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前，實踐家專校長謝孟雄正任台北醫學院院長，他赴美參觀馬里蘭州一家新落成的郡立醫院，令他印象深刻的是：醫院是政府出錢興建，卻由民間醫療機構營運。
返國一年的文化大學市政系主任謝有文，曾任職於美國紐約市政府，據他瞭解，「紐約的垃圾分區包給民間公司清理；違規車輛由警察取締後，也交給民間公司拖吊。」
類似的例了在國外屢見不鮮。當國內第一座焚化爐正由台北市政府出資興建時，中興工程顧問社副主任林鴻祺指出，歐美許多國家的焚化爐早已從興建到營運都由民間一手包辦，成效良好。
人民有利，政府有益
學者專家大都相信，政府把公共事務委託民間辦理，好處很多：可以減輕政府龐大的人事負荷；可靈活運用民間資源；避免官僚體系的老化，提高效率；也可以創造民間就業機會，提高民眾對政府的參與感及向心力。
目前這股潮流也傳入國內，去年六月全國行政會議中，「擴大政府委託民間辦理事項」的結論已達成。
台北市是全國首善之區，被視為「表現我國現代化程度的櫥窗」，加上市民的知識水準高，對市政品質的要求亦高，台北市政府承受的壓力也較大。
壓力的主要來源是市議會，主張市政委託民間辦理最力的市議員王昆和說：「拿民國五十七年度和七十六年度比較，台北市政府的歲出、員額巨幅增長。目前每年平均每名員工的成本為四十二萬八千多台幣，已達開發國家的國民所得，但施政品質仍停留在開發中國家的水準。」
經常出國的王昆和以親身經驗指出，美、日等國的大都市街道整潔，交通井然若序，非台北市可及。「同樣的台北市政品質，每年六百億的預算，如果交給王永慶經營，至少可以省下一百億，」學企管出身的他肯定地說。
站在納稅人的立場，聯合報市政記者馮金桁也贊成市政府把部份工作交給民間做，「如果推行良好，政府和人民都互蒙其利，」他說。
尚在起步階段
「其實目前市政府有些事情已經委託民間辦理，只是尚不普遍，」市府研考會執行秘書紀俊臣指出。目前台北市府委託民營的工作大致分為三大類：一是研究調查，例如研考會去年就有十九個研究案委託學術單位辦理；二是工程的規畫、設計、監造，例如正在興工的內湖焚化爐就交給中興工程顧問社負責；三是經常性的服務事項，例如市民法律諮詢服務、車輛定期檢驗等(見表)。
在少數的經常性委辦事項中，車輛檢驗行之有年，而且績效受到肯定。
依規定，車輛必須定期接受檢驗，近年來台北市車輛年成長率平均超過一０%，監理處的面積和人員有限，無法承受如潮湧至的送檢車輛，於是「從民國六十二年起，委託民間汽車公司協助辦理，公司家數已由當初的一家增至目前的七家，」承辦人第一科科長廖常譽指出，這種外包方式不僅紓解監理處的負荷，也受到有車市民贊許：「每年就近到受委託的公司辦理，不必非跑監理處，排隊時間也縮減了。」
服務性事項可先辦理
這樣的例子證實公共事務委託民營的可行性，然而台北市政內容千頭萬緒、錯綜複雜，如果想擴大辦理，優先次序如何排列，必須慎重釐清。
中興大學公共行政系主任張世賢指出，公共事務可分兩類，一種是強制性的，民眾違反，須受法律制裁；一種屬服務性，不涉及法律。強制性事務若委託民間代辦，例如收稅、取締違規車輛、管理監犯等，必須修改法令，而且民眾具有守法觀念才能施行，由於程序繁雜，且執行時易生糾紛，他建議：「從比較單純的服務性事項著手。」
這類事項包羅甚廣，以公園路燈管理處的業務而言，「公園、路燈、街道上的草皮、花圃，都可以交給民間維護，」市議員王昆和說。
事實上，該處一年前也已踏出第一步，將中山北路一至三段的草皮，信義路上的盆花發包給民間公司維護。
養護工程處計畫今年把馬路路面交給民間維修，「我們先挑三條交通量不大的馬路試辦，這三條馬路是內湖的成功路、康寧路、松山的福德街，目前正在籌畫中。」處長曹友萍說。
在台北市民對環保要求日殷的情況下，市政府環保局長胡養才認為，首先可以交給民間做的工作有「收集垃圾、掃馬路和清理排水溝，」清理排水溝部份已在試辦中。
