辭別一九八九年，踏入一九九０年。
八０年是全世界一個動盪的年代；九０年則將是一個機會的年代。
機會來自前所未有的動盪；美蘇兩大強權對立減緩、東歐掙脫共黨統治、經濟蕭條並未來臨、中國大陸因天安門屠殺而信心破滅……
改變中國人命運的機會，也將在九０年代降臨。
中國民主的孕育
一九八九年底的台北，有點像這一年年初的北京，同一群人又見面了，地點改變，角色改變，心境更改變。
「我原以為會以企業家的身分到台北，沒有想到會成為政治人物，」失去了中國大陸第一大民營企業－－四通集團，萬潤南在海外挑起了「民陣」的重擔。嚴肅凝重的神情，取代了意氣風發的神采，但是自信未減。
「我還真不想離開台灣！」以撰稿「河殤」聞名的蘇曉康，有文人特有的敏銳，雖然以「富裕、敏感而柔弱的台灣啊！」一文，發抒自己對台灣的觀感，但比起在法國「得到了天空，卻失去了大地」，這位透過文字與影像在大陸傳播西化觀念的記者有些茫然了。
「六四天安門事件」，改變了一些中國人的命運，卻也孕育了改變中國的命運。
當台灣的朋友問萬潤南，「台灣可以對大陸民主運動做些什麼事」時，他毫不遲疑地說：「台灣正在進行一個很重要的實驗」，也就是證明一件事：在中國文化背景下，能不能實現民主，如何實現民主。
一種大挑戰
民主，確實帶給在台灣的中國人一個很大的挑戰。
強人過後的台灣，有人說：「給了我們最大的資產－－建立一個現代化的民主國家」；有人說：「給了我們很大的負債－－無法和無治」。
去年年底的選舉，儘管使執政黨深受傷挫、大力地改革黨務人事，海外的反應卻是正面的，一位國內駐法人員說：「正可以擺脫一黨獨大帶來的威權與腐化」；香港的媒體也指出「大大加強了台灣作為西方民主社會一分子的地位」。
然而真正感受政治力的，還是生長在台灣的兩千萬人民，
「台灣絕不是一個適合人住的地方，」一位歸國人士形容，在「停車找不到車位、不裝鐵窗必遭小偷、夜黑不敢出門、千萬不要在路上惹事生非」的情況下，中國人的內縮性格自然強化。
於是，有小市民期待政府不要再空喊口號，政治人物不要再只談「大架構問題」。
「大家都在搶做副總統，誰來管交通？」一位計程車司機強烈抱怨。
誰會當選第八屆總統與副總統，將是最近國內的最大政治話題，也是執政黨主席李登輝面臨的最重要抉擇之一。
有沒有遠見？
英國「經濟學人」週刊曾為文評論：「當「遠見」不流行時，布希就不會有「遠見」。」
挑選什麼人當競選伙伴，也是李登輝總統是否具有遠見的考驗。
「中國人常常猜什麼人會當副總統，而很少說什麼人應該當副總統，」許多學者認為強人時代、威權政治已過，挑選稱職的政治人物時代應該來臨。
本期遠見主題「假如我是李登輝」，正是解答「什麼人應該當副總統」這個問題。
十六位意見領袖，代表了不同的看法，諾貝爾獎得主李遠哲說：「副總統是要輔助總統的，和總統的理想應有共同的地方。」
立法院副院長梁肅戌認為：「好花需要綠葉陪襯，應該是總統親信。」
來自地方的新科立委陳定南則反問：「我希望由非執政黨的人出任，但是可能嗎？」
如果要化不可能為可能，德國經驗將是一個參考。
東西德間瞬時之變，不僅使全世界人震撼，也帶給分裂國家不少啟示。本刊編輯任孝琦在德國的現場採訪，提供了第一手的分析。她採訪過瞭解德國的學者、深諳中德文化的專家、以及我國駐德的代表，一探德國處理統一問題的途徑是否適合中國。
回首八０年代，德國人在動盪中抓住了改革的機會；面對九０年代，中國人能錯失機會嗎？
(本期張作錦先生因事暫停專欄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