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菲律賓中南部的內革羅島，出生才十八個月的女嬰吉麗患支氣管炎死了，家人以一口薄棺掩埋了她。她失業已好幾年的父親悲憤地說 「為什麼有些人那麼富，而我們一貧至此？」
這位年輕父親的質問，尖銳地指出了菲律賓問題的根源－普遍的貧窮和貧富間差距過大。
內革羅島是菲國產糖專業區，三百萬人口中有四分之三完全仰賴糖業維生，可是只有八%的人擁有自己的土地，製糖業更是僅由幾個大地主一手控制。
貧民無地立錐
拿四十歲的女工伊蓮娜來說，她在一座大農場工作，每天辛苦工作十個小時，工資僅十一披索（約二十元台幣）。這還不算糟，在每年五月到十月甘蔗生長季節裏，內革羅島的四十三萬九千名甘蔗工人，八○%無工可做，孩子們不得不啃食未成熟的甘蔗充饑。在這段青黃不接的日子裏，島上每天都有好幾個孩子死亡。
內革羅島的悲劇，原因之一是以甘蔗為唯一作物，國際糖價下跌帶來沉重的打擊。但是菲國人民的貧窮不僅限於蔗農。全菲三分之二的家庭生活在貧窮線下，每個月收入不到一百四十美元；二千一百七十萬勞動人口中，一半以上沒有固定工作。
至於那些有錢的大地主呢？他們的土地可能有半個省份之大，菲華作家蔡景福形容：「汽車行駛半小時仍望不見盡頭。」他們擁槍自重，組織私人武力，對付示威反抗的工人，甚至自設廣播電台，每天播音反對艾奎諾夫人的新政府。
披索政治盛行
土地高度集中，正是貧富極端不均的主因。政治學者江炳倫指出，菲律賓自十七至十九世紀，受西班牙殖民統治三百多年，期間西班牙籍官員和天主教會便開始兼併土地，或受信徒捐獻而擴大領地。旅菲僑領陳烈甫也分析，當年西班牙在菲國存心搜括，官員極盡貪腐之能事，小農遂逐漸失去生存所賴的土地，生活日益貧困。
西元一八九八年美西戰爭之後，美國取代西班牙，成為菲國的殖民主。美國官員素質較高，薪津亦足以養廉，但走美國人崇尚自由經濟，對於土地轉移絕無限制，土地愈加集中。大地主利用農作物收入建立農產加工業，財富如滾雪球般增加。一九四五年菲國獨立後，仿效美國建立兩黨政治，大地主挾其巨資，投入政治，轉而吞噬更多利益，政治與金錢就此緊密結合，當時的政治，竟有「披索政治」之稱。
更不幸的是，西班牙官吏的腐敗作風，雖在美國統治期間短暫消失，獨立後卻又死灰復燃，而且益形猖獗。再加上戰後初期，美國對於這個一手提拐，初獲獨立的新國，慷慨支持，短短五年間美援數額達三十億美元以上。物資金錢滾滾而來，對菲國官更形成極大的誘惑。貪污者可以在短期間成為暴發戶，旁人如何不起而效尤？
享樂主義盛行，亦是官箴敗壞的主因。旅菲華僑常批評菲人：「沒有學到西方人的生產工夫，卻先學會了西方人的豪華消費，而且猶有過之。」陳烈甫形容他們「沒有閒錢，但卻享受慣了」。官吏沉迷於消費享樂，只有走上貪污一途。
肅貪投鼠忌器
吏治腐敗，能使貧者愈貧，富者愈富。世家大族買通官員，上下其手，為所欲為，小民則幾乎無立身之地。歷任總統也瞭解這個問題的嚴重。一九五三年，麥格賽賽以澄清吏治為主要競選主張，竟以壓倒性的優勢當選總統。他本人清廉正直，也有肅貪的決心與毅力，但在位三年多，績效並不卓著。以後繼任的賈西亞、馬嘉柏臭也都標榜澄清吏治，但他們或受同黨牽制，或遭強烈反對，總是投鼠忌器，政風只有更壞。
一九六五年，馬可仕以民族英雄姿態，出任總統。江炳倫指出，初期他也銳意革新，厲行土地改革，企圖打破豪門貴族的地方勢力，但是阻力極大。他為了順利推行政策，任用親信，默許他們從中牟利，結果搶劫民利更多。鄉下百姓無以為生，有的上山打游擊，有的到城市打劫。打游擊的，壯大了共產黨的力量；打劫的，破壞了社會的治安，阻礙經濟發展。兩者皆予馬可仕口實，於一九七一年宣佈全國戒嚴，總統不再改選，馬可仕的權力也更大了。
江炳倫感嘆：「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造成徹底的腐化。」這位就任之初，以「有謀略、有膽量、少說話、做實事」著稱的政治人物，在當政二十年以後，竟然攢積了一百億美元的財產。
馬可仕權力腐化
負責調查馬可仕貪污情事的菲國總統特命廉政委員會主席薩龍加（
Jovito Salonga）憤慨地說：「我們只能用一句話來形容，那就是剽竊。」
廉政委員會調查指出，馬可仕的家人、部下和親戚、朋友插手每一個行業：伐木、礦業、糖業、成衣、紡織、出版、旅館、觀光、房地產，應有盡有。這樣的貪瀆會為國家帶來多大的損害？西方記者稱之為「暱友金權（Crony Capitalism）」，他們不僅控制政治，也掌握了經濟上的絕對優勢。
