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下旬，聯合報舉辦了三場「開創立法院的新紀元」系列座談會。參加第一場座談的有國策顧問陶百川、國民黨籍的立委趙少康、「民進黨」籍的立委黃煌雄。
根據聯合報二月二十一日發表的座談紀錄，陶百川先生不贊成「民進黨」把群眾帶上街頭，因為那樣有走向暴力的危險。陶先生說：「其實擴大影響力，反對黨還有其他辦法，例如美國小羅斯福總統的爐邊談話，以及雷根總統每週一次的廣播報告，將政策訴諸選民，以化解參眾兩院的反對壓力，就是很好的辦法。」黃煌雄委員接著說：「陶公所言甚是，問題是我們並沒有在廣播、電視上演說的機會。」
三家電視台分屬黨政軍
政府透露要開放「報禁」之後，民進黨中央立即表示要辦「民進報」，以後還要辦廣播電台和電視台。
果然，「民進黨」立委吳淑珍三月四日在立法院向行政院長俞國華提出質詢，要求行政院在開放「報禁」之後，應即檢討開放電視台民營。根據新聞報導，吳委員說：「現有的三家電視台，台視為省政府所有，中視為中國國民黨黨營，華視為國防部主管，即三家電視台分別屬於黨政軍，民營獨付闕如。」她指出：「目前三家電視台的新聞報導全在有關方面的監視下作業，記者的採訪權和報導權大大受損，致報導評論皆不客觀，電視新聞成為台灣政治自由化中最落伍的一環。」
由以上種種可以看出，「民進黨」人士對於他們在電視傳播上所受的「不公平」待遇表示不滿，要力爭籌設電視台。
新設電視台，牽涉問題太多，短期內恐難實現，但是如何使電視新聞不再成為「台灣政治自由化中最落伍的一環」，倒是值得想一想的問題。
政治人物希望多上電視，不僅在台灣如此，舉世皆然，因為電視影響力太大了。
根據研究統計，由於美國電視台很多是二十四小時播出，小孩子生下來就置於全天候的電視環境裡，當兩歲時，他每天就花三到六小時看電視，到了高中畢業，他積累的看電視時數是一萬零八百小時，在教室裡的時數是兩萬小時，還不到看電視時數的兩倍呢！
美國利用電視拉票
如果說這是孩子們的習慣，那麼成年人怎麼樣？去年七月初，「電視指南」(TV Guide)發表報告說，他們為瞭解那些事情給人「極大的歡樂和滿足」，調查了一千五百五十名十八歲以上的美國男女，結果是：
朋友－－六一%
助人－－五九%
休假－－五八%
嗜好－－五六%
閱讀－－五五%
電視－－四八%
婚姻－－四五%
性關係－－四二%
飲食－－四一%
金錢－－四０%
運動－－三二%
宗教－－三二%
換言之，美國人從電視上得到的歡樂和滿足，多於從飲食、男女、嗜好、金錢所得到的。甚至連使美國人瘋狂的棒球、足球以及至高無上的上帝，都被電視打垮，其是漪歟盛哉！
由於電視威力強大，政治人物無不想盡方法在電視上亮相，以塑造形象，推銷政見，期求選民「惠賜一票」。
美國是一個資本主義社會，沒有白吃的午餐，選舉的花費相當大。不過美國的政客雖然也為非作歹，但是有兩件事情如果被抓到小辮子，則政治前途一定完蛋。其一是說謊；其二是貪汙賄賂。所以美國選舉之花錢，並非用錢買票，而是用錢買電視時間，利用電視來拉票。一名國會議員選舉，花個自把萬元美金在電視上是常事。
與報紙相較，電視在政治新聞傳播上優點甚多：
第一、政險人物面對群眾，親切、印象深刻。
第二、政治人物的發言，經報紙記者寫出來、印出來，可能走樣；在電視上自已發音，這種顧慮較少。
第三、電視無遠弗屆；不會讀報紙的人也能看電視(美國仍有不少文盲，而無讀報習慣的人士比皆是)。
不過電視也有它的致命缺點，就是不能深入。報紙可以長篇累犢的報導，尋根究柢，夾敘夾議，電視限於時間，每多淺嘗即止。
電視在政治活動中的力量
但是電視界也力矯此弊，開闢各種座談、討論、分析等節目，來充實政治新聞的內容。在這些節目中，以國家廣播公司的「會見新聞界」(Meet The Press)資格最老。它從一九四八年開始，到現在連續播映快四十年了。
緣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美國成為舉足輕重的全球性大國，國內外都面臨一些非常複雜的重大問題。國家廣播公司首創「會見新聞界」，每週利用三十分鐘的時間，邀請一位美國或外國要人，會見幾名美國有相當資望的記者，回答他們的問題。這些記者通常都問得相當尖銳，迫使對方不能不為他們的政策和行為作詳盡的解釋或辯護。透過這種針鋒相對，使民眾能瞭解公共事務以及國際重大事件，同時觀眾可藉此反映自己的看法，以表達民意，造成輿論。
由於電視在政治活動中的力量和影響，美國上自總統，下至州長、市長，都定期在電視上報告施政，解答問題。而美國又是政黨政治運作圓熟的國家，於是兩黨國會議員也多為電視採訪的對象。一百位參議員固不必說了，根據威廉學院政治學教授默西．古克的研究，眾議員出現在三家全國性電視網晚間新聞節目中的人數，從一九六九年到一九八四年間增加了一倍。全院四百三十五名議員中，未亮過相的不足半數。如果個人再有點什麼「專長」，那就更不得了。紐約選出的眾議員索拉茲，對菲律賓的政情頗為嫻熟，菲國大選、馬可仕出走後，他一下子成為美國家喻戶曉的人物，三大電視網天天請他上鏡頭，談意見，一直到新政府上台很久才停止。新聞界猜他可能成為民主黨國務卿候選人，也有人說他明年要競選參議員了。
