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沉重的負擔同時也是一種生活最充實的象徵，負擔越沉。我們的生活越貼近大地……完全沒有負擔，人變得比大氣還輕，會高高地飛起來……運動和自由都毫無意義。那麼我們將選擇什麼呢？沉重還是輕鬆？」
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一書中。觸採到人性至深之處；人到底要如何選擇。選擇自由，可能失去意義；選擇意義，難道就放棄自由？這是一種弔詭也是一種實情，是一種自相矛盾，也是一種自相纏繞。
一個人的選擇，一個社會的選擇，甚至一個國家的選擇，也不免陷入這種矛盾與纏繞中。
進步？民主？
一九八八年，在蔣經國總統解除戒嚴後，台灣的平均國民所得是六千三百美元，現在我們的所得接近一萬二千美元；當時的外匯存底是七百億美元，如今則將近一千億美元。
一九八八年，世界上和我們有邦交的國家是二十二個，現在的正式邦交國是三十個；當時的蔣總統，十年任內沒有出訪國外過，現在的李總統不僅訪問了東南亞、南非和中東，更以康乃爾大學校友身分踏上美國本土。
所有這些數字的比較，八年來都是進步的。
台灣人們出國觀光已由被歧視變成受歡迎；過去不敢公開批評二位蔣總統，現在可以高舉「李登輝下台」的牌子游行示威。人民不僅可以選民意代表和市長，還可以直接投票選省長，甚至總統。
所有這些現象的此較，八年來都是進步的。
然而，為什麼民怨民憤不但未消，反而變本加厲？為什麼當陳履安站出來要選總統，他深覺「民心不安」時，得到不少人的認同與默助？
不安來自不公與不定
近觀台灣現象，這種不安的氣氛來自長期的弊端：
．社會價值被扭曲
．遊戲規則不公乎
．政府公私不分
．兩岸關係緊張不定
七、八年來的弊端和不安似乎又都濃縮到最近四個月。
彰化四信和國票案暴露的，不僅是金錢遊戲中人們的貪婪，更有價值觀和責任感的差異。二十多歲主角楊端仁闖下了滔天大禍，跳樓自殺的卻是四十多歲的主管王慶祥。
違建的貧民小戶說拆就拆，依法辦事。侵占國有土地上百公頃的高爾夫球場和八仙遊樂園，甚至高官雲集的「穠華樓」，卻可以就地合法。
李登輝訪美的「外交突破」引起兩岸關係緊張。中共二度軍事演習後，股市和房地產更感寒凍；匯市擠兌，台幣貶值，人心惶惶。
政府的對策，一方面是掩耳盜鈴式告訴民眾國軍有萬全準備，「啥米攏嘸驚！」「中共內部的問題還很嚴重！」「演習嘛，是常有的，沒什麼大不了！」
連引起民眾向銀行擠兌數百億元的四信和國票案大事，在財經首長眼裡也是「芝麻小事」。(見三十二頁)
「這種「顛覆的語言」不只在電視上聽到，也成了官員的語言。」一位資深記者譏諷。
另一方面，政府又運用中央銀行和財政部的特權，不斷推出拯救金融業、房地產業和股市的融通方案。融通的資金那裏來？自然是指向全民共有的國庫和公家金融機構，其中最易被用到的是郵政儲金。
這種提撥郵政儲金三百億來融通的做法，被經濟學者吳惠林指為「不只是「五鬼搬運」而已，且是「赤裸裸」公然為之。」
「赤裸裸公然為之」的公財私用，在面對明年總統大選的決戰時，也將會面臨赤裸裸的挑戰。
人民的選擇
當國人評斷李登輝總統近八年的政績時，理性的成績單是有褒有貶的(見四十七頁)；當國人投票選誰擔任總統時，非理性的民怨就可能發出不同的聲音。
不同的人民的聲音，正如日前工技學院副教授張瑞雄在「我們希望總統能做些什麼」一文中，引用了美國第三勢力總統候選人之一參議員布萊雷的自我期望：「我希望成為一個與眾不同的美國總統；在這個國家裡，生氣的、離心的、害怕的人民能再對政治恢復信心。」
不論台灣的政治是沉重，是輕鬆，人們都要做選擇，也都要去承受那個重，或者那個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