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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之子談大陸學運-越洋專訪梁恆

溫曼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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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曼英

1987-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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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之子談大陸學運-越洋專訪梁恆
 

本文出自 1987 / 3月號雜誌 第009期遠見雜誌

問:去年底以來,中國大陸曾經連續發生三十餘起頗具規模的學生抗議運動,能否註明你以「革命之子」的閱歷來分析一下,引發學生抗議

的環境背景?

答:大家都知道,自從鄧小平復出以後,「中國」開始了一個新的發

展方向,試圖擺脫毛澤東過去所制訂的那一套政策、路線和方針。

一九七八年開始,「中國」農村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客觀評價是,

這些改革取得了一些的成功。我自已回去看過兩次,花了三個月的時間到九個省市以及偏遠地區做了長時期的走動,確實瞭解到寬鬆的給農民自主權、經濟權的政策,給農民帶來的利益和好處。因此中國大陸的改革步驟,基本上是想從農村經濟改到城市經濟,再由經濟改革邁到政治政革,而不是政治、經濟的改革雙路並行。

新思想和舊體制衝突

在經濟改革從農村轉向城市以後,改革者遇到相當大的困難。我認為基本上今天「中國」最大的矛盾是新思想和舊體制的衝突,雖有很多新的思想,但是帶蘇聯色彩、很官僚的體制,使新思想在某些方面簡直無法運作,甚至於對新生的事情起了反作用、副作用。因此城市改革遇到的困難,確實是體制本身的問題。

在農村,事情比較好辦,農村改革並不很新穎,實在就是家庭的責任制,也就是以家庭為單位,比較傳統的經濟生產方式。城市裡長期以來,則是中央集權、政府控制一切,以計畫、方針、路線來代替市場機能,基本上這是蘇聯的制度,因為其中還有中國的封建傳統,在某些方面可能還要更中央集權些,這種政革帶來的困難幾乎是不可避免的。

兩種改革的聲音

我在中國大陸看到因為城市的改革造成物價不穩定、官吏的貪汙腐化、開後門;也造成一些企業單位領導人的不負責任等等。關於怎麼辦,他們有各種說法,有的說應該加快改革的步伐,使改革不致流產,如果繼續拖延改革的節奏,也許改革就會停頓。我想中共的改革者確實花了很多心血來挽轉這個情勢,因此去年城市改革開始趨於穩固,改革計畫基本上不是大幅度的,而是經驗性、積累性、探索性的。

簡而言之,農村的改革取得較大成功,波及到城市的改革,城市的改革先遇到挫折,以後又慢慢的進入了一個良好、能夠控制的狀態。

這種局面引起改革者、或者社會大眾,把經濟改革提到了政治層面。

因此城市改革遇到了很多具體、嚴肅的問題,像官僚體制、黨政分家,

該由誰管?黨管、政府管、企業管、黨委管......等。而這些問題只有通過政治改革才能解決,因此城市的經濟改革要向前邁進的話,必須有政治的改革。

我在去年九月份回中國大陸,當時決策層和社會菁英、知識集團,正在醞釀一個政治體制的改革,然而關於什麼東西值得改、怎麼改、改多少,我感覺存在兩種聲音:一是改革者對於政治改革的聲音,另外是包括大學教授、研究生和社會科學院的研究人員、報紙編輯、出版家等知識份子的聲音。而「黨」的聲音基本上是鄧小平所強調的幾點:黨政分家、縮減官僚、提高政府的工作能力、反對貪汙官僚腐化,促進政府和「黨」的生命力,這是改革的領導層的想法。

學生運動的背景

知識份子圈裡有關政治改革的討論,則是自由的表達。他們要談的是新聞自由,要談的是政治體制和機制的改革。此外也談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權利,究竟是「橡皮圖章」還是實權的問題,以及政治參與和自由表達(包括出版自由、言論自由、集會自由)的問題。

雖然聲音不同,上面是要求以「黨」為領導,從上至下的改革步驟;下面要求的是政治參與,從下至上的一種設想。兩方面基本上一樣的是,都認為需要改革。但是改什麼?怎麼改?改多少?這些問題共產黨內和黨外知識份子有不同的聲音,也許在某種時候這兩種聲音可以匯合成一種,在某個具體的問題上面,卻有不同的訴求。

我認為,目前城市改革擴大為需要政治政革,「黨」的政治改革的聲音和社會輿論政治改革的聲音交錯在一起,時而一致,時而不同的這種格局,就是最近發生的學生運動的背景。

問:根據你的觀察,造成連續一個月綿延十數城市的學生運動的導火線在那裡?給大陸社會帶來什麼樣的衝擊?

