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社會的特徵
當所得與教育水準同步起飛，民意不僅抬頭，而且狂飆；識時務、明是非與辨利害的領導階層就會因勢利導，逐漸建立一個不僅經濟進步，而且政治開放的社會。
在台灣的二千萬中國人何其幸運，正就生活在這樣一個社會中。從權力結構來觀察，這個「新」社會的一個主要特徵就是：政府機構不再擁有像以往那麼多的權力，首長們不再擁有像以往那麼多的權威。一位官員甚至私下不平地表示：「公僕豈止難為，公僕就如過街之鼠。」
民意代表的質詢、輿論的監督、民意的要求，以及執政黨自身的求好應變，使政府部門不可能也不應當再「獨大」。
(二)二組調適難題
值得探討的是：當政府不再「獨大」時，留下的決策空間與活動空間是否有秩序地、圓滿地被接替，或者是無規章地被少數人掠奪？
在經濟發展初期，政府呈獨大狀態，絕大部分的活動保由政府直接參與。隨著民間企業蓬勃發展，政府部門就「有所不為」，政府與民間的關係，產生良性的變化。
以台灣目前的經濟活動而言，民間的比重已超過三分之二；在外銷方面，更全是民營企業產品的天下。台灣經濟的活力主要即來自這些民營企業。
台灣就處在這一階段中，可惜這一階段正出現了二組調適中的困難。
政府部門的角色雖已有所調整，有所節制，但是：
．行政機構的效率仍然偏低；
．現代社會的競賽規章仍然欠缺；
．公營事業的競爭力仍然薄弱；
因此，政府部門有時變成了進步的阻力，而非助力。
民營企業儘管羽毛漸豐，但是：
．正派經營仍然未見普遍；
．產業升級仍然未見實效；
．社會責任仍然未見發揮；
因此，民營企業的發展，普遍囿於小成，難以開創大格局。
(三)「三位一體」的時代來臨
以上討論在指出：當政府不再「獨大」，而政府部門的功能仍有欠缺，以營利為主的民間企業也有所偏之際，就要像西方社會一樣，應該全力提倡公益團體的重要性及它能擔當的角色。
社會愈進步，公益團體愈重要。
一九八九年的美國，高達九千八百萬的十八歲以上的人，每週花四小時參與宗教、教育、保健及社會福利的公益活動。公益活動變成促進社會進步與公平的一股主力。
可惜，一九九０年的台灣，主計處資料顯示：七二%的國民未曾參加公益性及文化性的社會活動。兩者相比，實在使人無法相信中華民族是一個具有高度大愛的民族。
因此，政府、企業、公益團體要相互配合，建立一個「三位一體」的現代社會。
根據歐美社會的經驗，政府部門最擅長的工作是：(1)推動政策，(2)貫徹法令，(3)推動社會公平，(4)防止歧視，(5)防止剝削，(6)促進社會團結。
民營企業最擅長的工作是：(1)參與經濟活動，(2)創業投資，(3)創造利潤，(4)促進自給自足。
公益團體最擅長的工作是：(1)參與社會性工作，(2)參與需要義工的工作，(3)參與利潤少的工作，(4)促進個人責任感，(5)促進社區進步，(6)促進為他人謀福利的工作。
政府、企業與公益團體應各在其領域內發揮所長。但在各種經濟與社會活動中，還有一大片共同區域，需要三者建立共識，相互合作。目前最好的例子，就是政府與民間共同來提倡環保意識、訂定環保政策，以及展開環保行動。
我們的看法是：當政府不再獨大時，政府部門應當要選擇性地做－－做得少，但要做得好；要選擇性地管，但要管得嚴。
民營企業應當要賺錢、納稅，也應當要帶動一波又一波的創新、發展。
公益團體應當要取之於高所得、用之於低所得。以愛心來減少社會的冷漠，以關懷來彌補人間的不平。
(高希均所著「經濟學的世界」，所編「台灣經驗四十年」已由天下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