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鎖喉不手軟-席揚案震動香江

文 / 李慧菊    
1994-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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鎖喉不手軟-席揚案震動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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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地一聲雷。四月一號,消息傳到香港,被捕六個月的香港明報記者席揚,因竊取「中國」國家金融機密,造成重大經濟損失的罪名成立,將受刑十二年。

這是中國大陸自經濟改革以來,對境外記者最嚴厲的一次處理手法。

剎時間,整個香港社會似乎被挑起了一股莫名的情緒,驚愕中交雜後過渡期間特有的脆弱、不安和憤怒。媒體(尤其是報紙)大肆撻伐此案對新聞自由的斲害,連親「中」的大公報社論也要求北京法院公開案情;政團、本地和國際記者團體、港府、英美外交官等紛紛表達關切。

明報為抗議「中國」司法制度,社論有史以來開了天窗;美國駐香港領事館發表聲明,認為席揚不過是利用正常採訪手段;更有兩千個香港市民為席揚奔波請命,發動了自一九八九「六四」之後,香港最大規模示威活動。

為鄧小平身後做準備

席揚事件挑起殖民地對新聞自由、中國大陸司法制度的激烈討論。然而一些評論者認為,席案不單純是記者觸法的刑案,更有其背後的深意。

一向被視為是香港大右派的「支聯會」,主席司徒華指出,從「中國」對人權問題態度轉強、魏京生等民運人士陸續被拘留軟禁,以至席揚受重判,意味著北京當權保守勢力抬頭,要為鄧小平身後做準備,預防可能的社會動盪。

另一個作用是殺雞做猴。但目標不僅是所有港、澳、台泛泛的記者群,更是在大陸有門路、有關係的人。一個政論雜誌負責人尖刻地說,要一般的香港記者去拿什麼「國家機密」,豈是易事?

香港經濟對大陸的經貿發展,掛鉤得日益深重,因此對內地資訊的需求也愈顯殷切。但要在一個消息流通封閉的社會,如何能深入又正確地報導新聞,是一大挑戰。為求突破,香港傳媒藉地利之便,漸傾向聘用移民來港、有經驗的大陸記者,採訪「中」港新聞。席揚正是這股潮流中的一朵浪花。

二十八歲的席揚,一九九二年改變人生路程,飛離北京定居香港,隨即加入明報。

去年六、七月間,席揚赴北京採 訪。他透過他在「人民銀行」工作的朋友田野,拿到一些機密文件(大部分被列為「絕密」),於是陸續發稿,報導「中國」將在國際市場賣黃金、調整匯率及「人行」將調高存款利率的消息。

九月二十七日,席揚被捕。六個月之後,經過秘密審判,判刑十二年,協助他的田野則判十五年刑。

嚴格歸納香港之所以群情譁然,兩地法制、輿情天差地別,是最根本的原因。

自由開放的社會視席揚的採訪手段為正常,犯案的也應只是田野一人。但中方人士表示,席揚「明知故犯」,「竊取」機密文件重大,造成大陸極大經濟損失,情節「特別嚴重」。至於席揚發布消息所造成的經濟損失,到底是什麼,有多少?也由於仍屬機密,到現在仍無法公開。

跪地仍求不到饒

香港一般輿論認為,十二年刑期太重,要求減刑、寬大處理,因為席揚的行為,最多應只是「偷竊、刺探國家機密」,並無間諜活動。但中方堅持,在大陸犯法就該按大陸的法律行事。而北京高級人民法院駁回席揚上訴案不久,接受中通社的訪問時,引用「關於懲治洩露國家秘密犯罪的補充規定」表示,「為境外的機構、組織、人員,竊取、刺探、收買、非法提供國家秘密」,「情節特別嚴重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死刑……。」因此,對席揚的判決,已經是「輕判」了。

半年多來,明報一直保持緘默。事後,明報高層坦承他們接受親中人士建議,要救席揚,必須「低調處理、承認錯誤,跪地求饒」。他們表示,由於被「誤導」,明報才一直默不作聲,等待「好消息」。明報董事長于品海更在法院正式審查之前,主動公開向中方承認,他們是犯了錯,誤觸法網。

從四月初消息傳來之後,明報終於開口反擊,一輪猛攻,但顯然已於事無補。明報日日大篇幅報導席案,發起示威遊行、絕食靜坐,印特刊徵漫畫;闢專欄由席父描寫席揚,描述他如何孝順;更主動批評中共司法制度的瑕疵。

這些瑕疵包括:按大陸律法,此類牽涉國家機密的案件,可以秘密審訊,但為什麼未依法公開宣布判決,反而透過新華社、中通社發布一麟半爪的資訊?在席揚發稿之前,香港早有其他報紙報導有關利率的消息,何獨席揚罪刑重大?為什麼二審如此迅速,提出上訴第三天即宣布駁回?為什麼法院宣稱二審是公開進行,有百多人聆聽,但當事人的親人卻毫不知情?

改寫採訪規則

一連串的司法疑點,今一位親中的律師也不禁開玩笑:這樣看起來,到底有沒有審判,誰知道呢?而民主派人士更搖頭一嘆:「這樣的司法程序,難令港人心服口服。」

相對的,香港新華分社一直安慰:「這是個案,不影響正常、合法的採訪。」「外交部」則說這是「中國主權的事」,外人不能干涉;對於香港港事顧問要求特赦的呼聲,則答以「行政無法干預司法」。

到四月底,雙方攻防戰的人馬都顯得精疲力盡,木已成舟似已難挽回。但是,席揚案的影響,正如投石入湖一般,一波波連漪向外擴散。

「對媒體來說,這表示過去幾年來,記者到大陸採訪的遊戲規則已經打破,必須重來了。」一個報紙的採訪主任說,過去大家習以為常的先斬後奏(先進大陸再報備)、聲東擊西(採訪範圍比報備、申請的範圍廣);另外,與消息來源的關係、建立消息來源的手法等,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

而從記者的角度看,心理壓力無形是加大了。一方面,所謂「國家機密」定義並不清楚,尤有甚者,報紙本身的商業利益,會不會削弱報社在面對考驗時的勇氣,讓報社猶豫不決?尤其當報紙只是老闆的許多事業之一的時候。

明報的角色、處理席揚的態度,就曾一度顯得尷尬。例如,北京法院一審結果初露後,明報董事長于品海曾透過明報的一篇專訪,表示此案不會影響明報在大陸的投資活動;而在席揚上訴期間,于品海更親自赴北京,主持他的關係企業剪綵活動。

而較早前,于品海曾代表報業工會,赴香港立法局備詢一個有關傳媒的立法會議時,被議員劉慧卿問及,他的商業利益與報業角色,有沒有衝突呢?

另一個在事件外圍、較模糊的效應則是:席案對港人的信心問題,到底影響多大?

席揚在判決宣布前,幾乎處於與世隔絕的狀態,法院不准明報救援的執行總編輯張健波與他見面,就連父親,也只見過一次面,為時三十分鐘,而且不准談論案情。他孤立、恐懼的情緒,可以想像。

席揚的新聞表現,在其他國家可以換得讚揚,在中國卻只能落得牢獄之災。「生不逢時」常是許多中國歷史人物對命運的歎息,年輕的席揚,不自主地,竟也走入這樣的歷史軌道中。

本文出自 1994 / 06 月號

第096期遠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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