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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的代價-大限香港,殷鑑台灣

文 / 李慧菊    
1994-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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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的代價-大限香港,殷鑑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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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還在世的時候,一國兩制透過葉劍英的「葉九條」,已經初見雛形。那個時候,對岸領導人腦海中想的,是台灣。如今一國兩制就要在香港實驗,這個實驗,不僅是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更意味一個經濟落後、低效率、龐大官僚機器,將要籠罩在一個可能是全世界最自由的殖民地天空。雖然離九七還有三年半,但「中國氣息」早已滲入深圳河以南的島土,氣味是愈來愈濃。

一國兩制真的有法力,使「井水不犯河水」?早年,口五十年不變」是顆定心丸,但自由、現實、機靈如香港,怎麼可能不變?專家學者說,香港的繁榮穩定,不靠一國兩制、港人治港,而在中國改革開放;快速經濟發展所給予的自信,令中英政制談判破裂後,中國為了宣示「宗主國」威勢,與英國磨擦不斷,「平穩過渡」的承諾開始左右擺盪。

而由於財務計畫中方還沒點頭,新機場、九號碼頭的命運,還吊在半空中。後過渡期的交接事項,香港人沒有置喙餘地,九七後,如何與新宗主國周旋,只能自己靠自己。在殖民地時代,台灣對香港「情報站、轉口站」的定位,使她忽略香港的法治、金融、現代管理、效率,對一國兩制後的香港,除了不得已認定是個「特別地區」之外,台灣又能學到什麼?兩岸三邊的互動,應該有新的開始--就在九七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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