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之在他的文存中記載，他是一個「注意政治的人」，在大學時代，政治課程與活動幾乎占了他三分之一的時間。但是自一九一六年起，他在中國哲學史研究中找到了自己的終身職業，從此不問政治。
促使他再次「不能不談政治」、更「發憤談政治」的，是一九一九年，他有感於當時的輿論對社會上實質的問題不去探索，也不清楚到底要爭什麼？要怎樣才能達到目的？
做為一個「實驗主義的信徒」，他發表了當時著名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評論，成為知識分子影響輿論的典型。
知識分子與輿論
愛因斯坦，這位一般人心目中只屬於實驗室裡的科學家即說過：「就「知識分子」這個詞的最廣泛意義來說，他則負有更大的責任；因為他受過特殊的訓練，他對輿論的形成能夠發揮特別強大的影響。」
知識分子不僅「善其身」、更「善天下」的使命，中外皆然；輿論與知識分子之間不能切斷通脈的事實，全球如此。
自從戒嚴開始，台灣面臨四十年來前所未有的遽變；開放大陸探親、報禁解除、蔣經國總統過世……。報紙上、立法院中，一瞬間國人要求解答的困惑驟增；政府要面對解決的問題更急。
「整個國家要思考一些基本東西」，一位傳播業者擔心大架構不清楚，未來的混亂更不可免。另一位企業界主管毫不悲觀：「現代化、民主化就要經過這種陣痛，亂中有序！」
在這樣一個「亂中有序」的變局中，知識分子的期許與反應自有不同，有些是理性的，有些是感性的，但共同點是：都愛這個國家。本期多篇文章代表了這樣的觀察。
在「大陸政策」上，有從理性出發的「諍言集」－－為中國統一尋找起點，和感情剖析的「有情集」－－感情化冰先是痛。
「為中國統一尋找起點」，是于宗先、侯家駒和高希均三位教授聯名的建言。
他們認為，運作中的民主政治與人民的成熟理念，正是台灣肆應變局中的最珍貴資產，它帶給國人前所未有的自信與責任，「自信使我們敢做新的嘗試，責任逼我們必須做新的突破。」
他們共提出八點建議。與其說這是經濟、學術與技術的「台灣經驗」移植，毋寧說它是觀念的「台灣經驗」移植。
羅蘭女士，是從三十年代走過來的一代，「感情化冰先是痛」一文代表了這一代對國家、對親人的「情」痛。
背負著崇高神聖的理想，割斷了親情、愛情和友情。「他們必須把一切的割捨視為尋常，必須對一切的牽戀視若無睹。否則，他們活不下去。」
解嚴後，他們化感情之冰，羅蘭形容：「不得不痛定思痛而感慨莫名。」
對下一任總統的期望
在「蔣經國時代之後，如何領導」上，知識分子們對下一任總統人選的期望，可以歸納成四點：
一、有領導的經驗與能力。
二、有恢宏的氣度與容納異己的雅量。
三、有國際知識與世界觀。
四、有民意基礎，以民意為依歸。
一九九０年的下一任總統選舉雖離今尚遠，但人民希望參與的意願將越來越近。本期特別邀請國民黨中常委高育仁、民進黨主席姚嘉文與學者呂亞力、沈君山圓桌對論「一九九０年民意如何造就總統」。
當知識分子「發憤談政治」時，現代化的社會就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