研考會執行秘書紀俊臣進一步提出，基層保健工作，例如打預防針、體檢；公共建築，例如未來的市政中心、議會大樓的清潔維護；市政資料的統計工作；以及違規車輛的拖吊等，也都適合由民間去做。
須排除許多阻礙
然而台北市政府想要擴大民間辦理的範圍，必須解除幾方面的阻礙。 首先是部份市府官員的心態不易調適。一位市議員指出，「市政府就像事必躬親的企業主，突然要他授權，難免不習慣。」市政府一位處長坦承，「還是自己做感覺比較能掌握」。另一位處長也說；「若不是市議會催得緊，委託民間辦理的腳步可能更慢。」
政府任何措施都要有法令依據，而許多有關辦法尚在紙上作業階段，使工作無法大力推動。例如全國行政會議決議，「由行政院研考會偕同有關部會訂定「民間團體參與政府事務推行要點」。以確定委辦的範圍，以及接受委辦的民間團體應具備的條件」，目前辦法尚在擬訂。台北市政府研考會委託中興大學公行系所做的研究，也仍在進行。「國內外取得相關資料不易，是調查時所遭遇的最大困難，」主持研究的方庭諧教授說。
主管單位和民間公司的經驗不夠，使雙方必須經過一番摸索。例如公園路燈管理處把中山北路的草皮發包維護，以一年為期，承包的富德園藝公司以一百七十萬元得標，事後卻發現由於空氣汙染，陽光、水份被草皮上的樟樹吸走，而且白天交通繁忙，只有晚上才能澆水，這種情況至少要兩百五十萬元才能維護得當，雙方只好提前解約。園藝公司負責人江富德大呼「估計錯誤」，公園路燈處園藝隊長陳如舜則表示，「下次招標時，要把條件列得更詳細，以免廠商重蹈覆轍。」
監督系統有待建立
發包方式也引起爭議。目前市政府多半採公開招標，「包商往往為了爭生意而低價搶標，生意到手發現無利可圖便偷工減料，」公園路燈管理處長馮汶波感慨地說。
因此馮處長建議採取合理標：先訂出一個合理的底價，標價若低於底價的八折即作廢，而以高於八折的最低價得標。然而惟恐知道底價的公務員洩密，造成不良影響，審計單位並不同意採納。
養工處長曹友萍則認為，最低標和合理標各有利弊，「惟有詳訂合約、嚴格監督，使廠商無法投機取巧，不敢隨意以低價搶標，才是釜底抽薪之計。」
如何嚴格監督也是個問題。文化大學市政系主任謝有文指出，在國外常由政府、民間、學術界人士組成委員會負責監督，屬於自治性質。市議員王昆和認為，在國內，可委託民間團體監督。「如果民間組織功能不健全，恐怕不如市政府自己做，」一位大學教授持不同意見。即使市政府內部成立監督系統，包括人員的編制、訓練，皆須通盤研究，亦非朝夕可達。
另外，如果市政府把部份工作轉給民間公司做，原有的員工和設備該如何處理？有些公司，例如垃圾公司，民間尚未出現，市政府如何輔導成立，彼此配合？「這些都是在考驗市政府的能力與智慧，」王昆和說。
須考慮相關因素
有些開放民間經營的事也不能一廂情願。以鼓勵民間投資興建停車場來說，市議員郁慕明指出，由於土地難尋、停車費率偏低、民眾缺乏良好停車習慣。市政府提供的條件不優厚，很難引起民間廠商投資的興趣。
違規車輛委託民間拖吊也遇到困境。三年前，警察局缺乏拖吊貨櫃車的機具，便委託民間公司拖吊，包商因執行任務時受到恐嚇，要求提前解約，使這項措施擱淺。
至於一般車輛的拖吊條件也不見得較好。目前台北市違規停車佔交通違規案件的三分之一，由於警力不足，實際被取締的只不過萬分之六，因此有學者主張委託民間公司嚴格拖吊。
市議員郁慕明則認為，在沒有足夠停車位，大眾捷運系統又尚未建立的情況下，「拖得太認真，只會徒增民怨。」警察局交通科長黃海也說：「國民守法觀念不夠，目前由警察拖吊，都不免滋生糾紛，如果由民間執行，困擾恐怕更多」。
觀念改變不易
觀念的改變需要時間。譬如日本光是倡導垃圾分類的觀念就花了十幾年。台北市的垃圾改為夜間收集，雖透過大眾媒體宣導，至今仍有市民不知道，「就有人既不看報紙、電視、電影，也不聽廣播，」胡養才無可奈何地說。
面對一連串的問題，台北市政府該如何調整腳步，是望而卻步、順其自然或積極面對？「那就要看市政府想要應付、順應，還是引導潮流了。」世橋企管顧問公司總經理顧卓雄說。
