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麵包與槍炮之爭-鳥瞰世界各國軍事支出

高希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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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希均

1987-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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麵包與槍炮之爭-鳥瞰世界各國軍事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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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自 1987 / 2月號雜誌 第008期遠見雜誌

一、戰爭與和平

人類的歷史是一部戰爭與和平搏鬥的紀錄。

以妥協的方式來求取和平,其結果常常得不到和平,而得到戰爭。

為了爭取較持久的和平,有時不得不面對戰爭,戰爭反而變成了獲得和平的工具。

仗需要花錢來打,和平更需要花錢來保護。不論是參與戰爭或保護和平都需要錢-這就是本文要討論的主題:軍事支出。

侵略性的國家投入大量的資源來增強戰力,防禦性的國家同樣需要投入大量資源來維持均勢。這樣大量的資源投入軍事部門,在中東產生了巨額的財政赤字,如伊朗、伊拉克;在非洲產生了嚴重的饑荒而難以拯救,如蘇丹、烏干達;在共產國家阻礙了人民生活的改善,如蘇聯及中共;在自由世界引起了普遍的爭論如美國、日本。

二、擋不住的壓力

儘管軍事支出的多寡在世界各國引起爭論,但它只可以受到駕馭,而無法完全避免。因為任何國家都在追求它的生存與獨立,驕傲與榮譽。

這種崇高目標的追求必須建築在雄厚的經濟基礎上、文化資產上、社會進步上,同時也必須建築在堅強的國防力量上。

國防-堅強的國防-是國家生存與獨立的第一要件。為了要有堅強的國防,就不得不花費大量的軍事支出;為了要維持大量的軍事支出,就不得不同時犧牲其他方面的等量支出,這就是所謂「麵包與槍炮之爭」。

從資源分配觀點來看,軍事支出的機會成本-如果不用於軍事部門就可以用之於其他部門-是不容忽視取。同樣不容忽視的是:為了要增加國家的安全(如減少核子武器的突襲),到底要到達那一種安全標準,就毋需再增加軍事支出?在美蘇雙方早已能夠殺傷彼此多次的情況下,雙方仍然還在不斷加強殺傷力,來嚇阻對方,來尋求自衛。令人擔憂的是,雙方在嚇阻與自衛的相互循環下,沒有一方有足夠的嚇阻,也沒有一方有足夠的自衛。

當現代科技用於各種武器(包括太空)發展上時,新型而更有效率的武器就不斷的在東西方陣營中出現。以新穎武器來代替落後武器的本身,就變成了一場無休止的更新戰爭,這使得任何國家的國庫都擋不住軍事支出日增所帶來的壓力。

三、艾森豪的警告

麥克阿瑟將軍免職回國,在國會演說中,以「老兵不死,只會慢慢凋謝」傳誦人閒。

擔任過八年美國總統的艾森豪將軍,有輝煌的戰績與政績。但最令世人稱贊的是他卸職前發表的一篇演說。在這篇被稱為「戰後最具有歷史意義及啟發性」的演說中,他強調的是一個看起來似乎極其平凡的觀念:美國社會要避免軍事部門與大公司在相互利益結合下,以國防為理由,不斷要求增加軍事支出,這種增加會造成一國有限的資源無法合理地施用到其他的部門。

在美國人的心目中,這位沙場老將二十多年前的擔憂,是有他的遠見。一九六○年,他任內最後一年時,國防支出是四五九億美元,一九八六年時,已高達二、六五八億,淨增四點八倍。在這種巨幅的增加下,所幸美國每人平均國民生產毛額恰好也淨增了四點八倍,沒有太影響到人民生活的改善。

可是,在蘇聯,它擁有超級軍事強國的武器,人民卻只有相當於第三世界的生活水準。蘇聯人民的消費水準,依據筆者一九八○年在蘇聯的實地觀察,是遠落在一個中度開發國家的中華民國之後。這就是為什麼一位蘇聯工程師會勇敢地上訴蘇聯領袖:「我們已經能夠殺傷敵人幾百次,為什麼不把資源重新調整,讓我們好好地活一次?」

四、軍事支出的五大趨勢

在今天的國際情勢下,除了美蘇兩個超級強國要花巨額軍事支出之外,其他的國家,不論是結盟的北大西洋公約或華沙公約,相互對峙的中華民國與中共,南韓與北韓,以及情勢混亂的中東國家,都有相當大的軍事支出。