答:我覺得這次的學生運動就它本身發生、發展的狀態來說,同時具有正、負兩面的效果。學生運動最開始是安徽合肥科技大學的學生討論要自由,需要政治參與;而上海正好發生大學生和警察就一個歌舞表演而起的小衝突,再加上科技大學的學生要求新聞自由與政治參與的消息傳到了上海,這些很小的火種就引燃了大火。事實上,群眾運動只要有導火線,很容易被煽動起來,小事情可以造成大局面。

報刊不能表達

上海的學生運動發生了,這裡面所有的矛盾可以歸納為新思想和舊機制的衝突。衝突出現後,大陸的報刊不能及時表達,因為這些報紙的性質和功能,基本上還是屬於過去的體制的。美國記者向來就是獨立的,「美國之音」報導了這件事情,在今天的大陸,只要有收音機、有短波,人人都會收聽美國之音,道個消息就不逕而走,傳到北京和其他地方。

這是一個很荒誕的情況,中國大陸發生了這麼重大的新聞事件,自已的報紙不能及時表達,而要等外國電台、外國報紙來表達。這消息再傳到其他的大學,學生當然就很不高興,因此,北京大學聽到上海大學、交大、同濟、復旦大學的情形後,也動起來了。在那時候、那個階段上,學生提出的口號是新聞自由,要民主、要自由。我認為,一個國家要走上現代化,必然會出現學生遊行,這倒算不得什麼。

有正負兩面效果

後來北京大學學生鬧起來,各種新聞報導很多,抓了二十四個人,經北京大學校長交涉,警方才放人。基本上,到今天早上新聞發佈(一

月八日)的時候,學生運動已經停頓了。

這過程我們都知道了。我第一點要說的是,從整件事發生發展的過程,及學生提出的內容和口號所產生的社會效果看來,我想這運動同時有它良好的一面,以及不良的因素。

好的一面是,學生運動足以顯示,青年知識份子或一部份民眾所希望

看到的政治改革,是一個什麼樣的面貌。這是一種聲音,這種聲音教

育了改革者和領導層-要進行改革,你會面臨到這樣的問題;是否給人

民更多的政治參與的權利、享受民主的權利;很具體的集合、遊行的權利;自由表達和言論自由的權利......。對於這些權利,我想學生運動是一個實驗,說明了民眾、特別是青年知識份子,對於政治改革所希望得到的是什麼東西。

與文革學潮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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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你覺得透過這段學潮,大陸年輕一輩的知識份子究竟具體表達了那些期望?

答:第一,他們表達了中國大陸年輕的一代對政治是有興趣的,對於國家的發展也是有興趣的,對於社會的進步則是有熱忱的。

第二,他們說明了對於政治改革所期望的,就是表達的自由。

問:你在「文革」時期曾經領導過學生運動,可否就學生的心態和訴求的目標來比較一下,那時的學潮和這一次的有何異同?

答:今天「中國」的大學生是很幸運的,但是也是很不幸的。幸運的是,他們處在「中國」正從一個封閉的社會走向開放社會的轉型期,可以接受很多新的東西而不必擔驚受怕;而我們當時是處在一個封閉的社會,凡是接受外來、新鮮的,或者是不同的思想、知識的話,都要承擔風險。

不幸的走,我們跟「文革」很近,我們是剛剛從「文革」出來的一代;而這一代的年輕人基本上對「文革」不太清楚,這是我的感覺和觀察得到的印象。現在的青年學生對控制有強烈的不滿,或是厭惡別人控制

他,但是他們對民主精神的理解-到底什麼是民主,比較不清楚。

這可以說明這次的學生運動之為什麼沒有組織性,素質並不是很高,而學生提出的口號譬如;要求領導表態不要報復,學生已經把權利交給了領導層,自己就沒有權利了。

問:你們那時候呢?

答:我們不是這樣討論。我們是談選舉,要求當局取消非法的選舉,或者我們罷課。

害怕被人利用

我認為像這次這樣沒有組織性、沒有具體目標、帶情緒性的、憤怒型的學生運動,很容易被摧毀,也很容易被人利用。至少在目前來講,中國大陸那些保守的,對改革反感、不滿意的人,甚至包括一些黨的領導層,他們可以利用這樣的學生運動為藉口,來攻擊鄧小平的開放政策,攻擊政治改革。

「你要搞政治改革,你看,你造就了這樣的結果,這都是資本主義資產階級自由思想、自由化的結果,」最近官方報紙每天都用這種基調講話,這就是被人利用了。任何利益集團,不管是什麼性質的政治利益集團都可以利用這樣的群眾運動,如果他們被壞人利用了,這是很不幸的,這是它不良的地方。

問:你覺得如果以後學生運動再出現,可以從這次的經驗中學到些什麼?

