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無極：
藝術家能否留名，將由歷史來評斷。
我相信我在西洋美術史上有地位，
在中國美術史上也有。
畫家最主要的，是變成「國際性」。
如果世界各國的博物館都收藏你的畫，
也有你的畫商、畫廊，
你就變成國際性的了。
問：您認為一般而言，畫風和繪畫的潮流，究竟是怎樣形成的？
趙無極：畫家的作風同自己的性格與時間，都有關連。譬如說我從一九四七年開始畫抽象畫，而抽象畫真正發展的時間，是從一九○二到一九六○年代。這當中，畫壇並不單單只有抽象派，還有其他不同的作風在一起。不過美國的作風轉變快些，法國比較穩固。
問：為什麼呢？
答：因為美國歡喜新奇，歐洲的畫家比較保守、傳統一點。然而，美國現在已經變成一個重要的市場，講穿了，國家有錢，就能開創市場；像日本，就是一個相當有份量的市場。在這些地方，批評家，畫南和收藏家的力量都很大。
問：那麼繪畫的潮流是否由市場所主導？為什麼近年間新表現主義會蔚為風氣？
答：也不知道。所謂資本主義國家，都是淘汰制，好的留下，壞的就被取消掉了。像一九六○年代畫抽象畫的人很多，但真正被存留下來的，卻沒有幾個。
博物館就像鏡子
問：那麼畫家最終的考驗，就是看能不能被留下來？
答：能被留下來的，歷史自會給你一個論斷。畫家本身的作風若能繼續變化，同時不會重覆，人家就會公認你。博物館也是一面鏡子，你在博物館的塑像愈多，表示你的藝術生命愈平穩。
問：早期也有一些西洋畫家到中國來學畫，像義大利的郎世寧，但他最後還是回到祖國，豐富義大利的文化。以一個旅歐的畫家而言，您覺得自己將會在中國文化發展的過程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答：我在中國大陸就畫西洋畫，根基是從西洋開始，但到外國來以後，對於中國的東西反而看得比較清楚，瞭解得也比較深。
自己是中國人，在家庭的薰陶下，我從小就學寫字，看到不少好的畫、中國的陶器、瓷器、銅器：。當時不一定看得懂，慢慢地理解之後，就有辦法消化。
問：近年來您曾分別回台灣和中國大陸開畫展，能否比較一下這兩個地區學繪畫的年輕人的素質？
答：台灣在經濟或其他各方面，受美國的影響都大，中國大陸則被蘇俄影響。講功夫呢，北平和杭州藝專的學生要用功得多，每天早上八點四十五分上課，學生一定準時進教室，因為美專學生的位置很少，能進去並不容易。畢業以後，或者分派到別的學校去，或者就留在母校裏，總有個職業，不會發生飯碗問題。但是也有一個毛病，這樣一來，競爭少了。
問：您在台灣時曾舉辦多場座談會，和學美術的年輕人接觸，您對他們的觀感如何？
答：我覺得台灣的年輕人好像應該更實在地打穩自己的基礎。根據我的經驗，二十四歲以前如果不好好地吸收知識，以後往往很難再往腦子裏擠東西，結果會手不從心。一旦有了真正的功夫，要怎麼變化都可能做到。
我十四歲開始學畫，那個時候每天都畫八個鐘點。學校的教室下午就關了，我們總是把窗子打開一點點，偷偷跳進去畫，可以說是用功得很。
問：您希望將來您的名聲，是留在中國的美術史上，或西洋的美術史上，或者，您覺得會有一部世界性的美術史？
期望名垂國際畫壇
答：（笑）我不想將來的事情，將來由歷史來評斷。藝術家的地位，普通總要在死後五十年才能夠決定。不過，我相信我在西洋美術史上有地位，在中國美術史上也有。
問：有什麼不同呢？
答：法國嘛，我是他們法國界的畫家；中國嘛，我是法國界的中國畫家。這些都並沒有什麼關係，最重要的是要變成「國際性」。
問：依您之見，如何才能做為一個「國際性」的畫家？
答：你的畫不是地域性的。譬如法國也有些本土畫家，在外國就一點兒也不被知道，只能在這塊地方發展，這種就是地方性的藝術家。
如果世界各國的博物館都收藏你的畫，也有你的畫商、畫廊，那麼你就變成國際性的了。
問：這跟畫的題材有沒有關係？假如一個台灣的畫家，專門畫台灣人的生活，您覺得他有沒有可能變成國際畫家？
