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台灣在奮力跨向現代化民主、法治國家的轉型期中，近一年來，赫然間連番出現的街頭即景；
去年五月十九日，北市香火鼎盛的龍山寺前。
平素川流祝禱的善男信女，被數百名身著白底背心，上書「取消戒嚴」大字的黨外示威人士取代。他們席地而坐，和場外持棍圍立的憲警僵持長達十二小時。深為緊張氣氛震嚇的圍觀者交頭接耳；寺前商店貼出「請不要妨礙我們做生意」的紅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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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二十四日，民風古樸的鹿港小鎮。
一支由縣議員李棟樑領頭的遊行隊伍敲鑼打鼓地開步，在「我愛鹿港，不要杜邦」的召喚下，一個鐘頭便從三百人走成八百人。踩著沿道不斷的鞭炮和掌聲，拖木屐著短褲的漁民，開中藥店、擺飲食舖的老闆，甚至連手抱稚子的婦女，七、八十歲的阿公阿婆，都情緒激動地邊喊口號，邊舉標語申訴；「汙染換建設？我們不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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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一月十日，北市陰暗的風化區－華西街。
三百多個關心色情問題的各界人士，手持代表和平的玫瑰花，浩浩走向門房緊掩的綠燈戶，抗議人口販子迫害山地少女。隊伍中男女參半，一律以黃背心和左臂的黃布條為識別標誌。他們神色凝重，面對妓館粗壯的保鏢，淚如雨下地大聲呼叫：「山地少女要團結起來，反抗剝削，反對販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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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二十四日，顧客盈門的台北各大外國速食店前。
為提醒平日忙得沒有時間思考的消費者不吃價格不合理的速食，四十多個新環境主婦聯盟的成員，手持「忍耐一下，等降價再吃」的標板，在店門口站起崗來。她們大都經過刻意妝扮，和一般示威者給人的恐懼印象迥異。天氣酷寒，過往的路人有的朝牠們伸大拇指，有的為她們送上熱騰騰的甘蔗汁。
突破杜會禁忌
雖然街頭的遊行、示威等抗議請願活動，在歐美等民主先進國家見慣不怪，對我國而言，由於動員戡亂時期戒嚴法第十一條的約束，民眾集會、結社、遊行、請願，一直受到相當嚴密的管制，甚至形同社會禁忌。
幾次公然以暴力突破法網，使台灣掀起狂披巨浪的群眾運動，如民國四十六年的劉自然事件，六十年間的中壢、美麗島事件......，隨著時光流逝，逐漸在歷史的塵封中褪色。
距離美麗島事件約莫六年的光景，去年五月十九日，黨外為要求解除
戒嚴舉辦的大規模抗議示威，又使沈寂已久的群眾社會運動活絡起來。
不同的是，除了政治之外，學生、勞工、經濟和社會性的問題，也相
繼以遊行、訴願的面貌出現。
據一位資深新聞從業員估計，一年來由南數到北，光是黨外挑起的政治運動就有十幾回，而為保護環境、反公害動員的示威抗議、自力救濟，更是蓬勃輒興盛，將近二十起。遠一向保持沈默的婦女，為了伸張消費者利益，也走上街頭。長久流於紙上談兵，情況未見改善的「販買雛妓」問題，終於激得三十一個社團聯手挺身講話。
是問題的癥候
值得關心的是，大批群眾發起社會連動，對台灣現階段的發展而言，
究竟顯示出什麼樣的意義？這股風潮如果繼續蔓延，文可能演成什麼樣的後果？
專研組織行為的台大教授李長貴分析，經過幕後策劃、針對社會問題而發的社會運動，目前所以會一波末平，一波又起，主要原因有三。
一為，溝通表達各種意見的管道不夠暢通。二來，由於學術界和傳播媒體的刺激，一般民眾吸收了其他國家的先進觀念，也得到其他社會運動成功的鼓勵。三是，政府的某些法令已跟社會實際狀況脫節，致使執法無力，法的公平性受到指責，動輒便引起民眾強烈反應。
