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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投資國會的人

文 / 林志恆    
1992-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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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投資國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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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選舉比做一場生意,候選人是大老闆,選民是投資人,誰是贏家?誰是獲利者?尚未揭曉。但有一群人,拒絕投資這場沒把握的生意。

在員林百果山上,開書廊的孟繁鉥正和三五好友飲酒暢談,討論年底該不該去投票。當他們發現,「候選人像一堆爛蘋果,但最爛的還要勉強咬一口」時,都同意選舉當天發動「拒投者全縣大露營」是最佳選擇。

雲南人,留著落腮鬍,在東海大學社會系教書的楊開雲,他期待年底選舉,在每個票櫃裡,都能開出一定比例的空白票。這樣對兩黨都是最好的警惕,因為有一群人不滿意兩黨的作為。

任者爛,政黨又鬼扯淡

台北市舟山路巷子裡的台大城鄉研究所,陳舊的建築物外爬滿爬牆虎,研究生曾旭正發明了一項「小市民大同盟協議」,他等待一種情境--有一群人出來競選,共同政見是「現任者很爛,政黨又鬼扯淡,我們很不滿」,而他們向選民切結,即使票數再高也不去當立委。這種「以上皆非」的選擇,他認為比不投票積極,也比投廢票來得用意明確。

年底立委選舉,有一群人不支持任何一位候選人,但要以選票,以各種方式來表達對現狀的不滿。

有人對兩黨喪失了信心,有人痛惡民代挾著「民意」予取予求,也有人全盤否定選舉功能,即使支持好人進入國會,以少搏多,仍不能發揮作用;今年他們堅持作無聲的抗議,更由於近來政治詭譎,正義道德遭踐踏。

「王建瑄效應」正熱,作家朱天心在時報周刊為文:當執政黨和最大反對黨上下其手,強姦民意時,我們既無法放心期待媒體,也不願期待、利用對國民黨中央還敢大小聲的非主流派成員,我們除了在一個半月後的選舉投下廢票,還能幹什麼?

誰來監督民代?

他們並非對政治冷漠,而是拒絕再相信任何一位候選人。

年代公司經理林秋源有「切身之痛」。去年國代選舉,他挑了一位形象良好、政見高超的學者型候選人,結果他發現:「競選說的是一套,上了山完全變了樣。」

在捷運局工作的蕭姓工程師,平日受民意代表的壓力,特權、關說盡看在眼底,他曾四次隨捷運局官員到市議會接受質詢,他疑惑地反問:「政府官員有民代監督,但誰來監督民代?」曾經他因「老代表必須下台」的訴求而支持民進黨,但看透了民代的嘴臉,選舉當天,他寧可給自己一天假,出門爬爬山。

有人不投票,因為投國民黨不甘心,給民進黨不放心,但又沒有第三種選擇。世新公共傳播系主任郭良文即是一例。

去國六年,博士班念的是政治社會學,郭良文不願意幫助國民黨這不合理政權合法化,也不欣賞民進黨爭權奪利的非理性問政態度,至於理念與他相符的社民黨,卻是停留在個人魅力化的領導階層。「我只好平和地投下一張廢票,」他認為消極的對抗,也是一種積極的參與。

從事石化業的林文鼎,本身是國民黨員,每次選舉最終還是支持了黨。王建瑄辭職事件讓他傷透了心,打電話到中央黨部反應意見,接電話的黨工僅表面敷衍幾句,但他更不會為了洩憤而轉投民進黨,因為他不願「打擊魔鬼而自己變成魔鬼」。唯一選擇就是不投票,但他不否認,趙少康、王建瑄相繼表態參選,讓他又重新燃起希望,「天理還是在的」。

拒絕投票看似消極,但也有人積極地轉化成其他方式,滿足其滿腔的熱血。

當二次土改受挫,從事傳播業的王小姐聚集了一群朋友,印發傳單,上面印了政府機關電話,鼓勵民眾打電話到總統府、黨部,表達不滿。她甚至想發起「土地不能按實價課稅,薪水階級不按時納稅」的運動。

丈夫給她警語,要適度保護自己。她才選擇性地在國父紀念館等地散發傳單,她激動地說:「在那裡如果有人敢打我,我會叫,會有人聲援我。」

別想了!,多賺錢才重要

身體微胖,現年不過二十七歲,高中畢業就踏人社會做畫廊生意的孟繁鉥,當王部長遞出第一張辭呈時,他感到事態緊急,生意不做了,打電話到總統府抗議未果,後來又打電話到「教授聯名處」、問:「如果我不是大學教授,應該怎麼表達我的意見?」