答：那要看他畫得好不好。
問：您畢生追求的目標是什麼？
答：我沒有目標，就是畫畫，希望年紀大一點，能畫得更好。因為經驗的關係，畫家沒有退休的。
問：所以您就一直畫下去了？
答：當然。假如經歷、思想方面不能跟上，那就糟了。
答：這是畫家最大的危機？
答：或者是眼睛看不見，那只好自殺了，哈‥‥。
問：您認為自己目前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什麼？
答：最大的挑戰是態度誠懇、認真，不欺騙自己。藝術這個東西，要靠不斷的自我批評。你畫的好不好，沒有公定的尺度，只有自己給自己標準。
如果你覺得畫這樣的東西可以賣，就老畫它，那就糟糕了。有的畫家走進這個圈套，就沒辦法再發展了。
真正的畫家就是作品賣不出去，還是一樣地要畫。假如能夠賣，那是很幸運的一件事，你可以有好的條件繼續畫下去。
朱德群：
畫家的存在，應該是國際性、世界性的。
假如一個畫家的程度夠，又有機會出來，便可以進軍國際藝壇。
問：您是一個在中國大陸接受養成教育，然後由大陸到台灣，再轉來巴黎的畫家，這樣的背景對您今天的發展有什麼影響？
朱德群：我最早在杭州藝專學畫，那時最好的老師幾乎都在那裏，他們教的東西不像其他藝術學校那麼保守。後來我到台灣的師大教書，受了不少中國傳統畫的薰陶。到歐洲來，我幾乎沒有新舊接不上的困難，博物館裏的畫，我看了都認識，畫家的名字也都曉得‥‥。
問：您的畫已在歐洲不同的博物館展出過，和畫廊簽約賣畫，也有二十八年之久，巴黎的畫商和藝評家，是用什麼樣的眼光來看您的作品？
答：他們一般覺得，我的畫同時結合了中國和西洋繪畫的傳統，因此，同歐洲人的畫很不一樣。
問：這樣的特色有什麼特殊的意義？
答：我覺得很重要，因為每個畫家的文化背景都有所不同，一個畫家一定要有點民族性。
問：即使畫西洋畫也是一樣？
答：當然。但這個條件也不能硬做出來。中國人受中國教育，思想同外國人就是不一樣。巴黎有很多書家，像南韓、日本，他們硬要做出東方人的味道，譬如把中國的陰陽、太極搬到畫上，甚至於把西方沒有的東西，都弄到畫面上。我覺得這樣的做法很表面、太膚淺，簡直是自欺欺人。
要自然流露出自己的思想，才是真正的畫家。
和世界畫壇同步
問：您如何給自己定位？是歐美畫家、中國畫家，或是名列世界美術史的畫家？
答：我想應該是在世界美術史上。畫家的存在，應該是國際性、世界性的。假如一個畫家的程度夠，又有機會出來，便可以進軍國際藝壇。
或許是因為我畫西洋的抽象畫，所用的工具跟外國人瞭解起來沒有困難，這種語言是世界性的語一言。
相形之下，由於工具不同，中國的水墨畫就比較不容易為歐洲接受，要進軍國際畫壇，使用共同的語言是條件之一。
問：台灣有些藝評家似乎並不以此為然。您認為中國的畫家是否應當追隨西方的標準與進程？
豐富自己的藝術語言
答：我覺得畫家應該有自己的看法和感覺，選擇接近自己個性的東西，而不是追隨西方，跟在後面走。不能說本來畫沒有形的，突然變成有形的；或者今天畫表現派，明天變成照像寫實，這個不對。畫家不能沒有自己，就像一個人老了，臉上雖然多了些皺紋，輪廓還是一樣的。
問：很多旅居異鄉的畫家，最終的目的還是回到自己的國家去，豐富自己的藝術語言。您在巴黎三十多年，是否有何明確的目標？
答：我所以到歐洲來，是因為我學的是西畫，我從小就浸潤在中國文化、繪畫的傳統下，對中國的瞭解大致沒有問題；來這裏這麼多年，對歐洲西畫的傳統的瞭解，我也一樣有，甚至不比法國人差。懂的語言越多，便可以瞭解更多的文化，豐富自己的思想。
我追求的目標，是希望能畫出兩張好的畫；這一輩子，如果可以畫一張很好的畫，我就覺得很夠了。
彭萬墀：
我們應該談的是，到西方來的人，把西方文化介紹回去，
對中國的傳統和未來，曾產生什麼影響。
中國的前途還是在中國本土，我相信中國最偉大的畫家，
必然誕生在中國的領土上。.....