對大多數國家而言,龐大的軍事支出已經構成了一個嚴重的經濟負荷與社會爭執,並且產生了可怕的後果。對歐美國家,軍事支出造成了巨額的財政赤字;對共產國家,軍事支出阻礙了人民生活的改善;對第三世界,軍事支出使得他們更無法掙脫貧窮的惡性循環。

不久以前,美國政府發表了一四五個國家在一九八三年的軍事支出及軍火銷售及轉移的資料。由於資料中常以「已開發國家」、「開發中國家」、「東亞」與「南亞」等分類,首先讓我們解釋這些名詞。

「已開發國家」有二十八個,包括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會員國(希臘與土耳其除外)、華沙公約組織會員國(保加利亞除外)、及奧地利、芬蘭、愛爾蘭、瑞典、瑞士、日本、澳大利亞、紐西蘭與南非。

其他國家則全包括在「開發中國家」內。我國、南韓、以色列等均屬此類。

「東亞」包括日本、台灣、中國大陸、南韓、泰國、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等。

「南亞」包括印度、尼泊爾、巴基斯坦、阿富汗、斯里蘭卡、孟加拉。

世界各國在軍事支出方面,於一九八三年呈顯了五大趨勢:

(一)以一九八三年當年幣值計算,全世界軍事支出達八一○○億美元

,較一九八二年增加六.五%。其中已開發國家支出達六四○○億,開發中國家為一七○○億。如以一九八二年幣值計算,則開發中國家實質軍事支出較前略為減少。

(二)在一九七三~八三年間,開發中國家平均增加率為四.七%,高於同時期已開發國家之二.七%。但在一九八○~八三年間,已開發國家的軍事支出增加率超過了開發中國家。

(三)軍事支出北美增加最快,南亞與大洋洲也在快速增加中,北大西洋公約國、華沙公約國與東亞國家則呈些微增加。非洲與歐洲沒有增加,中東與拉丁美洲則出現下降情形。

(四)世界軍事支出總額蘇聯居首位,它所佔總額接近三二%,美國接近二七%,中共則位居第三,佔四.二% (見表一),軍事支出前十位的國家見表二。

(五)軍隊人數增加率最高的是南亞,平均成長率為一二.八%,主要在阿富汗、印度與巴基斯坦。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增加了五.二%,拉丁美洲增加了三.六%,東亞則減少了二.七%,非洲減少了一.四%。

五、軍事支出的「相對負擔」

軍事支出是全國經濟活動中重要目部份。軍事支出的多寡是否構成一國經濟的沉重負擔,通常以它佔國民生產毛額的百分比來比較分析。這部是所謂軍事支出的「相對負擔」(relative burden)?

一九八三年世界各國的軍事總支出為國民生產總額的六.一%,與一九八二年相同。但在地區上有極大的差異:拉丁美洲最低-一.五%,中東最高-一五.七%。

以個別國家而言,「相對負擔」超過一○%的有北韓、以色列、蘇聯、沙烏地阿拉伯等。軍事支出佔國民生產毛額的比例在五~九.九九%之間的有中共、中華民國、南韓、馬來西亞、美國等。大部份的西歐國家則在二~四.九九%之間,表四列舉出重要國家的「相對負擔」。

六、軍火買賣及移轉

一九八三年全世界軍火移轉,以當年幣值計算,下降了四.六%,以一九八二年幣值計算,則下降了八.三%。

軍火輸入方面:開發中國家,除中東及拉丁美洲以外均下降,已開發國家的輸入略增。

華沙公約國的軍火輸入也下降,但北大西洋公約國的軍火輸入自一九七三年以來一直在增加中。一九八三年其軍火輸入總額幾乎相當於華沙公約國的二倍。

表三列舉九個軍火輸入的主要國家。伊拉克輸入了五十一億美元的軍火佔首位,貧窮的印度也花了十億美元買軍火。

軍火輸出方面:開發中國家在軍火輸出方面增加快速。在一九七三年只佔世界市場的二%,到了一九八三年已增到一一%。中共、南韓、北韓、巴基斯坦、以色列、巴西等均有大量軍火輸出。

一九八三年中共軍火輸出值(以一九八二年幣值計算)為十四億四千萬美元,居世界第六位,次於美、蘇、法、西德與英國。

美國軍火輸出在一九八三年佔首位,總值為七七○億美元,佔世界市場的二八.四%。但最新的資料顯示,在一九八四年蘇聯佔了首位,軍火輸出總值達九四○億美元。法國、英國及西德則分估世界軍火輸出國家的三、四、五名。