許水德：觀念的改變最重要
政府把許多公共事務委託民間辦理，已成為一種趨勢。
我在一九七０年應美國國務院邀請訪美，發現許多我們現在政府還在做的事情，他們當時就已經委託給民間做了，就連我們的訪問行程及陪同人員也都交給民間機構安排。
這個觀念在國內很多人都在談，但一下子要推廣有問題。
最重要是大家的觀念要改。公務員最怕人家說他圖利他人，可是如果沒有利可圖，民間就沒有興趣做。例如台北市停車場要鼓勵民間投資，可是如果停庫費不提高，民間當然不願意投資。換成我，我也不願意。但是停車費要提高，必須議會通過。最近議會通過路邊停車月票從五百元提高到三千元，可是大家都喊太貴，我只好做傳教士，常私下和議員溝通。日本東京停車月票最高到六萬元日幣，等於一萬二千元台幣。因為馬路不是用來停車的，要停就要付代價。
過去因為政府限制太多，無論鼓勵民間投資停車場，或是興建多目標公園，沒有一件做得成。未來勢必要逐步將條件合理放寬，但要注意到普遍和公平性，不能有差別待遇。
政府會不會不肯放手讓民間做？當然不會不肯。
當公務員不是權利，而是義務，只要對民眾有利、政府有益的事就可以放手，不要以為這樣就削減了自己的權利。
我也常灌輸市政府同仁這種觀念，我告訴他們：「沒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員，」把角色扮演好，就算是清潔工，人家也尊敬你。為了要多和同仁交換意見，各種聚會我都儘量參加。有人問我，為什麼要這麼辛苦？可是我忙得很起勁，因為我認為觀念的溝通是最重要的。
美國公務私理的經驗
在全美各城鎮，許多原屬政府管轄的公共事務，從監獄管理到收集垃圾，都正高舉「出售」的牌子，為民間製造不少就業機會。
加州的拉美拉達市政府雇請私人公司管理公園和遊憩設施，提供托嬰服務，清理公共建築的塗鴉，以及監督公共工程的進行。在新澤西州的尼瓦克，民間公司也協助政府清理排水溝、修補馬路、維護市有建築，以及援供專業印刷服務。
民間辦理並非新意
公共服務事項由民間辦理並非新意，長久以來，聯邦、州及地方政府在自理和外包之間舉棋不定，而近年改變的速度則出人意料。根據國際市政管理協會的統計，到一九八四年為止，美國四四%的商業固體廢物、三五%的家庭垃圾收集發包給民間，三０%曾是公營的醫院目前由民間組織營運，約四九%的市政法律服務、八０%的違規車輛拖吊及保管作業也已移交給民間辦理。這些措施主要基於經濟考慮。近年來聯邦政府減少對州及地方政府的財政支援，而龐雜的公共服務事項花費頗巨，在稅收未增的情況下難以擺平。
各市政府很快發現，委託民營帶來可觀的結餘－－相當於自理所費金額的二０%。例如，從一九八三年起，一家叫火谷的公司承包奧勒岡州葛蘭帕斯區消防業務，每年索費一萬美元左右，服務了全城一五%的人口。這項工作如果由政府自己做，花費可能局達十二萬五千美金，而且還得另外花二十五萬美金設立消防站。當然並非每個人都贊成公務私營，批評者以為這是政府推諉責任的作法，將導致社會服務性能衰退，公家的工作機會減少，也可能因監督不周而產生流弊。
然而，不論喜歡與否，地方政府紛紛重新界定任務，把制訂政策和執行分開，因而創造了一些新行業。例如，一九八二年聯邦政府開始把大型廢水處理廠的興建計畫轉移給民間，民營工廠因而誕生。數以百計的市鎮也考慮效尤。
隨著監禁人數的增加，私人企業對經營監獄頗感興趣，不過這件事情比較複雜。在社區，辦監獄就像毒物處理一樣不受歡迎，因而導致監獄建築進度的延緩和利潤的流失，此外也引發出一些問題，例如一旦犯人逃跑，誰該負責？如果利潤是服務的動機，當利潤減少時，服務的品質能否維持？
然而支持者堅信私辦監獄和醫院民營的效果一樣－－會更具競爭力，而這正是推動民間參與的本意－－為公家機關注入進取和革新的活力。
(譯自Succ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