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假期，台北更似台北「晴雨雜陳，多元多樣。出外、在家，任人選擇；工作，不工作，各行所需。
有人喜歡出走，渡假外交、休閑旅遊，尋找無限生命力；有人窩居長讀，現代新知、古代聖典，沈湎於時空轉換間。
即便打開報紙，甲報刊出尊崇蔣公歷史地位的文章，乙報連載抨擊經國先生的傳記；李總統率五院院長赴慈湖謁陵是頭條新聞，蔣將軍往中正紀念堂哭拜的消息是次條……。
因應「江澤民八點」的「李登輝六點」出籠後，朝野褒貶不一，有人高度肯定頗具新意，有人直陳依舊各說各話；某黨讚它顧及政治現實，另黨批它躍回歷史情境。
「台灣目前的困境之一，是交錯在歷史與現代之間。」方位海外學者觀察台灣政治的迷離撲朔。
歷史與現代的差距是時間與空間；歷史與現代的主角是人物。因此歷史學者許悼雲最近為文指出：「評論重要人物，必須找出其時代背景。」
許教授以這樣的態度來評論已逝世二十年的蔣公時，讀者就會被拉到當年的時空；抗戰期間，一個一個城鎮陷落，逃亡的難民，上一刻不知下一刻的生死，炸彈落處，血肉橫飛。
了解這樣的時代背景，人們也許較能理解鯉，經歷過這場抗日戰爭的人對蔣氏的推崇，是因為「他為中國人撿回了國格，沒有變成日本人的傀儡」。
同樣的焦距可以對準李登輝總統和他生長的時代背景。
李氏生於日據時代的台北縣三芝鄉，根據徐宗懋即將出版的「務實的台灣人」一書中描述，「李是一位聰明優秀的學生，他的父親希望他受純粹的日本教育」，「儘管不少人年少時期對日本歧硯台灣人的政策不滿，但因文化領域中未受過漢學訓練，所以思維的基礎是日本式的」，「如果再加上家庭背景是基督教而非與中國文化關係深遠的道教和佛教，那麼其非漢化的程度愈深」。(見七十八頁)
李登輝總統自小習於說日語、讀日文書，「用本式的情感無形中進入腦中，並用日本人的眼光看世界」。
理解李總統的背景，對於他與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的對話中說到：「『中國』這個名詞是含糊不明的」、「殖民地時代的日本人所留下的事物很多，在批評的同時，如果不用更科學的觀點來評價，就無法了解歷史」，也就不會太訝異了。
一個人成長的經驗決定一個人的情感與意識。
由於文化接收不同，史觀與思維迥異，領導過台灣的三位元首，兩位蔣總統和李總統，對日本人的觀點明顯不同是事出有因的，由此延伸而來的處理憲法、黨務、軍隊……甚至人才選用、國家走向、兩岸關係的不同，也就有跡可尋。
面對另一個文化背景不同的人治國，習於舊思維的人擔心台灣「何去何從」；處於新主流的人認為台灣「充滿生命力」。
在台灣，超過六十歲以上的人，共同的經驗和情感大概就不容易找到交集。老一輩的本省人懷念日據時代的守法、有秩序；老一輩的外省人體會不能說台語、會遭辱「外省豬」，回大陸又可能成「呆胞」情何以堪的苦境。
台灣到底要有多長的共同經驗，才可能建立共同意識？
有人說二十年，有人說四十年，也有人說一輩子。要如何判定？答案是什麼？
眼前或許就是一次機會。明年三月，「中華民國在台灣」會出現第一位民選總統，屆時人民也許會面臨一項考驗；要選一個背負歷史經驗的人做領導者，還是選一個有共同經驗的人來帶領大家？
如果依目前情勢看來，老一輩的李登輝、林洋港和彭明敏，都蓄勢待發，中生代(除民進黨外)反囿於倫理和權勢，不敢站出來表態。
這種狀況，看在海外和民間人士眼裡，不免憂心忡忡，一位東南亞台商說：「我從海外看來，老一代下台，讓中生代接棒，對國內政局穩定和海外向心力凝聚，恐怕比較有利，也才是國家之福。」
「老一輩人物都隱退，台灣放手交給中生代去經營，政壇的面貌可耳目一新，多年的恩怨又有了結的契機。」政治評論人陳煒分析總統選舉，剖析犀利。(見七十頁)
一位奔梭於南北、黨派、省籍間的三十歲政治記者曾經這樣預測：「將來的政治人物，應該是各種黨派、區域和省籍的混合體。」
面對未來的政治生態和政治族群，一國元首的選擇就不得不更有遠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