七、軍事支出的爭論

軍事支出的多寡在自由世界常常引起熱烈的爭論。以美國為例,它的爭論主要來自四個因素:第一個原因是過多的軍事支出減少了民間企業的投資以及其他公共建設。美國著名的自由派學者蓋勃勒斯即認為,如果在一九七○年代把每年一千億美元的軍事支出的一部份用來更新美國產業,美國產業的競爭力不會像今天這樣的脆弱。

在一九七○年代,當美國的軍事支出佔國民生產毛額五~八%時,德國的軍事支出比例在三~四%之間,日本則不到一%。一九八三年,每人平均軍事負擔,美國為八八八美元,西德為三六七美元,日本則只有九二美元(見表五)。日本之有今天的經濟成長,主要原因之一是資本用在產業發展上,而非軍火製造上。

自由派的民意代表與學者也認為,龐大的軍事支出犧牲了貧窮人民需要的社會福利。

第二個原因是軍事支出的浪費引起納稅人普遍的反感,反感的對象包括執行的政府單位與設計、製造的公司。

根據葛萊斯調查報告(針對減少政府浪費,由雷根總統任命的一個特別小組),美國國防部可以在三年之內節省一、六五七億美元-相當於目前的巨大貿易逆差。

第三個原因則是因為部份美國人民及意見領袖,因反對核子戰爭而反對軍費支出。反核的聲浪在美、英、德、法有增無已,只可惜這些聲浪只能在自由世界產生影響,從未能說服蘇聯減少它的軍事支出。

第四個原因則牽涉到主觀的判斷:一個國家到底需要什麼程度的國防安全?自身的防禦與反擊力量應當相當於敵人,還是要超過敵人?這一判斷的不同就會產生軍事支出多寡的爭論。

八、我國與中共軍事支出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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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政府以十項相關的資料來分析我國與中共在一九七三~八三年間的軍事支出。

表六以一九八三年的資料對這十項指標稍作說明。

(1)軍事支出:以當年幣值計,中共的支出約為我國的九倍。

(2)軍隊人數:中共相當於我國的九倍。

(3)國民生產毛額:以當年幣值計,中共為我國的七.七倍。

(4)中央政府支出:以一九八二年幣值計,中共等於我國的十一.五

倍。

(5)人口:中共大約為我國的五十四倍。

(6)軍事支出佔國民所得之比:中共為八.六%,我國為七.五%。

(7)軍事支出佔中央政府支出之比:中共為三○.八%,我國為四○.二%。

(8)每人平均軍事支出:以一九八二年幣值計,大陸人民平均負擔為三十美元,我國則為二○○美元。

(9)每千人軍人數:中共為四人,我國為二十四人。

(10)每人國民生產毛額:以一九八二年幣值計,中共為三七六美元,

我國為二、六六三美元,相當於中共七倍。

需要指出的是:在上述十項比較中,由於大陸人口相當於台灣的五十四倍,好幾項指數的比較需要很謹慎地來解釋。

如以第三項國民生產毛額而言,如果每人所得二地相等,那麼中共的國民生產毛額應當等於我國的五十四倍。事實上,只有七.七倍,表示中共經濟上之重大落後。

再如第四項中央政府支出而言,大陸人口為我們的五十四倍,但支出只等於我國的十一.五倍,表示大陸上每人所分得的公共支出遠低於我國,大陸上的公共建設或社會福利勢必落後與不足。

表五再提供其他十三個國家軍事支出的比較。

此外,在一九七三~八三年間,我國獲得軍火之總額為二十五億二千五百萬美元,其中六七%來自美國,所以美國的軍售對我們十分重要(見表七)。

同一時期,中共自國外獲得軍火總額為五億二千萬美元,相當於我國總額的五分之一。供給國家以英國、蘇聯及法國為主。由於中共自製大量武器,並且出售給其他國家,因此,軍火輸入的總額不大。

九、不計代價與不計成本

以上的討論是針對各國軍事支出資料稍作比較說明而已,沒有涉及到主觀上的價值判斷,也就是沒有對某一國家的軍事支出提出應當減少或者應當增加的看法。

在自由世界,像這樣充滿爭論性的大題目,一直是總統、國防部、國會、利益團體、民意相互辯論後的折衷。即使軍方與製造武器的大公司常常相互利用、相互結合,只要有獨立的民意來制衡,與公正的國會來審查,軍事支出不容易太離譜。

每個人都會同意:軍事支出是維護國安全所必需,但幾乎也都會指出:軍事支出-不論在蘇聯、美國或其他國家-也都容易浪費:用了太多人、人員訓練不合適、製造了太多同樣的武器、新武器發展太慢、成本太高、性能不如理想、敵人發明了新武器,使現有的武器落伍......。