學習相互溝通

答:學生運動是一個學習的過程,學生學習要怎樣跟當局打交道,當

局也學習怎樣跟社會溝通。如果雙方都覺得有必要學習溝通的話,這就是進步。

現代化的社會最重要的就是怎麼樣在政治利益集團之間相互合作、妥協,互敬、互惠,而不是像過去的中國政治,是你吃掉我或是我吃掉你;我一起來就是要把你打倒、推翻,或是你一看到我起來就要把我鎮壓、殺掉,把我關到牢裡去,這是很落後的。今天的學生運動至少可以教育學生,也可以教育當局。

我認為以後應該以這個為經驗,雙方都適可而止。政府宜採取更寬容的政策,要確實給民眾參與和自由表達的權利,以及出版、集會與言論的自由,只要他們不是要勾結外國推翻你的制度,違反國家安全,一切都是合法的,這就是政府應有的寬容態度。而學生要考慮自已的表達和要求的明確性,到底要幹什麼,如果是一窩蜂,搞得城市的交通停頓了,我認為這不很現代化。在美國,社會的遊行還是很有秩序的,是合作性的,所以學生也會學到遊行示威目標要具體明確,而不是一窩蜂的。這樣一來運動無形就組織化,素質就提高了。

我相信在中國大陸,這種政治遊行運動還會經常出現,領導階層和社會都應該朝高素質的現代化邁進。現在社會暫時失調,法律程序很有漏洞,當局必須根據「中國」目前出現的情況,以及將來還會出現的情況,制定一些政策來應付。例如,工人要遊行怎麼辦?學生再遊行怎麼辦?總不能開槍吧!希望他們能學會不極化矛盾,而緩和矛盾。

問:中共當局對這次學運的處理尚未塵埃落定,可否談談你個人心中的期許和隱憂?

答:我不願意看到保守的利益集團(包括領導層和社會層),利用這樣的事件來迫使改革者,用那些我們不願意看到的手段來對付學生,像是:軍警抓人、捕人、判刑......。

這是大大的退步,這樣政治政革無異就等於零了。因為,如果連這樣的事情都不能處理,還能處理政治政革嗎?還能進行大規模的社會政治改革嗎?這是不可能的。

我們不願意看到對改革懷疑、甚至不滿的利益集團,利用學生運動來迫使改革者為了安定的政治秩序,採取我們不願意看到的手段。我們也很希望改革者從這個學生運動中學到很多東西,將來知道怎麼應付這樣的局面。我相信政革者不會因為學生鬧事就停頓了政治改革,否則他們也稱不上今天歷史發展過程中的「改革者」了。

不同於紅衛兵運動

就學生這方面來說,我想正因為他們的運動沒有明確的目標,等他們的怒氣和怨恨發洩以後,就可以停頓下來,這是心理上的過程。如果是有組織、有具體目標、素質很高,也知道怎麼跟當局進行溝通的運動,就另當別論了。

問:能否以你親身的經歷,再進一步比較一下「文革」時期學生運動和這次的差別?

答:談到這次運動和「文革」時期學生運動的區別,我覺得海外有很多誤解,特別是西方的輿論報導。他們把它比做「文革」性質的紅衛

兵運動確實荒誕,不是這麼回事。

「文革」的學生運動是被毛澤東控制、操縱、煽動的,為了他的政治目的,而有組織串聯型的發起全國性的青年學生運動,意在摧毀;一、毛澤東在黨內的政敵;二、中國文化。他以知識份子為打擊對象,以社會傳統文化為摧毀對象,以破壞性的手段,破壞的方式、節奏,來把整個社會變成一個內戰戰場,以及互相仇視的空間,我們稱此為法西斯運動;毛澤東有其政治目的,其方式是法西斯式的,其效果是全民遭殃的。這樣的一個運動,怎麼可以把它同今天的學生運動來相比,這是完全不同的。

反對官僚體制

此外,這次學生運動的對象不是針對知識份子,也不是對社會,而是對官僚體制。

基本上我認為他們所反對的是這個官僚體制,以及影響中國改革過程的保守勢力,所以性質並不一樣。

另外,「文革」是好的開始、惡的結果。開始時好像人家都很民主,

大鳴大放、貼大字報,大家全部自由,到後來大家發展紅衛兵,紅衛兵互相被欺騙、互相被殘殺,有的被送到監獄,有的被送到勞改農場、有的送到農村,最後整個社會一團亂,看起來是個好的開始-全民運動,事實上結果卻是全民遭殃。

所以我不同意西方報刊評論家說這次是類似「文革」紅衛兵的運動。

中國大陸有些人也把這次運動比喻為「文革」時期的紅衛兵運動,這是不公道的。如果他們真正瞭解紅衛兵運動的性質、內容、其發展和後果,再冷靜的研究一下這次學生運動的一些情況的話,他們會發現雖然轟轟鬧鬧,在表面上有點像紅衛兵當年造反的情況,實際上性質是不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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