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經百期，「遠見」曾寫下過一些紀錄；獨家專訪經國先生；第一個完成以色列國家專輯、蘇聯專輯；首次全面探訪大陸……。
所有這些特殊報導，可能都不及「尋找台灣生命力」和「新台灣人」這兩個專輯更觸及編者的心。因為它們活生生地剖析關係你我生活與生命的根源。
一九八九年底，台灣社會面臨股市狂飆、治安惡劣、產業外移；呈現政治民主開放但社會混亂不安的弔詭。
當時的「尋找台灣生命力」專輯中這樣寫道：「台灣正像風雨中的花苞，掙扎地綻放。中國人應付千年動亂的堅韌、彈性還在，只要留住這股生命力，就能反省、重建……。」
如果五年前「尋找台灣生命力」中提出的反省與重建，為台灣帶來體認與希望；則五年後「新台灣人」強調的命運共生，則是這個社會面向未來唯一的選擇。
新台灣人是誰？新台灣人是「走出台灣悲情歷史，認同族群融合、前瞻進取、務實寬容、命運共生的一群人」，是「無數的你和無數的我」。
弊案之謎
如果承認命運共生，則新台灣人不可能眼見社會弊案叢生而毫不動容。
法務部肅貪一年以來，收到一千四百三十件貪污案，近四成被起訴，平均每天有四個半人被起訴(見五十六頁)。
「每一個部門都是一個結，部門跟部門間也有結，環環相連打不開。」一位退休部會主管感歎這種釐不清的謎團。
銀行弊案是其中一例。肅貪半年時，就已有四十八位銀行界人被起訴，人數僅次於民意代表。從台銀前總經理卜正明判十二年刑，到十七名土銀分行行員和代書判刑，涉及總金額達四億新台幣。
事發時，台銀董事長曾對新聞界說：「台銀這個案件不是個案，是通例；卜正明只是現行議會制度下的犧牲品。」
也許銀行界確是犧牲者，因為真正元凶是議會制度與民代。
早已流傳的說法是：省議員對省屬銀行予取予求。財政廳的統計，更證明民代逾期放款和催收款累計達三七四億。甚至平均公家銀行增設一處分行，省議員可獲利一億元。
台北捷運是眾多弊案之冠。它的工程規模最大、造價世界最高、工程延後最久、被起訴的官員最多。
就在台灣選舉史上第一次公開辯論會中，中國時報總編輯黃肇松問市長候選人黃大洲：到底捷運問題出在哪裡？誰該負責任？
前後參與台北市政八年的黃大洲，仍然極其含糊地答：「哪一任引起今天捷運系統的結果，我不好意思講太多。捷運問題是大家的痛，也是我內心的痛。」
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如果認同族群融合、務實寬容，則新台灣人雖不同意別人的意見，但尊重別人發表不同意見的權利。
「九二五」事件或許是少數民進黨員的個人行為，但不可否認，帶給新黨內一些知識分子對民主的失望震撼是強烈的。
「當時新黨的支持者有一萬多人，民進黨只有一百多人，如果我們要踩過去，都會踩死他們的。」一位在現場的新黨黨員解釋堅持不以暴力，才會僵持四個小時；可惜最後還是流血收場。
在主持了兩個月Call-in電視節目後，李濤感慨地說：「我主持「全民開講」以來，最大的隱憂是，即使是知識程度滿高的人，也有無法容忍別人論調的傾向。」(見一二六頁)
「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是胡適之的名言，他強調容忍之難得，是「因為人類的習慣是喜同惡異，這正是不容忍的根源。」
一九九四年底，台灣的社會氛氳熾熱，一方面是李登輝總統勇往直前地帶著我們邁向國際社會，試赴廣島亞運之約，試開APEC大會之路，TIME雜誌也以讚許之聲描述李總統無懼地「敲每一道門」；另一方面，社會則因年底選戰而煽起重重煙火，態勢緊張。
台灣社會的生命力是否留住？中國人應付千年動亂的堅韌是否依舊？新台灣人的責任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