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是建立在「論事不論人、講理不講情、動口不動手」的基礎上。尤其討論引起爭議的問題，更要對事不對人，要講道理不憑情緒，要在議堂上爭而不在街頭上爭。
疏通當前爭論的方法之一，就是讓政府首長、民意代表和專家學者面對面的溝通。
本期重點之一的「二康對談」與「二耀對談」，正是討論現今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的一個理性溝通。
趙少康與康寧祥，兩位以最高票當選、代表不同立場的立法委員，透過理性的辯論，儘管雙方對政治上尖銳問題仍持不同看法，但他們都同意「未來要開創一個和諧包容的社會。正如趙少康所說；「彼此都放寬胸襟，真正居於競爭而非鬥爭的地位，這樣對國家社會都是福氣。」
趙耀東與金耀基，一位是財經首長，一位是社會學者；一位對「經濟與文化、傳統與現代」提出質疑，一位以理論與研究一一精細剖析。
趙主委在細數影響自己深遠的小學教育與充份發揮才能的中鋼管理過程後，金教授一針見血幽默地指出；「你一方面不知不覺地在利用中國文化資源，另一方面又很有意識地在排除很多中國文化的東西。」
台大較長孫震的專訪是另一種型式的溝通。他的談話說明了台大目前的處境與如何成為一流大學的方向。
社會上的許多對立與誤解，可能要靠對談來溝通，更易建立共識。
新聞媒體的角色
新聞媒體是溝通的園地，憑著它的傳播力量，可以發揮無比的影響力。然而新聞報導不能離開事實，新聞自由也靠新聞道德約束。當美國時代雜誌對新加坡報導失實時，李光耀總理毫不放鬆地對付時代雜誌。郭振羽教授寄自新加坡的專文，持平地細述這場東方政府與西方媒體之戰，以及戰後所引發的另一場西方媒體在東方市場之爭。
西方傳播界對東方的報導不少有待商榷，尤其是要瞭解中國大陸這塊捉摸不定、撲朔迷離的廣大土地、人民與政策，更非西方人心目中那麼容易與單純。一位研究中共的觀察者就指責西方記者只看表象；「研究中國大陸，一定要從縱的看，不能只從橫切面看。」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傳播系主任朱立，多年來研究中共的新聞傳播政策，他是少數能從縱切面看中共新聞體制的人之一。
他的專文「變與不變之間｜中共新聞政策的走向」，從一九四八年劉少奇對中共華北記者團的談話開始，到一九八六年中共「新聞戰線」由評論員批評中共報紙為止，詳細剖析；中共新聞體制的「不變」，正是目前大陸大學生所要求的「變」。
民意在那裏？
在對談與溝通中，另一不可忽視的要素就是民意。但是，誰代表民意？政府首長的決策？民意代表的立場？專家學者的言論？還是小市民的心聲？
「遠見」自創刊以來，一直用科學的方法，借重電腦提供的分析，提出「獨家調查」來反映部份民意。每次調查都有令人深思的發現。
在創刊號「我國人民的世界觀」調查中，受訪者認為最有好感的五個國家依次為；美國、瑞士、日本、西德與新加坡。
在去年十一月號「中國人看二十一世紀」調查中，七○%受訪者認為二十一世紀的婦女「婚後會終生不放棄工作」；四七%的受訪者想去國外工作；五九%希望一星期工作五天。
在今年元月「民眾希望開放報禁嗎？」調查中，六九%的受訪者認為「增張或出現新報紙對社會進步有好處」，五三%認為「目前的報紙只能反映小部份民意」。另一方面，只有二八%認為「目前需要開辦新的報紙」。
我們為本期遠見主題「現代人在追求什麼？」同樣做了一次調查，向全省七百六十三人提出這個有趣的問題。結果發現，七三%的人要追求「家庭和諧」；有六四%的人已追求到令自已快樂的事。
這樣的意見反映又是另一種對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