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究竟是有意還是巧合，十月三日亞洲華爾街日報登載李登輝總統表示，若有機會出席像亞太經合會議這類國際會議，可與中共領導人江澤民碰面一談。
選擇十月三日這個東西德統一紀念日上報，似乎凸顯台灣海峽的「柏林圍牆」尚未拆毀，阻礙雙方走向整合的國內政治與心理障礙仍待消除。
不知道究竟是天意還是人意，儘管台灣宣稱一九九四年是台海雙方培養互信互賴的一年，但年來陸續發生的事故，卻使兩岸關係跌入谷底。千島湖事件激怒部分群眾，李總統接受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訪問時，說出「台灣是無主之島」、「國民黨是外來政權」、主張「台灣人要出埃及記」等言論，無疑更火上加油。
擅於急轉彎、走險棋的李登輝，是否真有意做第一位兩岸談判領袖？為什麼在一，連串的國際試探後忽然峰迴路轉，傳出兩岸將舉行高層會談？
除了新加坡資政李光耀來台「渡假」的神秘之旅有跡可尋之外，國際政治學者推測：美國擔心台海危機沸騰，適時對台施壓降溫，才是決定因素。
奇妙空間面臨破裂
美國官方近來曾經數次暗示，並不鼓勵台灣島內的分離主義傾向，認為那將升高台海緊張，違反美國在此地區的國家利益。
從台灣朝野進軍聯合國的外交群眾運動、陸委會對海基海協兩會談判時的掣肘與變卦，到李登輝廣島亞運與亞太經合會印尼回合亟思突破的連串動作，都讓美國覺得有可能牽動台海雙方的外交均勢，激化兩岸進一步政治衝突。美國國務院官員曾表示，對於近一年來台北的若干政策「無法理解」，也警覺到台灣出現走向獨立的傾向。
除了國務院，美國政府官員更在兩岸利用公開場合，發表他們的關注。
美國國務院情報研究局中國組主任塔其克(John J. Thacik)，四月間在一項研討會上指出，美國對台北「明顯地試探改變一個中國的定義」之發展，感到困惑。他也提到，北京的領導人已注意到台北此一意圖。
十月十八日美國國防部長培里(William Perry)向中共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演講時指出，為了維護亞太地區安全情勢，美國與中國大陸共負特殊責任，包括朝鮮半島、南亞次大陸、南中國海與台灣海峽四個地區，「都需要靠中美共同合作克服，而這是雙方關係的戰略基礎」。
自從一九七二年美國與中共簽署上海公報，確立「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原則之後，歷經建交公報、台灣關係法與八一七公報的演化，美國對台政策一直保有一個「奇妙空間」。簡單說，就是在確保海峽關係和乎進展、避免統一戰爭或獨立戰爭。兩岸當局誰把關俸搞壞，美國就處罰不聽話的「壞小孩」。
最近一次的美國學者發言，似乎更反映二十多年這種奇妙空間的維繫，目前已面臨裂隙，需要靠「直接談判」來解決了。
十一月二十二日，美國政府一向倚重的智庫「美國戰略暨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亞洲研究主任江文漢，在「台北圓桌會議」上說，台海兩岸領導人李登輝與江澤民，明年可能在香港或新加坡直接會談，「透過經濟或多邊管道進行，最晚在一九九六年三月以前會實現」。
江文漢並未說明其有法的依據，不過這位華裔美籍專家與美國國務院主管亞太事務的助理國務卿羅德(Winston Lord)的特殊關係，例如江曾任羅德的特別助理、雙方觀點接近與交情匪淺等，倒是提供外交觀察家一個耐人尋味的想像空間－－至少，美國方面對台海兩岸的高階層接觸是「樂見其成」了。
稍前，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在訪問新加坡時，也公開回應李登輝的會談訊息，他表示，「為了逐步實現台灣與祖國大陸的和平統一，我是願意同李登輝先生接觸會晤的。」但他指出，這是中國的內部事務，只能在中國人之間進行。「會晤的場合就要與此相稱，可以透過兩岸之間已存在的途徑，作出安排。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就是不能在任何國際會議或其他的國際活動的場合見面。」