朋友勸他;「阿胖!別想了!多賺一點錢才重要,晚上到我家喝酒。」

他反勸:「賺再多錢,社會公義不見了,政治氣氛被金權籠罩後,受苦的還是我們。」

曾經,他計畫和幾位好友,大伙兒湊錢買下中部地區的報紙廣告,列出候選人的罪狀,勸選民罷投,希望投票率下降到三0%「代表對政府的抗議。只是中南部黑道猖獗,使他這種想法冷都下來。「終究我們不是革命家,保護自己最重要。」

還有一些學者,計畫提出一百位候選人,來干擾選舉。如果台北市南北兩區各增加五十位候選人,長長一串選票已足以使人眼花撩亂,干擾效果十足。只是這樣的行動必須相當組織化,況且每人十二萬元的保證金,一百人也要一千二百萬,對這批「異想天開」的中產階級而言,是一筆龐大資金。

政治愈來愈混沌迷離,王建瑄下台,痛斥是非不分;趙少康辭環保署長,王建瑄聞訊當場潸然淚下。在上位的政務官尚且感到「政治難為」,一般小市民更是徬徨無助,有人選擇了逃避。

英文名字Ander的張姓計程車司機,曾在馬里蘭大學攻讀企管,自稱開車是打發時間,他不投票因為「我不投還有別人會投」。處於滿意與不滿意之間的矛盾點,他想當旁觀者。他或許有一天會跳出來從政,「當當小丑也不錯」。

台灣的變動與我何干?

在錦繡文化擔任編輯的黃中憲,更抱持「市井小民無路用」的想法。他吸口煙,縐著眉頭說:「通常當選的都不是我選的。」學外交的他,反而想當隱士,「台灣的變動與我何干?

不論拒投、投廢票、還是種種千奇百招,每人都有一套哲學,但抗議的最後,總是希望石頭投進池水,還能激起幾片水花。

發傳單的王小姐,相信耳語也是一種傳播,以自己為中心,影響四周的朋友,「也許很蝸牛,但我們起碼在做,」她打趣地說,就算太平洋丟下一塊石頭,但至少海裡多了一塊石頭。

曾旭正認為投票只是最後引爆點,在這之前,他希望有一些醞釀的動作。他期待這次為土改站出來的學者,能以最不具政治色彩的角色,號召一些社會團體,氣氛塑造起後,再呼籲市民投票時,作慎重的選擇。他很認真地解釋:「只要問題凸顯出來,選民能重新思考這套民主制度,思考投票的意義在那裡就夠了。」

只是,這種期待能引起多少共鳴。

「接近零吧!」孟繁鉥聳聳肩,作出無奈狀。但他還是很具使命感地跟一旁的朋友分析:「那一天地價、房價再漲,貧富差距更懸殊,不該怪這些金牛民代,而該怪選民自己。」

也許他們只是數量稀少的一群,對選情起不了絲毫作用;也許他們的聲音太微弱,當政者可以充耳不聞,但是當所有政治人物都向財團靠近時,是否也該駐足稍作眷顧,誰能保證那一天他們不會變成多數?

情勢轉好,投票就有意義

「我要動員所有親友投給趙少康,至少會有五十張鐵票,」一位四十年來沒投過一張票的台北縣民興奮地表示。

「我是投給王建瑄,但不是給國民黨。」

「趙、王出來,我還是投給民進黨好了,情勢轉好,投票就有意義,給反對黨就能發揮制衡作用。」

一藝文法院記者,原本已決定年底不投票了,當王建瑄表態參選,有人拍案叫絕,心意回轉;有人選區不在台北,但舉雙手說:「我志願當他的義工。」

當政治充滿低氣壓,選民紛患「政治冷感症」時,在趙少康、王建瑄相繼表態參選立委後,似乎曙光乍現,重新燃起了他們的希望。

王建瑄、趙少康先後辭職,感嘆金權猖獗,公權不彰,隨後兩人又相繼宣布參選立委,理由是:「多一個清流進立法院,就能對金權政治多一分破壞力量。」選民由不投票轉而積極參與,何嘗不作此想?

民意調查基金會最近一次民意調查顯示,有三成五民聚選人不選黨;而不投票原因,也以「沒有理想候選人」高居第一。如今王、趙參選,將使這些對選舉不抱希望的人改變態度。

這反映出一群不投票的人,並非政治冷感,而是當時勢轉而可為時,他們仍會投下這「神聖的一票」。

本文出自 1992 / 12 月號

第078期遠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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