李長貴進一步指出，發起運動的人所以要用聚眾集合的方式表達意見，是因為我們的社會把數量與統計看得比質更重，似乎有愈多的人遊行示威，愈能獲得政府重視、媒體刊登。
然而，一旦群眾聚集，便隱含著暴力導向的危機。「群眾的情緒是最容易爆炸的，」這位曾任組織工作會副主任的學者說，部份人民平素積壓了各種心理上的挫折與不滿（如對婚姻、學業等），很容易藉機移轉發洩；就像點一把火，會把你想燒的東西燒掉，也很難控制你不想燒的。
從以往的政治性社會運動中觀察，這樣的實例數見不鮮。
黨外走群眾路線
長久以來，群眾路線一自是黨外爭取政治權力的不二法門。「民進黨中央黨部主席」江鵬堅認為，由於輿論、法院和議會的管道不夠暢通｜大眾傳播工具多被執政黨控制，司法的威信至今無法建立，議會的結構又不正常，使得政治上不平的聲音找不到出路。「群眾是最原始的民意，也是我們最後的力量，」他不諱言。
然而，黨外同時希望能夠扭轉因中壢、高雄事件殘留的暴力形象。當黨外內部策劃「五一九綠色行動」時，江鵬堅把原來擬在市議會發起的提案否決掉，原因是市議會沒有明顯的界線，一旦群情激昂，很容易波及行政、立法及監察院，最後終於改換為「有固定範圍、較容易掌握」的龍山寺。
儘管如此，常伴隨消防車、催淚瓦斯等鎮暴警力出現的政治示威活動，仍給旁觀者相當大的「不安全感」。參與黨外活動設計的評論家王杏慶音不以為意地告訴友人，「不要怕，像過年一樣，蠻好玩的；鬧完了回家睡覺」，但背著攝影機採留實況紀錄的新聞記者，卻不做如是觀。
去年九月，前市議員林正杰因違反選罷法判刑後，為抗議司法不公，
曾首度突破戒嚴法「末經獲准，不可遊行」的規定，在台北、中壢、高雄等地區率大規模群眾遊行。
隨行採訪的記者發現，這樣的活動在晚上舉辦時，群眾的情緒尤其容易激動；有些人的舉止會比白天大膽而放肆，例如，用三字經罵警察，捶打停在路邊的計程車，似乎一觸即發。
危險邊緣的活動
而選舉期間爆出的中正機場事件，更令目擊者心生恐懼。「現場有瀕
臨暴亂的感覺，」時報周刊的攝影記者蘇俊郎描述其中的一幕；軍警灑水不讓群眾靠近圍堵高遠公路的拒馬，被水灑到的群眾憤怒的朝警察丟石頭，身中石頭的軍警撿起石頭再丟回去......。
多次站在第一線控制示威場面的台北市警察局局長顏世鍚，餘悸猶存地說；「每一次我都覺得非常危險，要曉得，只要有一個錯誤的動作，就會釀成大事，結果一發不可收拾......。」
除了暴力的可能性之外，深入觀察的人分析，政治性的遊行抗議所以使人不安，另一個重要的因素是，帶頭份子間可能各持不同的目的－有的要積儲政治資本，有的在爭取選票，也有的為博取同情......，似乎做「秀」的成份很大，整體目標反倒失之混淆。
相形之下，針對社會性問題－華西街雛妓而發的遊行抗議，就給人動機較為直接而單純的印象。
接受和平的活動
「我們最大的目的是在引起社會注意，以便可能夠號召更多的人，從事後續活動，」遊行當天擔任糾察隊，謹防不明身份的人混入惡搞、製造不在計畫中衝突的婦女新知主編鄭至慧說。抗議結束至今，各關心雛妓問題的社團來往得果然比以前頻繁。一月二十日由世界展望會召開的色情防治工作會議，便有十六個社團參加。
以往婦女大多視遊行、示威為畏途，這次經驗給她們帶來信心與力量。鄭至慧強烈感知，我們的社會對和平的抗議運動是可以接受的。一位曾在華西街現場旁觀的第三者就表示，這群人在做與私利無關的社會工作，「販賣人口是一種存在已久的罪惡，早就應該有人站出來直接說話，」他流露出明顯的認同。
「引起注意」的意圖，同時把環保運動－「鹿港反杜邦」引上街頭。嚴拒杜邦公司在彰濱工業區設二氧化鈦工廠的鹿港居民，不但在大街遊行，甚至避開警政、情治單位的耳目，三百多名鄉親大舉移師台北，胸前懸掛今人側目的「怨」字，到總統府廣場站立，希望能面見秘書長，呈遞訴願書。
在此之前，領導這個運動的彰化縣議員，四十八歲的李棟樑曾經連署居民簽名，陳情立法、行政、監察各院及中央黨部、環保局，除了立法院回函表示「非我權限」外，其他陳情信都石沈大海。
「所有管道都阻塞了，我們投訴無路，」這位在鹿港經營一家百年香舖的民意代表說，為了讓報紙的全國版能刊登這個消息，得到更高層次的學者專家關懷，他們只有採聚眾遊行一途。「這樣政府才會重視，」他相信。
一本以推動環保觀念為宗旨的雜誌，把鹿港居民反杜邦，首開為保持原來的生活環境，不惜訴諸街頭的記錄，核選為去年十大環境新聞的榜首。其他由環保引發的社會運動，多因已深受汙染之書，以自力救濟的面貌出現。
法的權威掃地