這就是雙方較勁的所在。大家都表示願意談談，但是透過談判的儀式，台灣想把台灣問題國際化，大陸想把台灣地位國內化。
尋索良性互動
李光耀十分了解兩岸的心態，他在第三屆歐洲與東亞經濟高肇會議上談到，促成江澤民與李登輝成功舉行會談的關鍵因素，不是會談的「地點」問題，而是會談的「政治安排」。北京和台北的官員必須找出「不會削弱一方國際地位的政治安排」，會談才可能成功舉行。
兩岸互相體諒對方的政治立場，是雙方成功召開高階會談的必要條件。大陸官方似乎並不如一般推測地那樣僵化。根據香港親中派的政論刊物報導，在辜汪會談之後，鄧小平聽取簡報時曾經告知江澤民等中共對台工作人員，兩岸之間是同胞關係，不存在你吃虧、我占便宜的心態，如果李登輝願意談，「就要人家有具體的收穫回去！」
鄧小平這種思維方式曾經解決過兩岸奧委會的談判僵局。當時兩岸奧會為中文名稱是「中華台北」或「中國台北」爭議不休，因為後者意含政治性從屬關係，台灣方面無法接受。
曾經在聯合國擔任中文譯員的花俊雄，轉述中共外交部的消息來源指出，鄧小平後來出面講話，他說「中華」或「中國」是中文字，只有我們中國人才知道不一樣，何必計較？
兩岸之間的政治符號與圖騰之爭，則是兩岸良性互動的另一限制因素，雖然它並非決裂因素。中共方面主張迴避主權問題，採取黨對黨的接觸談判(不限國共兩黨)，再將談判結果經由各自的國會追認或全民公投複決。台灣方面則主張中共先承認我方為政治實體、不封殺台灣國際空間、宣布放棄武力犯台之後，才展開三通談判，將「國統綱領」進入中程階段。
對於如何談、談什麼，台灣關心兩岸事務的專家意見相當分歧，有人主張拉高談判、由上而下，有人贊成先看細微事務，再往前推進。
歷經對日抗戰與國共內戰的一輩，像老立委胡秋原、老國代嚴靈峰認為，中華民國史上有豐富的內戰談判經驗，如孫中山主張召開國民會議或抗戰各黨派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等，都是很好的模式。他們主張兩岸不談則已，要談就要直接談判未來中國的統一憲法。胡秋原指出，沒有政治上最後目標的諒解，兩岸接觸的意義不會太大。事務性與功能性的談判，不必然導向中國統一。
中生代的政法學者則較無包袱，傾向從兩岸分治分裂的現實出發，循序漸進，由下而上解決問題，進可攻退可守。
海基會副秘書長許惠祐根據自己與對岸談判的經驗分析，談判時台灣不僅要求形式對等，也要求實質對等。他承認兩岸交流旨在穩定海峽局勢，在台灣社會尚未形成統獨共識之前，大陸想垃向談判的政治面，我方不會盲目跟進。
仁能事小，智能事大
這種「有問題很難解決但又必須解決」的狀況，是構成高層談判的必要性。東吳大學教授劉必榮在他的談判學著作中便指出，所有的事情都是可以談判的；雙方面對一個無法忍受的僵局，單靠一方之力無法解決時，只要雙方願意創造條件，便能透過談判解決問題。
總統府副秘書長兼發言人戴瑞明也指出，國際間的「首腦外交」有必要，因為職業外交官按部就班談判，很多癥結打不開，元首一見面，可在政治層面尋求解決。他承認兩會的事務性談判，有些事是海基會吃不下來的，例如兩岸直航。
職業外交官出身的立法委員程建人則認為，台灣方面所有關心的問題，包括參與聯合國、武力犯台與政治實體承認等，都只有與中共談判才能解決問題。他質問「國統綱領既不是聖經、也不是憲法」，有什麼不能更改的，何必拘泥於綱領三階段之說，「凡是對我方有利的，就要去做！」他補充說道。
兩岸互信基礎也要靠談判來建立。政大國關中心主任邵玉銘是國共和談史的專家，他雖不贊成現階段由江李直接會面，但主張台海雙方多接觸，有了共識基礎，高層會談才較易成功。
