，也被他拿掉了輸卵管，」她憤怒地說，從此很難再相信任何醫生。
一流醫師烏龍診斷，開刀後把手術刀遺忘在病人身體的例子，也時有所聞。某醫學院院長，在母親被誤診死亡後才相信，在台灣看病要碰運氣，看醫生就像坐飛機，沒有辦法知道駕駛有沒有喝醉酒，即使是最優秀的駕駛，也會有失事的可能。一個身在醫生家族的學者透露，連台大醫學院的教授在台大住院，都會被誤診、或遭院內感染，更何況一般沒有關係的病人。
在這種追求利潤的大環境下，大學聯考醫學院雖連年名列第一志願，再加上醫院企業化管理後，競相擴大規模，醫生要兼有醫德醫術的基本要求卻漸被模糊。
六年前自美國束囊返國的孫逸仙醫院執行長黃達夫，以行醫三十年的經驗特別強調，做醫生唯一的目的就是要照顧病人，正因醫生對病人有無條件的使命感，所以不應在乎看病時間的長短，以及所耗費的精力。
曾任美國杜克大學醫學院內科教授的黃達夫，經常為了病人而讀書進修，打電話到世界各地蒐集資料，不管多累就是要把病人看好，「醫生是沒有上下班的，二十四小時內病人都可以找到。」三十二年前從台大醫學院畢業的黃達夫堅持，醫者對病人一定要有全心付出的道德責任，決定做醫生就跟做銀行家不一樣了。
「做一個良醫之前，要先做好一個人。」辦公室裡流洩著古典音樂，十四年前創辦成功大學醫學院的前院長黃崑巖批評，台灣醫學教育只培養出許多會賺錢、醫術精的醫匠，但不知道如何把病人當人看。醫學教育也沒有教醫生如何和病人溝通，反而是刻意請律師來上課，教他們如何逃避醫療糾紛。
有人說醫生應該是個哲學家，有悲天憫人的敏感胸懷，才能承受比一般職業更大的精神壓力。二、三十歲的醫師，年紀輕輕就要看到生老病死、人生苦痛，以及各種最尖銳、深刻的社會問題，還要在很短的時間，做出攸關生死的判斷。
封閉醫療網
另一方面，要培養一個成熟的醫生要花上十五年工夫，外科醫師甚至需要更長的時間，即使能獨當一面，也是每隔幾年，就要重新通過專科醫師資格考，專業的壓力特別大。而醫生隨便一個小疏忽，桶的漏子可能就很大，一定要有成熟完整的人格，才可能承受這些不斷面臨的身心壓力。
但是，醫生養成的過程，卻是在一個封閉保守的體系下完成的。
相較於其他專業，醫生養成最大的特質，是牢不可破的師承制與醫學內規。一位在醫學院任教的教授就不諱言，在醫學院，學生不能去挑戰老師，因為如果挑戰老師，將來到醫院還是碰到這老師，升遷就會受影響，「這輩子就完了。」
「醫生這個領域最封閉、最保守，進步也最少。」來自醫生家庭的社會學者點破，每個職業都需要監督制衡，但台灣醫界卻可不受外界挑戰，也不願公布醫院死亡率、院內感染率；所有醫療相關組織，也完全排除非醫學專業的人參與。
正因為「行規」如此封閉，醫界生命共同體的觀念，也比其他行業來得濃厚。
「醫醫相護」，各大學的醫學院都是最團結的一群。台北榮民總醫院院長彭芳谷就坦承，醫生做併發症、感染的檢討，都是自家人關起門來討論，對外則盡量要維護醫生的「面子」。不久前，醫界刊物還公布不受歡迎的病人，以儆同業。連一位受尊重的醫界前輩也不諱言，由於醫療糾紛屬刑事，當碰到糾紛需要專業鑑定的時候，醫生「還是會保護自己人」。從六０年代五千四百名合格西醫，兩千四百名密醫，到現在平均每萬人有十一個合格醫師，醫生素質、醫院設備都在提升，社會對醫學的需求也日漸趨強，但杏林白衣仍能感受到，身上投射的專業光環正日漸黯淡。
一位外科R5(第五年住院醫師)敏感地說，在急診室不知看過多少同袍挨罵挨打；病人「購醫」(doctor shopping)成性，對主治大夫下的診斷，都要確定好幾遍。
「以前考上醫學院覺得好驕傲，現在想想，好像有點不值得。」三十四歲的他看到，一些同學轉到電腦、企管，而他慢慢變得像個公務員，每天重複同樣的動作－－看病、開藥、看病、開藥，愈來愈不知道，為什麼要選擇做醫生這一行。
「上醫醫國，中醫醫人，下醫醫病，」過去醫生都有強烈的社會使命感(國父孫文、作家魯迅是例證)。電影、小說、電視也一再重複杏林春暖的精神價值。但今天，台灣醫生的社會參與感卻是各專業裡較低的一群；非醫界出身的研究人員若要做醫療環境的研究，也很難向醫界要到資料；醫界有自成一套的運戲規則，只要遵守這個圈圈的倫理，就可以生存。
「遠見」的問卷更顯示，雖然衷心崇拜在非洲叢林行醫、為白人贖罪的史懷哲，但從八成以上的醫生還是想留在城市大醫院，斤斤計較病人多寡、給付高低，史懷哲式的從醫精神，相較於錨銖必較的現實環境，還是太遙遠的夢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