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航事件的談判與女籃赴蘇俄此賽，使政府一再宣稱的彈性原則終於找到了兩個實例。這兩個普遍受到海內外肯定的實例說明了彈性原則是利多於弊的：「民間的談判不代表政府的談判」；「政治歸政治、體育歸體育」。
正當海內外為這一彈性原則稱讚的時候，報上刊出了一則令人失望的消息；外交部拒發東歐棋士簽證，這一拒絕立刻引起了歐洲圍棋聯盟的抗議，使得下月要在台北舉行的世界青少年圍棋賽蒙上陰影。
彈性原則利多於弊
近年來這種類似的例子不少。前年秋天，本由諾貝爾獎得主克萊恩在台北主持的一項重要世界經濟預測會議，也因為拒發兩位東歐及一位蘇俄經濟學家的來台簽證，而使克萊恩不得不臨時改在美國舉行。一位參與其事的負責人說：「這種決定不僅使得克萊恩失望，更令我們心痛。」
即使是非政治性的、非外交性的、非官方的會議，只要涉及可能有共產國家代表來我國開會，籌備會議的負責人就奔波解釋，忐忑不安。結果常常因拒發簽證，不是使會議流產、易地舉行，就是引起其他與會人士的責難。這實在使得熱心國民外交的人再也不敢熱心，本來支持我國的友邦人士減少了對我國的支持，也使得本來就難爭取到的地主國的可能性更減少。
爭取國際重視
近二十年來，不論自由世界或共產世界都在全力爭取擔任重大國際集會的地主國，以贏得國際上的重視或讚譽。
蘇俄以一九八○年的奧運來炫耀「社會主義六十年來的成就」，南斯拉夫以一九八四年舉辦冬季奧運而受世人注意。日本則因舉辦一九六四年的奧運而肯定了它強國的地位，韓國上下正以一九八八年的奧運為關鍵年來變成亞洲第二強國。
由於主客觀條件的限制，我國自然無法爭取到類似世運的重大集會，但我們要盡一切力量，爭取較小規模的國際集會，使中華民國台灣不只是一個商品輸出的地方，更是一個有文化、有特性、有理想的國家。
境外會議中心
為今之計，我們要提出一個折衷可行的辦法；那就是模仿國際上「境外金融中心」的構想，儘快籌設「境外會議中心」。它設立的地點或許就可以在中正國際機場附近。
「境外會議中心」設立的目的是舉辦非政治性的國際聚會，可以有較寬的尺度，較大的彈性，允許任何國籍的人來參加開會－－學術性的、藝文的、國民外交的‥‥。如果有東歐或其他共產國家的代表來開會，這些人士的活動範圍就限於此一會議中心，會議結束即行離開，其他國際人士則不受限制。
積極不扣延
設立這個中心的好處至少有四：在不違反國家的基本國策下，展現了彈性的原則；大幅地增加了我國在國際社會上扮演地主國的可能性；進一步獲取國際上對我國的諒解；同時也會贏得國內外中國人對政府積極做法的支持。
如果這樣做，在世界地圖上，中華民國的位置就不會被遺忘；在世界舞台上，中華民國的地位就容易被肯定。
時間並不站在我們這一邊，該做的事就絕對不要拖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