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一個現代新聞工作者，常常要能擺脫一些「判斷上的陷阱」。
新聞上的判斷陷阱是什麼？
眼前最熟悉的，就是「國家安全重要？還是新聞自由重要？」
波斯灣掀起的媒體戰中，這個爭議最引人注目。一月十七日，伊拉克把全世界的記者趕出巴格達，唯有CNN電視網的彼得、阿內特(Peter Amett)獨獲青睞，留下並專訪到哈珊。
於是同業開始質疑，在這麼一個極權管制新聞的環境下，CNN會否淪為哈珊的傳聲筒？倒底美國媒體該不該幫助「敵人」？
前一陣國內媒體也出現類似爭議，在海峽兩岸還未改變「敵對狀態」前，對中共的報導是否「別人怎麼說，我們就怎麼寫？」
「他們新聞發布都是統一口徑，我們誰管得了新聞界？」過去和共產黨有過「鬥爭經驗」的人、身處海外「看得較清楚」的知識分子，為此感到憂心。
朋友？採訪對象？
第二個判斷陷阱是「個人利益重要？還是社會公益重要？」
台灣股市狂飆時，一些跑股市新聞的記者也加入道場全民運動。有的上市公司或證券公司甚且主動贈送記者股票，以操作公關。
跑立法院的記者，由於消息靈通，文字能力強，新聞感夠，「常被請做槍手，」一位在立法院工作多年的人士透露；記者代立委寫質詢稿，也可以經由這種特殊管道，得到內幕或獨家新聞。
這樣的互惠關係也發生在黨政官員和新聞工作者之間。 第三個陷阱是「是朋友？還是被訪對象？」由於經常接觸，記者與被訪者可能已成為朋友；朋友就有友情，也有道義。碰到敏感或爭議性問題時，這種情義往往與新聞報導要求的客觀公正原則相違背。到底那個重要，頓生迷惑。
幾乎沒有一位新聞從業員不瞭解現代社會的複雜，也沒有一個記者故意要落入這些陷阱。
客觀真實是至高理想
如何能區分事實與宣傳，尤其身處敵人陣線？CNN的彼得．阿內特在戰爭結束後接受聯合報記者訪問，他解釋：「我格外謹慎，我不容許自己犯任何一個小錯誤，因此兩個多月來，我只報導事實，不評論，不分析。」
在兩岸新聞報導上，也可能出現類似的情況；訪問到中共重要高幹，如何判斷與解釋他談話背後的真正意義。「傳播學上有所謂的本質差異，」中時晚報社長林聖芬指出，他曾在大陸親身體驗過閩平漁號事件事實與報導上的差異。
不論是判斷陷阱或本質差異，如何維持新聞的其實客觀，尤其是新聞自由的精神，還是這個行業的至高理想。
「國家安全和新聞自由並不是你死我活那樣的對立，」聯合晚報社長張作錦在「無新聞自由，就無長期的國家安全」一文中指出，過分的揚「國家安全」而抑「新聞自由」，也是相當危險的。
在一個民主健全的國家，都有保障人民言論及出版自由的法律，因為這是防止政府走上獨裁專制的方法。以美國為例，在保障出版言論自由時，只有一個限制原則，就是當它會造成「明顯而立即危險」時才受管制。
日前英國記者協會主席保羅．萊登(Paul Leighton)來台參加華視舉辦的「邁向二十一世紀電視學術研討會」，正是談這個題目。他認為要在二者間取得平衡，只有靠「新聞界的自律精神」，因為「任何新聞檢查或類似法規，最後終會影響人民的權益。」
自由與安全的掙扎
有人說，過去的台灣社會要「同中求異」，因為約束太多，有不同的聲音，才能突破；現在的社會，則應「異中求同」，建立共識，追求共同的大目標。
在一個資訊豐富而開放的社會，「現代媒體下塑造的人格，卻將一切均簡單化；簡單化也就是極端化，」專欄作家南方朔觀察，壓制新聞自由已不可能，要建立共識，維持團結，恐怕要另外摸索出方法。
自由與安全，掙扎在政府與人民之間，擺盪在私與公之間，確實需要大家思考出一條路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