邵玉銘指出，戰後國共談判失敗的教訓就是，強者不仁、弱者不智，他引用孟子的話：「唯仁者能以大事小，唯智者能以小事大」。當時國民黨方面比較強，想要控制國防與國會部門的絕對多數，導致談判破裂。今天台海雙方實力對比逆轉，中共若不能吸取歷史教訓，雙方談判前途未必樂觀。
雙方的談判除了不能有「以大吃小」的霸權心態之外，在時機上，大陸問題研究中心的楊開煌教授認為，可以選擇的時機有二：一是中共要武力犯台，迫在眉睫，由李登輝出面，可以緩和危機；例如中共內部犯台意識高漲，按壓不住時，和談可以強化中共鴿派立場。二是鄧小平死後，領導中共者尚末作出和戰決定時，江李會談可以證明台灣無意推向獨立，也可鞏固大陸領導者地位，「與其把面子做給老鄧，不如做給他的接班人」。
台灣社會的統獨爭議是群眾運動的競技場，不論從國家定位的任何方向思考，穩定的台海和平都是各方的需要。在接近香港回歸中共的九七前兩年間，李登輝與江澤民做為兩岸高層的接觸，對化解雙方逐漸加強與積累的疑慮，似乎是台灣政治徹底本土化之際的必要議程。
站在國民黨與民進黨或新黨競爭的立場上，有人認為，李登輝打出「大陸牌」，未嘗不是一張可以同時封殺民進黨「台獨危機」與新黨「獨台疑慮」，的王牌。
江李的「記憶共同體」
一九四七年一月九日，一萬多名學生與群眾，聚集在台北火車站前方不遠處的中山公園(今天的新公園)，激烈地大聲呼喊著「反美帝！」「反內戰！」「要和平！」「美帝滾出中國！」
這股反美浪潮是來自海峽對岸。
一九四六年聖誕節，一位北京大學女學生沈崇被美軍強姦，引發學生強烈抗議，隨著光復後海峽兩岸互通與人員交流、消息傳到了台北。台灣大學和能北師院的學生領袖帶頭串連全市學生，組織首次跨海的兩岸學生運動。
當時台大農經系學生李登輝參加了這場示威。遠在上海灘交通大學的學生領袖江澤民，則是學運的發動者之一。
現在台海兩岸這兩位最高領導人。均兼國家主席(等於總統)與執政黨主席，表面上家庭背景完全不同，但都有被日本統治的全活經驗，都受過西式高等教育。江在一九四七年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電機系，李於一九四三年就讀日本京都帝國大學農業經濟系，一九四六年被遣返轉入台大。
江澤民生於江蘇省揚州市舊式讀書人家庭，自小由生父過繼給六叔江上青，養父抗戰時是中共院東北根據地創建人，任院北特委委員，與李先念為戰友兼世交。李登輝生於日本殖民地台灣台北州皇民化家庭，父親李金龍，日據時期曾任刑警，後任三芝鄉農會理事長、台北縣議員。
江澤民曾在莫斯科斯大林汽車廠實習一年，後曾以專家身分派駐羅馬尼亞，能操英、俄、法和羅馬尼亞語；李登輝則通日、英與德語，兩人對文學、音樂與繪畫均頗具鑑賞力。
一九四六年，江澤民在學期間加入中國共產黨，是上海學生運動領袖。李登輝就讀京都帝大時的經濟學教授中，有許多馬克斯主義者。求學期間李登輝愛讀文史哲書籍，如河上肇的「社會主義問題」及馬克斯的「資本論」等，對明治維新的現代化過程也很仰慕。
在日本投降之後，李登輝也經常出入台灣留日左翼學生的宿舍「烏秋寮」，認識烏秋寮寮父之弟楊廷椅(外號泰山，馬克斯主義者)，思想上頗受其影響。
根據國家安全局的資料，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台大法學院支部的負責人葉城松，就是李登輝在一九四七年介紹加入組織，接受楊廷椅領導。楊廷椅是李登輝在烏秋寮的舊識，不過在組織上李登輝是郭誘宗領導的。
郭是中研院院士李鎮源的台大醫學院同學，郭太太林至潔(東海大學教授林俊義的二姊)是李登輝夫人曾文惠高女同學。後來李登輝對共黨活動失去興趣，希望走學者路線，大約在韓戰前後申請退出共產黨。
青年時代江澤民與李登輝同樣介入學運與共黨地下活動，顯示他們都有強烈的救國救民意識。如果今天他們以兩岸最高領導人身分舉行會談時，回憶共同參加過的學運、共同信仰過的社會主義，一定十分特殊。
(劉國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