在我國現況下,充實國力,發展自製武器等都是必須的。但正如我過去所指出:我們要以不計代價的精神來增強國防,但不等於我們可以不計成本來增強國防。「不計代價」是表示全國的決心。正因為軍事支出是這樣地龐大,這樣地重要,政府部門與立法部門就要精打細算地來花每一分錢。這就需要依靠嚴格而公正的預算與審查過程。

美國艾森豪將軍對麵包與槍炮之爭曾做過最好的註腳:

「每一枝造好的槍,每一艘下水的戰艦,每一枚發射的火箭,最後說來,都相當於對那些饑餓無糧者和寒冷無衣者的偷竊。窮兵黯武的世界,不僅只是消耗了錢財,也消耗了勞動者的汗水、科學家的才智,以及下一代的希望......」

面對全世界一年八千多億美元的軍事支出,艾森豪二十多年前的話仍有他引人省思的價值。

「軍事化」的指標

一個國家「軍事化」的程度(militarization)通常由附表中五個指標來表示。

(1)每千人的軍隊人數:以此為指標,蘇聯、華沙公約國及中東最「軍事化」。

(2)軍事支出佔國民生產毛額百分比(即所謂「相對負擔」):中東、蘇聯、華沙公約國分佔頭三位。

(3)軍事支出佔中央政府支出百分比:蘇聯、華沙公約國及中東仍居頭三位,美國名列第四。

(4)每人軍事支出額:以國家論,蘇聯、美國人民的負擔最高。

(5)每位軍人之軍事支出:美國居首,平均每位軍人的支出為九三、八○○美元,蘇聯每位軍人的平均支出為五六、三○○美元。

以上述五個指標來觀察,當前世界上軍事化程度較高的國家或地區為蘇聯、華沙公約國及中東,美國則為自由世界中軍事化程度較高的國家。

軍事支出效果的探討

經濟學家一直在爭辯國防支出的增加(包括國防研究經費),對一國的經濟到底有什麼影響?通常的看法有兩種:

第一種看法是當一國有大量失業、經濟不景氣時,國防支出可以刺激經濟,增加就業。

另一種看法走不論經濟景氣與否,國防支出的大量增加遲早會帶來物價上升的威脅。因為當國防支出使人民增加所得的時候,人民不會去買武器,而會買一般消費品,但是消費品不一定會立刻增加。

國防科技轉移困難

近年來的另一個討論焦點是:國防支出能加速促進技術創新嗎?有一派認為它「能夠」,另一派則認為即便有所創新,也「不容易」轉移到民間。這一懷疑派的論點目前在歐美國家正愈來愈受重視。

當法國的國防研究發明了又牢又輕的鋼料可用之於飛機及飛彈之後,按理也可用於汽車製造業上,但這種技術轉移十分困難。

最近英國的一項研究指出:「很多英國產業的失敗-不肯冒風險、不重視促銷、以及電子工業人才的長期缺乏-其中一部份的原因就是受了龐大的國防工業的影響。」

經濟與國防的關係

專家們也進一步指出:現代武器的要求是精密與堅固,現代人民的消費則注重風尚,剛好與精密及堅固的原則背道而馳。

德國的國防研究策略是不過份強調尖端科技,而注重一般性工業科技水準的提升與科技人力的培養。因此,一位著名的德國教授說:「因為我們有良好的工業水準,才造出了優良的坦克車;而不光因為造坦克車帶來了良好的工業水準。」這一個因果關係值得科技決策者重視。

日本今後的可能發展,似乎也會支持這一因果關係。正如很多專家所認為,以今日日本的科技水準,只要日本想,很快就可以轉變成一個軍事強國;但是,另一方面即找不到一個國家,因為全力發展武器而變成了一個所得高的科技強國。蘇聯就是一個不成功的例子。

去年秋天英國「駿懋銀行評論」(Lloyds Bank Review)上,三位經濟學家以三個總體指標,對六個工業化國家歸納出了一個重要的相關關係:國防研究支出較多的國家(如英、美、法),經濟競爭力較低(見衷);國防研究支出較少的國家(如日本、西德、瑞典)則有較高的經濟競爭力。

兩點之間直線最短

對這個相關關係的一個重要啟示,就走我三年前所捉出的:「兩點之間直線最短」的原則。如果要發展工業科技水準,最短的路是透過對工業科技研究的直接投資,而不是繞道國防科技,對工業帶來的間接「附帶利益」。附帶利益永遠是附帶的,不應當做為支持原先龐大支出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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