馬可仕也想發展工業，但他的政策主要在保護設於馬尼拉的大企業，而往往不利於農業，更抑制了小製造商。他也曾於一九六七年和一九七○年兩度通過新法，希望刺激出口車業，設立加工出口區，以後更大幅降低關稅。這套模式在東亞各國都成效輝煌，在菲律賓卻失敗了。經濟學家狄奧斯（Emmanuel de Dios）分析說：「那時候反馬可仕的勢力已經擴大，人民反對他，連帶地也反抗他的促進外銷策略。」
政治與經濟是一體的兩面。在一九七○年代，反對勢力雖在增加，但還沒有危及馬可仕的地位，菲國的經濟也能在惡化中保持穩定。一九八三年，甚得人望的反對黨領袖艾奎諾自美返菲，甫抵國門便遭暗殺，披索幣值迅速下跌，自次年起，經濟以一○%以上的負成長率大幅衰退，外資大量撤走，人民生活水準直線下降。很顯然，國內外對這個政權的信心已經跌至谷底。
貧窮已成災難
艾奎諾夫人憑藉「人民的力量」逐走馬可仕，西方觀察家評論說，她的政府是成是敗，主要看她能否給予五千八百萬菲國人民較好的生活。艾奎諾夫人要大家耐心等候，她承諾一定要使經濟復甦，好時光就要來臨。
她任命的財政部長王彬深深瞭解，「我們的首要關切和當務之急是解決廣泛的貧窮與失業問題」，內閣致力於「復甦被私慾和貪心耗費掉的經濟」。但是他焦急地說：「我們的時間不多。」
的確，掙扎在饑餓線上的貧民沒有多少耐心。經濟學者李超古（Alejandor Lichauco）指出：「貧窮已經成為這個國家社會與精神上的災難。」
為了扭轉這個殘酷事實，新內閣於一九八六年七月間通過「人民力量發展計畫」，希望在一九八七年裏，運用公共投資方式，製造一百萬個就業機曾。
依照計畫，政府要投資在勞力密集的公共工程上，如興建學校、灌溉工程、自來水、闢建小港口、造林和修築鄉間道路。照理說，這些都會增加鄉村收入，提高商品需求，從而拯救垂死的工業。
但是英國經濟學人週刊對菲律賓的經濟前途不表樂觀。該刊認為菲國政府在新的五年計畫中，把國內生產毛額成長率訂在六．四%，投資年成長率一○．二%，是「不切實際」的。
馬可仕當政的後十年裏，靠舉債度日，至今累積外債達二百六十五億美元，艾奎諾夫人屢次與外國金融機構交涉延期歸還，暫緩付息，但尚未達成協議；而國內政局又波濤洶湧，政變之說不斷，工會領袖和外國商人先後遭綁架或暗殺，這些都使國內外資本家心存觀望，不願投資。「經濟學人」評斷說：「今天的非律賓人比十年前窮多了，而且看來在十年以內沒有改善的希望。」
艾奎諾夫人的經濟政策方向完全正確，包括消滅貪腐、掃除馬可仕親信的企業獨佔、進行土地改革等。但是重溫一下菲國獨立以來的政治史，這些政策並不新鮮。家人住在大岷區的蔡景福指出，艾奎諾夫人自己也出身於中呂宋的地主世家，如要推動土地改革，最可能成功的方式便走由自身做起，進行土地重畫，讓農民「耕者有其田」。
經常赴菲訪問的中國國民黨海外工作會專員陳德規也根據他瞭解的實情說，艾奎諾夫人上任以來任命的省市各級官員，十之八九仍然不脫貪污腐化的惡習。這正印證了前幾任總統的經驗：上任之初，確實想大刀闊斧，轟轟烈烈幹一場，可是積習太深，終難挽回，最後不是向惡勢力低頭，便是無能為力，掛冠而去。
昔日好景不再
至於財閥與地主，也沒有理由要向新政府讓步。正如一位甘蔗工人所說：「大資本家不會願意損失利潤。」一位地主也坦率表示：「土地是祖先遺留下來的，我為什麼要放棄？」
高樓連雲，昔日夜夜笙歌的馬尼拉，現在成了違章建築、不良幫派和鶯鶯燕燕的大本營。以外債佔國內生產毛額的比例而言，菲國已是全世界第四大債務國。艾奎諾夫人去年十一月訪問東京時，對日本官員感嘆：「二十年前我國在東亞地區的富有僅次於貴國，不幸我國的政治領袖不能惜福，浪費了一切資源，留下一堆債務，讓已經破產的我們來承。」
這樣的包袱足以難倒任何一個政府，艾奎諾夫人未經陣仗，難怪外人不敢對她寄以厚望。
民心可用
但是，事情並不是全無希望。艾奎諾夫人憑藉人民的力量崛起，也必須靠人民的力量革新。就任一年以來，她已經過關斬將，大致平撫了政治上的反對勢力，並且修改憲法，定於二月二日交付公民表決。江炳倫相信以她目前的人望，新憲法定能通過無疑。新憲法規定總統任期六年，不得連任，如此她將可放手改革。
美國社會學者卡洛爾（John J. Carroll）也認為，她即使採取較強硬的措施，也會得到人民的支持。艾奎諾夫人所向披靡的親和力，是凝聚菲國民心的最大力量，如能善加把握，不僅軍隊不敢輕舉妄動，既得利益階級也會開始覺醒，而主動設法改善勞苦大眾的悲慘境遇，就連內革羅島上的大地主，也會願意擬訂方案，讓農民逐步擁有土地。
不論樂觀或悲觀，菲律賓人民仰望文奎諾夫人為他們最後也是最大的希望。卡洛爾預言，若要避免淪為亞洲的薩爾瓦多，這可能是菲國的最後一次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