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十月間，時代週刊因為新聞報導內容有誤，並且又拒絕刊登新加坡政府的更正函，結果讓新加坡當局引用新聞法，以「干涉內政」的理由，將時代週刊在新加坡的發行數，由一萬八千份限減到二千份。(見今年二月號遠見雜誌)
到如今事過半年，新加坡政府對「時代」的限今還未取消；而在二月間，又對第二家外國(正好也是美國)報刊開刀，可以說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這一次開刀的對象是「亞洲華爾街日報」。該報和新加坡政府之間的關係，向來並不融洽和諧，如今挨此一刀，毋寧說是意料中事。倒是由於這次事件情況較為複雜，雙方立場不同，堅持不下，結果引發世界若干重要新聞機構的關注，美國國務院也做出強烈反應，造成一場小小的外交風波。
這次風波，起因於亞洲華爾街日報去年十二月十二日的頭條新聞，報導新加坡新成立「自動報價股市交易所」，內容暗示新加坡政府有意如此左右股市，而且對此交易所的前途不表樂觀。
股票交易所事件
面對如此「惡意誹謗」，新加坡當局一秉一貫作風，立即去信嚴厲指責該報記者報導偏頗有誤，要求報方全函照登，以正視聽。於是，由十二月中開始，雙方幾度函電交馳，一方堅持有「答辯權」(right of reply)，一方拒絕原函照登。
到今年二月十六日，新加坡政府斷然官佈，亞洲華爾街日報此舉乃「干涉內政」，再度引用新聞法，將該報在新加坡的發行銷售數由每日五千份限減到四百份。
由二月中開始，雙方持續為此限令爭執不下，糾纏不清，是非不但沒有愈辯愈明，反而是雙方的「認知差距」愈辯愈大。事實上雙方在試圖「溝通」的過程中，都有意無意拒絕－－套用流行用詞－－建立共識，結果造成各執一詞的「反溝通」(miscommunication)，終致陷入僵局。
雙方的「反溝通」，有以下幾個例子為證：
首先是報導內容是否有誤？
新加坡政府指責記者報導偏頗不實，誤導讀者，是對新加坡金融機構的惡意中傷。而亞洲華爾街日報方面，則堅持記者是據實報導分析，文中對政府的批評，只是根據所謂「新加坡若干商界人士的看法」，而忠實記錄。
到底報紙記者是不是借他人之口，表達自己的主觀意見？如此「夾敘夾議」(opinionatd reporting)，算不算技術犯規？這都是新聞報導中難解的課題。
新加坡強調答辯權
其次，新加坡當局一再強調應有「答辯權」；也即是說；報紙既有報導的自由，受害者應有答辯(更正)的權利，所以報方應全文照登更正函。亞洲華爾街日報對答辯權問題不作正面答覆，只是指稱政府更正函本身內容不實，而且惡意指責該報記者，近於誹謗，因而拒絕全函照登。
對於新加坡政府的「限銷」措施，亞洲華爾街日報一再在社論及新聞報導作強烈反應，指為「報禁」，嚴重箝制新聞自由。 政府方面則強調並沒有禁止該報的流通，讀者可以在圖書館中看到亞洲華爾街日報，也可以影印該報文章，散佈流傳；因此，政府的措施是「限銷」。不是「禁銷」，目的在打擊這類報刊的廣告和銷售收入，使他們知所收斂。
其他媒體表示遺憾
亞洲華爾街日報在香港編輯發行，在新加坡印刷，總銷數雖然只有三萬多份，在金融財經新聞方面，影響力很大。這家報紙是美國華爾街日報的亞洲版，屬大財團寶Dow Jones公司所有，後台極硬。這次事件發生後，經過大眾傳播報導，相當引人注意。若干重要傳播團體都「敵愾同仇」，通電對新加坡政府此舉表示遺憾，並要求解除「禁令」，其中包括：國際報業協會(倫敦總部)、國際報業發行人聯盟(巴黎總部)、以及美國報業發行人協會(華盛頓總部)。
除此之外，紐約時報專欄作者路易士(Anthony Lewis)也撰文批評此事件。連代表美國政府官方立場的美國之音，也發表社論，標題為：「新加坡的壞消息」，對此事件有所評議。
更重要的、更戲劇性的發展，則是美國國務院的反應，以及由此引起的一段「外交戰」。
就在新加坡政府當局宣佈實施限今的當天，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在答覆記者詢問時，對此事表示「遺憾」，並籲請新加坡政府儘快取消美國報刊(亞洲華爾街日報以及時代雜誌)的限銷法令。