藝術家應該有寬廣的胸襟，有國際觀，來豐富自己的發展。
就像做一個國家的領袖，當然要瞭解全世界的局勢。
但國際性一定要和民族性相結合，這是一個絕對的規律。
問：很多人認為，巴黎或紐約堪稱世界的藝術中心。對您而言，巴黎究竟象徵一個什麼樣的環境？
彭萬墀：關於巴黎有多少個畫廊、博物館，談過的不乏其人。我覺得更重要的問題在於，中國人應如何看待西方文化。
我從事美術工作，是社會上的一粒細砂，但到最後每行每業面對的事實都一樣：不管是台灣或中國大陸，自明朝的傳教士利馬竇到中國（甚或更早）一直到今天，在和西方文化交會的時候，始終沒有辦法保持一個平衡、正常的距離。
今天美術界最大的問題也在這裏。一談起來，總是巴黎或紐約，事實上，大家忘記了，我們既不是紐約，也不是巴黎。
中國需要人文主義
我覺得，到西方來的人，把西方文化介紹同去，對中國的傳統和未來會產生什麼影響，這才是我們應該談的。至於畫幾張畫，賣了多少錢‥‥，都是次要的問題。
問：那麼，您在巴黎一待二十一年，最深的感受是什麼？
答：至少到目前為止，我覺得在巴黎比較能夠掌握眾多的西方歷史文化的線索。而和美國比較起來，又不至給人那樣大的壓縮感。（美國的國力強大，在西方的政治世界居領導地位，它的個性非常強。）
不能否認，我們中國人需要的還是人文主義，因為沒有這個，中國的人心始終沒有辦法得到全面的解放，至今封建型態的社會仍然存在著看
我們來看西方，應該看對中國最重要的－－從希臘到文藝復興，再到後來的啟蒙運動，這整個人文主義的發展過程。
問：據您觀察，中國因缺少人文主義，產生那些現象？
答：中國人出門看天色，進門看臉色。天、地、君、親、師‥‥，人要在人與人之間找到最適當的位置。這一方面造成人際和家庭間的親密關係，另一方面，也使得我們處處遷就，必須要生活在遷就裏；做起事情來，往往是關係第一、專業第二，凡事都脫不了「關係」。
西方則是從人的內面來挖掘，追求人對心的關係，沒有一個人可以支配另一個人。一個大藝術家、諾貝爾獎得主，甚或總統，和普通的小老百姓都是平等的。
在中國則不然。任何一個人稍有事功，就變得像神一樣，這也造成了社會對名利的追求。
「醉」進畫裏
問：您覺得這些年來，您在繪畫藝術上的進展如何？
答：我一直在做一個實驗，怎樣用繪畫來總結我對生命經驗的感受。所以我畫的時候，並沒有一定要畫什麼思想，我拿起畫筆，追求畫的本質，「醉」進畫裏，自得其樂。如果畫一張畫是為了要得獎，或在巴黎打出名氣來，怎麼可能得到快樂呢？
一旦把自已看成一個大師，就一定要裝扮自己，結果不知得為這樣的裝扮付出多少代價。能夠活得「醉」進去，至少這一生你知道自己為什麼活，內心便可得到相當的平靜。
問：假如您過去二十多年來一直待在台灣，沒有這一段巴黎的經歷，您覺得和今天的自己會有什麼不同？
答：我想，也不會有太大的不同，我還是會一路畫下來。我一直相信，台灣可以出好畫家，人不能以地域來限制自己的發展，難道來到巴黎或紐約，一夜之間就能把畫畫好？
藝術是征服自我
問：您對時下台灣的一批年輕畫家，一意追求在世界畫壇的地位，有什麼看法或建議？
答：我能理解他們的想法，但藝術不是征服別人，是征服自己；藝術永遠是自己和自己對話的問題。
或許這和爭排名，搞宣傳的社會風氣也有關連。去年我回台灣，在師大有幾場座談會，台下提出的問題始終在「到底紐約是世界中心，還是巴黎‥‥」上打轉，這和很多小孩子說「我將來長大了一定要當總統」，同樣值得整個社會共同來反省、深思‥‥。
問：您對中國旅歐、美畫家的前途和地位，持什麼樣的看法？
答：我看得很悲觀。我覺得這些藝術家，到最後會完全消失掉，因為你既不屬於歐美，也不屬於中國本土。離開了本土，要反省是很困難的。
而在海外的藝術家，大半都是國際主義－－承認巴黎或紐約的價值是唯一的標準，也是國際市場，在這裏成功才算數－－藝術要國際性。然而，法國怎麼可能讓一個中國人做她的文化代表呢？
中國的前途還是在中國本土，我相信中國最偉大的畫家，必然誕生在中國的領土上。
問：因此，您覺得藝術家不太可能國際化？
答：藝術家應該有寬廣的胸襟、有國際觀，來豐富自己的發展。就像做一個國家的領袖，當然要瞭解全世界的局勢。但國際性一定要和民族性相結合，這是一個絕對的規律。
與民族文化結合
這一代中國的藝術家，實在應該很誠懇地把自己一生所遭遇的困難和問題，記錄下來，讓大家共同思考，一代一代的努力下去。
如果我們還能提出幾個問題，這一生，就算過得有價值了。
問：你是否重視此地（巴黎）藝評家給你的評價和意見？
答：我剪貼了一本法國報紙給我的批評，自己留做檔案，但裏面有些講得並不對。事實上，就算是世界報、費加洛報（法國兩大報），也不見得真正瞭解我的畫。
二十多年來，我竭力不讓自己變成新聞人物，以保持自由，不患得患失、也不綑住自己的手腳。有時候，畫評對我某些作品特別喜歡，我甚至於就不畫了，我不要討好它，也不在乎把既有的成績都毀掉。
在這種情境下，我情願變得沉默，或處在比較隱居的狀態，這樣，我隨時隨地可以試看超越自己。就像一個果實，如果在它還小的時候就把它摘下來，它就無法長大了。
（溫曼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