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見」雜誌在七十六年元月號以長達二十二頁的巨大篇幅，並置於主題，來討論國人所關心的「『報禁』開放」問題，「遠見」深具遠見，誠非虛語。忝為新聞工作者之一，透著無比的寬慰。
但詳細翻閱各名家之高論後，也如鯁骨在喉，不吐不快，乃興有話想說之念。
我要說的，首先是報禁的「禁」字，是不應存在的。我國現有三十一家報紙，是否「夠多了」，或有仁智之見，但不接受新報紙登記，應不為「禁」。事實上，報紙的變更登記，政府從未停辦過。世界上很多國家對報業管理，都採登記主義，英國即為一例，其屬地香港，報紙可隨時登記發行，但需繳納相當數量的保證金，以備報社一旦關門後用作遣散被雇用的員工，免得造成社會問題。我們也應解釋我國也是採行登記主義的，目前暫不接受新登記，不一定要用火辣辣的「禁」字，升高它的政治隱含，一如用「黨外」一詞之不當。
其次，有些論者認為政府不開放新報紙登記，是為了保護官報（指黨報及政府經營的報紙）。這話似是而非。事實上，官報並無實質的「保護」，除了原始的投資來自黨或政府，其長年的經營與發展，完全由經營者及其員工負其總責。相反的，也就因為其為「官」報，造成重重的設限，阻滯了它的發展。
官報的地位
最明顯的，就是報導的尺度。官報基於自制，常常對若干可「討好」讀者的新聞限制刊出，而其餘報紙則可肆無忌憚的採用，在新聞處理的基調上，即立於不平等的地位。讀者常以官報保守日之，嚴格來說，官報編採同仁所獲的新聞資訊一直很豐厚，只因受制於處理尺度，未予刊出而已。同時，不少讀者對官報的要求要來得嚴苛，報上刊出稍其爭議性的新聞，官報的編輯台上常有這樣的詰問：「為什麼你們官報也刊這樣的新聞？」或是「既是官報，就不應該刊這樣的新聞。」難免令人啼笑皆非。
這只是一樁。他如人事進用、物料購買、財務管理等，悉依「官」式程序辦理，鮮有不窒礙難行者。只舉發編採獎金一例，有遠見的報社負責人為一則獨家新聞，可發數萬或數十萬元獎金，官報則有於預算，財務部門根本通不過。
老實說，官報這些年來日趨式微，就病在它是「官」報；「保護」不足，「管束」踵至，任令民營報業一枝獨秀。如果能授予有若民營報同等的經營權力，官報的優越條件仍是可觀的。
再就是報業經營，應有別於製售一般商品（有論者舉「麥當勞」登陸成功，及洋菸酒入境造成公賣制度之衝擊等，喻為報紙開放登記之必然性），報業絕非有如製售香皂，或是衛生紙，它是思想、文化的前衛，有其神聖的社會責任使然。
報紙是社會公器
說到報業，明理的人都知道它是「社會」公器，要注入「無私」、「無忽」的精神，守正不阿。如果視辦報是營利之途，那是很容易令人齒冷的。老實說，目前辦官報的人及從事官報工作者，多少還懷有這份胸懷，否則，在層層設限下，面對營業及讀者的雙重壓力，根本喘不過氣來。之所以還能堅守下丟，就因認定它是「公器」而不可輕侮這份應具的尊嚴。
說了這些，難免有為官報辯護之嫌，何況個人濫竽新聞界近三十年，就一直參與官報工作，但我仍覺得應將真相說出來。
至於「開放報紙登記」這一主題－私衷一直是贊成的，因為有更多的參與就有更多的發揮。但要注意一旦報紙開放登記，辦報的人一多，在有限的市場中，難免會有走火入魔的。到那時，「自然調節」固為一途，但造成文化、傳播的污染，就不若漢堡、洋菸酒入侵那般容易輕鬆滌清。
因此，個人認為，與其開放報紙登記，不如就現有報業作整體規畫，賦予公益使命，將之視作真正的社會「公器」，而不只是文化「商品」而已。不少人認為限制報紙登記剝奪了讀者「知的權利」，但不要忘了，讀者渴求「知的權利」的同時，更渴求「知的正確」，這就是辦報的人所不可或缺的責任。
（葉建麗為台灣新聞報社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