自力救濟是既不信賴行政部門，也不信賴司法解決，由眾人自己做原告兼審判官的處事方法。經建會副主委王昭明憂心忡忡地指出，如果這種做法盛行，國家將變成個人而非法律統治，法的權威掃地，不僅社會會亂，更讓外人不敢到當地從事商業活動，嚴重打擊經濟發展。
然而，親身觀察過台中縣三晃、桃園縣新達等農藥廠，以及新竹李長榮等化工廠附近的居民，因「叫天不應、叫地不靈」，情願冒著被警察取締坐牢的危險走上梁山的人，大都感慨萬千。
以專家身份參與李長榮化工廠自力救濟協調會議的清大化工系教授黃大仁，寓意深長地說，無論是中央或地方的公權力執行機構，如果能在一開始時就注意到民眾的抱怨，並且謹守信諾處決，便不致需由民眾自己出面維護權益了。
民眾出面維護己身權益的場面，往往相當火爆。當三晃農藥廠附近的居民忍受含毒空氣的侵襲，一再陳情無效時，近一百個憤怒的受害者衝進工廠，把辦公室的玻璃、桌椅砸得稀爛；當李長榮化工廠汙染水源的情況久久未見改善時，數十名居民忍飢受凍，在工廠門口搭帳築營，阻止載運原料的卡車進出，數度和司機互毆起來。
老百姓等不及了
衛生署環保局局長莊進源承認，「政府處理的遠度緩慢，老百姓等不及了」，的確是演成自力救濟的原因之一；不過他同時強調，提升企業主防治汙染的觀念，才是消彌自力救濟的治本之道。
「有些工廠老闆對環保局的要求陽奉陰違，以為只要通過一時的檢查就好。」他說；「要知道，民眾是二十四小時都在監視你的。」
今有識之士更加憂慮的是，環保的自力救濟本為維護空氣與水的品質而發，動機單純，然因相習成風，近時已有被誤導的傾向。
箇中一例是，高雄新港漁民為中油公司在永安鄉設天然氣接收站，造成環境汙染，先是不斷提高索償金額，經國營會副主委王玉雲出面調解仍不讓步，竟以集體行動阻止工程進行。
一篇報紙社論嚴厲警告，如果允許動輒聚眾向公權力挑戰，而政府不採有力措施予以遏止，國家法律、政府威信終將蕩然無存，「這就是亂民政治，就是無政府狀態」。
儘管敏感的政府官員暗自深省，無論民眾走上街頭遊行、抗議，或者聚眾自力救濟，都足以表示政治管道的失效及政府處理方式的失敗，眼光前瞻的學者指出，在台灣社會日趨民主而多元化的今天才遲早必須面對遊行、示威已是民權的一部份的事實。
「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訴眾權理當被承認，」政大法律系教授蘇永欽指出，就法律概念而言，街頭遊行正和街頭藝術一樣，應是憲法允許的人民表達自由的一環。他把這種不向決策機關、法院、行政機關請願，也不透過言論、著作的方式來表達，直接對社會大眾訴求的形式，稱為人民的「訴眾權」。
「不過一定要先透過語言的建立、觀念的討論，讓大家知道這是一個
合理，但需有使用規則的權利，」他特別強調。
建立遊戲規則
以美國為例，雖然每天都有各式各樣的遊行活動，不論遊行規模大小，事先一定要經過登記核准，在密密麻麻的遊行許可規則下行動；一旦稍越雷池，就會遭到警棍阻止，或者被捕坐牢。
我國與集會、遊行相關的遊戲規則，在政府解除戒嚴法後，將由國家安全法以專篇明訂，目前正經內政部草擬。
不過，即使遊戲規則詳實，能否有效執行，仍是朝野的一大考驗。一位法界人上指出，以往政府處理群眾社會運動，在促進和諧、團結的前提下，多以寬厚、溫和為主要原則，有時難免為息事而寧人，不僅使法的尊嚴受到挑戰，甚至連公權力與公信力，也因此受傷。
如何因應「運動」
「民主社會政府執法要靠威信，」關心這個問題的清大理學院院長沈
君山強調；「只要訂出遊戲規則，法規之外堅決不能退讓。
然而，負責執法的台北市警察局局長顏世錫感觸良深。「警察的武器不是槍炮，是法律，」他直陳：「過去的群眾活動太不尊重法律，太不尊重警察的職權了。如果群眾活動越過法律規範，這個社會會亂的；社會亂了以後，受害的是我們全體民眾。」
眾所共見的是，在教育水平提高、所得不斷增加、中產階級崛起的大
趨勢下，台灣無疑是一個「民心思治」的社會。幾位高瞻遠矚的學者
預測，由於人民對生活素質的要求日益殷切，而科技與工業的發展必然帶來公害，未來因環境保護和消費者權益而發的社會運動，勢將風起雲湧；此外，黨外以憲政結構為題引生的政治運動，以及勞工、學生的訴願、抗議，也都在所難免。
最近一年的「運動」經驗，或許正是政府與社會大眾汲取教訓的好機會。受訪者一致歸納出這些經驗是：
政府要尊重民意；如果過份保守、腳步太慢，人民必會不耐而「動」。
人民要知法守紀；如果不在規範內活動，全體民眾將一起承受「運動過度」的惡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