黑狗不能說成白狗
政治人物上電視，也並非有百利而無一害。第一、電視直接映出當事人的影像，風度神采就大有關係；第二、在電視上即問即答，不容思考迴避，不僅要對問題有真正的瞭解，而且臨場要有機智反應。
一九六０年尼克森和甘迺迪競選總統，事前大家多看好尼克森，他不僅有現任副總統的資望，而且得到艾森豪的全力支持。甘迺迪向尼克森挑戰，要求上電視辯論，艾森豪勸阻未果，結果雄姿英發、辯才無礙的甘迺迪把尼克森打垮，幾乎使他結束了政治生涯。
當然，電視也並非絕對的萬能。一個能言善道的政治人物，在電視上只能把白狗說得更白，絕不能把黑狗說成白狗。雷根的政治魅力，是近代美國總統中不多見的。他又是演員出身，運用攝影機、麥克風更是一流。可是對於軍售伊朗問題，他二月四日發表電視演說，答覆陶華委員會報告的指控，除了認錯之外，也別無選擇。
影響台灣電視發展
雖然在美國以及其他很多民主國家，電視在政治活動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是在中華民國，電視與政治的關係卻十分淡薄。一方面因為執政黨勢力龐大，而且擁有其他傳播工具，用不著藉電視宣傳；同時台灣在戒嚴時期，強調秩序與安定，不希望在政治上造成紛擾，而與執政黨對立的「黨外」，卻偏偏是言詞鋒利，處處挑戰，又經常把群眾帶上街頭，使得執政當局更不敢輕易讓電視進入政治群眾。
這樣一來，對台灣的電視發展至少有三點影響：
一、政治新聞愈來愈萎縮，最後形成電視記者的「機會主義」－－只有機場的送往迎來和會場的行禮如儀。
二、電視公司只好全力發展娛樂節目，大家提到電視，只想到聲色之娛，使電視的教化功能未能充份發揮。 三、電視摒棄了一部份渴望負較高水準節日的觀眾。
據楊孝榮教授在「大專學生傳播行為、現代化與政冶參預」的調查中，大專學生對報紙媒介接觸程度最高，每天看報的學生佔受測者的七七．八八%；其次是廣播媒介，佔五一．三三%；接觸最少的是電視，時常看的只有二八．三二%，偶爾看的七一．六八%。
對於電視的評價，受測學生中六六．三七%。認其娛樂價值最高；其次為新聞價值，佔六三。七二%；再次為廣告價值，佔三八．０五%。
由於蔣總統經國先生的英明果斷，中華民國正加快其革新步伐，解嚴行將實現，「黨禁」和「報禁」也將解除，還有其他重要改革措施也將逐一推動。在整個「政治自由化」的大前提之下，電視和政治活動的關係能否有所不同？「民進黨」人士的企望能達到多少？目前當然還得不到肯定的答案，不過我們可以把朝野所關切的兩點疑慮，提出來思考、探索：
沒有誰會吃虧
第一、利用電視進行政治活動，是否只對在野黨有利，對執政黨不利？
執政黨負責國家實際政務，做得好固然有人贊揚，做得不好也有人批評；而在野黨則無政績可供評斷；所以一般說來，在電視上辯論，執政黨就不能像在野黨那樣揮灑自如。
在台灣，由於執政的國民黨「一黨獨大」，對黨外人士的挑戰，甚少回應，更談不上反擊，大家只能聽到單方面的批評。日子久了，好像國民黨詞窮理屈，不僅影響國民黨人的士氣，也損傷國民黨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對執政黨是很不利的。民主政黨本來就要推銷自已，勇於進取，老百姓毋寧希望執政黨多發言。「聯合月刊」請趙少康和謝長廷公開辯論，群眾反應之熱烈，頗能證明這種社會情緒。這類的討論，不在誰輸誰贏，或者誰把誰說服，主要在於執政黨－－在野黨－－民眾三者間的溝通。如果能藉此闡明政策，爭取支持，化解誤會，共臻祥和，那就沒有誰是會吃虧的。
第二、在野人士會不會在電視上發言無忌，煽惑群眾，造成政府的不安，甚至街頭暴亂？
從初學民主國家的歷史來看，這種情形不無可能；而回顧「黨外」多年來的「奮鬥」軌跡，尤覺有這種顧慮。不過從另一角度來看，也有兩點「樂觀」的地方：
其一、「黨外」已組成「民進黨」，不僅他們以政黨自居，社會也以政黨相期許，今後他們不僅要提升其政治理想，也必將提升其政黨運作方式。
其二、在電視上面對廣大觀眾，其言論的內容和風采，要受千萬人的評斷。你可能使少數人受挑動，卻也可能使多數人感失望。在一個有適當教育水準的社會裡，最後你會覺得「誠實是最好的政策」。
可以一步步來做
當然，像很多改革不能操之過急一樣，電視參與政治活動，也可以一步步來做。個人認為，不妨採取下列的步驟：
一、先自立法院做起，報導甚至轉播立委的發言內容，使國會議員和民眾逐漸習慣於「電視論政」。
二、邀請平常發言理性而平和的在野人士，上電視表達意見，藉此「示範」。
三、請在野人士「會見新聞界」，和資深記者二起討論問題。記者的發問內容，可控制討論範圍，以減少初期的衝擊。
「黨禁」未開之前，有些人認為黨禁不能開，開了不得了。現在開了，也未見得比過去有什麼弊害，可見很多事情，只是我們不敢做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