美國官方的反應並沒有讓新加坡政府低頭。相反的，新加坡外交部立即對美國政府提出照會，抗議美方干涉新加坡內政。由此開始，雙方在一個月之間又交換了四次照會，在「反溝通」的過程中，沒有拉近雙方的認知差距(因之也沒有解決僵局)，不過倒是把這場事件提升到對「新聞自由」的涵義之爭。
成為新聞自由之爭
美國國務院的聲明，強調維護新聞自由是美國立國二百年來的基本立場。而所謂新聞自由，是指在法律的限度內，報刊可自由選擇其報導內容－－即使是(可能被視為)不負責任或具有偏見的內容。瞭解西方自由主義觀念的人當然知道，如此說法並不是鼓勵不負責任或具有偏見的報導，而只是在強調新聞自由「不受限制」的原則。對付不負責任的報導，不靠政府的管制，而是倚賴意見自由市場中讀者的明智選擇－－讀者的眼睛，自然是雪亮的。
如此的新聞自由－－被譏為「美式新聞自由」－－斷然不是新加坡所能接受的。新加坡當局在回覆美國國務院的照會中，一方面宣稱沒有義務接受美式新聞自由的涵意，另方面更強調一個主權國家(如新加坡)有權決定准許何種外國報刊人口，這是政府賦予的特權，不是報刊應有的權利。政府依法限制外國報刊銷行量，純粹是主權國家內政問題，不勞外國過問，否則便是干涉內政了！
新加坡當局並不否定新聞自由，相反的，當局一再指出新加坡是個資訊開放的社會，目前有三千七百種外國報刊獲准入口銷行，並且常年有九十四名外國通訊記者，代表八十四個新聞單位長駐新加坡。英國廣播公司也在新加坡設立轉播站，有充份自由傳播的資訊。
追根究柢，新加坡所爭的是答辯權，堅持亞洲華爾街日報應該將所有爭執函件公諸於讀者，讓讀者去判斷是非。
美國當局則認為，報刊內容(包括讀者來函等)，完全由編輯決定，外人不得干涉。
雙方價值不同，看法不一，這個僵局一時還難解開。
亞洲華爾街日報事件，表面看來是新加坡政府和西方報刊、西方新聞組織以及和美國政府之爭。其實，深一層看來，這裡所觸及的，是第三世界國家和西方傳播媒介長久以夾所爭執的「新聞自由與國家主權」問題，「傳播帝國主義」問題，「資訊傳播平衡流通」問題，也即是一九八０年以來國際傳播學界最具爭論性的「國際資訊新秩序」(New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Order)問題。
防範文化傳播侵略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秉自由主義的精神，鼓吹言論自由，認為這是一切人權自由之本；不但在其本國以種種法律(如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保障國內的言論自由和資訊自由，並且主張國際間資訊流通應無國界限制。
而事實上，在國際資訊自由流通的口號下，西方國家挾其經濟；科技、文化(？)以及傳播體系的優勢，造成的結果是單方向不平衡的資訊「交流」。對第三世界國家而言，只有文化和傳播的侵略，那有選擇資訊的自由？
以亞洲華爾街日報事件為例，新加坡當局雖然一再要求「討個公道」，但是除了發動國內新聞媒介的支持，全面的、充份的報導各方函電照會等等之外，在國際輿論方面，很難說能有幾分影響力。這種挫折感和無力感，恐怕是不少第三世界國家共有的經驗。
由此可以瞭解，新加坡的經驗和作法，並不是孤立的。以東南亞為例，馬來西亞去年曾敕令禁止亞洲華爾街日報入口達三個月之久，並拒絕兩名記者入境。印尼自去年四月起，禁止澳洲記者入境採訪，至今禁令尚未取消－－比較起來，新加坡的措施是「限」而未「禁」，難怪當局要以維護資訊自由而自豪。
第三世界自有其「第三世界式」的新聞自由，其形態本鍊有跡可循。最常見的作法是！
對外以維護國家主權的理由，管制外界資訊傳入；對內要求傳播媒介，密切配合國家建設的目標。在謀求政治安定與社會發展的旗幟下，新聞資訊內容不免要大受限制。固然第三世界國家類型不一，有開明、有獨裁，有開放、有封閉；不過，不論何種類型，政府要成為新聞資訊的「看門人」(gatekeeper)，這一目標卻是一致的。
這正是「國際資訊新秩序」口號下的兩難之局。大眾傳播媒介及資訊內容，如果不是在大資本家大財團或傳播媒介巨無霸的控制下－－美國人民又有幾分資訊自由？－－便是為政府、政黨或政客所左右，處處層層都是看門人；他們決定什麼是新聞，當然也決定什麼是自由，一般老百姓的「知之權利」，只算是浪漫的理想吧！
(郭振羽為新加坡大學社會系系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