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福利不是慈善、更不是施捨。」
「社會福利是基本人權！」
現任台灣人權促進會會長陳菊，在擺脫內心掙扎、抗拒政壇流言等困擾後，毅然接受北市社會局長職務的挑戰，她最主要的動力來自「我來做，可以比別人盡心」的自信。
從抽象人權理論的宣傳，到具體社會福利政策的推動，陳菊要面對的是預算資源的匱乏與現實政治的陰暗面。在她尚未決定接任前，某位台大教授以社會工作專業的學者身分挑戰陳菊「不夠專業」，曾經讓她思潮起伏過一陣子。但政務官的派任考慮畢竟與一般事務官不同，陳菊在與各方面善意溝通之後，還是覺得自己「可以比別人盡心、比別人尊重專業」。
迎接「時代使命」
這位台灣反對運動陣營中的「大姊大」、美麗島事件受刑人出身的現任國大代表，原先的生涯規畫是準備從今年起擔任兩任專業人權立委，再退休做人權義工，並專職寫作，現在整個亂了套。
在徵詢老戰友的意見時，身為民進黨主席的施明德告訴她，人生不是每件事情都按照生涯規畫來的，當人民在呼喚，時代使命不容逃避，只有挺身迎接。
施明德所指的「時代使命」是亟待落實「希望的城市、快樂的市民」文宣口號的台北市長陳水扁，需要一位關懷弱勢族群、認同福利事業的社會局長。
陳水扁的「新市府運動」在以市民主義、市民參與的原則下，除改造教育、交通和都市發展之外，特別強化社會福利和休閒，甚至也將社區發展納入社會福利的一環；社會局的業務比傳統國民黨執政時期更為繁重。
這個局面考驗民進黨，考驗陳水扁，更考驗陳菊。
擔任民進黨籍首位正局長級女性政務官，她要承擔的是整個民進黨近年來高蹈式社會福利訴求的政治任務，更要承擔陳水扁競選政見以社會福利為主軸的「台北市政白皮書」六成以上內容的成敗責任。
首先是陳水扁選舉時開出的支票一定要兌現；老人生活津貼、三歲以下兒童免費醫療與婦女福利的提升。而今年的社福概算中只有百分之一不到的預算是婦女項目，根本無法承擔「提升婦女福利」的政策目標。
因此，陳菊接任局長之後，提出「弱勢優先、婦女優先」原則，便面臨嚴峻考驗。她曾與台灣各婦女團體溝通，廣泛徵詢意見，大體決定「公辦民營」策略，以期降低成本、擴大參與。
然而，鑑於台北市財務狀況惡化，平均每十元預算當中，有三元負擔債務利息，另四元為人事費用，只有三元可以做事。這個市政預算大餅，攤到社會福利方面，雖然被她追加到一百五十億元，但老人福利津貼的發放，在概算中就占了三分之二左右，其他婦女、兒童、青少年、殘障福利、中低收入戶與都市原住民等福利，更是捉襟見肘。
陳菊認為，最困難的還不只是經費的問題，而是有關社會福利的概念「在國民黨影響下被嚴重扭曲」。提到「社會福利」就想到「社會救濟」，提到「社會安全」就想到「社會治安」，因此官員和百姓不是把杜福工作當作施捨、救濟的聖誕老人作風，便是當作樁腳買票、利益均霑的輸送管道，缺乏通盤計畫與布局，更別提「社福遠景」了。
思考細緻而體貼
陳菊承認四十年積累的社會問題，不能指望在一夕之間改善，只有透過專家診斷，通盤考慮台北市的社福難題。但她的人權信仰與弱勢關懷，仍是不變的座標。
作為一個政務官，在不違反所屬政黨政策與市長競選政見的原則下，也有她自身價值的優先配置順序。譬如她甫一上任，就決定為日據時代台籍慰安婦(如今都已年近七十)每月支付六千元生活補助費，因為這批老太太大都生活貧困，要等到日本政府與我國政府辯論完畢賠償條件，可能都墓木已拱。
其次在民進黨的敬老津貼政策方面，規定年滿六十五歲的老人每月支領六千元。陳菊經過調查研究，發現都市原住民平均死亡年齡是六十一歲，於是「政策性地」決定將原住民敬老津貼的年齡提前為五十五歲。否則，此一政策對原住民便是「口惠而實不至」，甚至往深遠一點思考，恐怕更延續某種民族歧視政策。
這類細緻與體貼的思考，是陳菊長期站在弱勢族群立場培養出敏銳觀察力的結果。她相信，一個華而不實的政策、一個遲來的正義，是公共政策的決策者與執行者的共同罪惡。
「在來得及的時候，適時給予！」正反映出陳菊擔任台灣人權工作以後的劍及履及精神。社會福利的資源永遠是匱乏的，但是社會關懷的人性溫暖是可以動員的。陳菊比別的市府官員也許未必更事業，但卻是台灣少見、願意把社會工作與個人生命緊密結合的政壇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