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九五九年入東海大學的時候，那小小的大學是採行「通才教育」的，英文用general education一辭，也就是今大全台灣各大學都在談論準備，或已經實施了的所謂「通識教育」。通識教育的觀念和方法，真正從課程安排上加以引領規範的，本來源自美國，所以當五十年代美國教會決定在台灣辦一個東海大學的時候，就決定拿它（和另外幾樣制度）來試教中國青年。事實上一九五九年除東海之外，全台灣固無所謂通識教育，以後許多年裏，也僅東海一校勉強維持著這名目，近年的情形則不得而知。
培養寬容謙沖的專家
表而上右來，通識教育真是簡單不過的一件事。文學院的學生除本行課程外，必修若干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學分，法學院和理工學院依理類推，也須跨院選課。它的理想是要使人人都除了本行專門學術的大意之外，也在四年大學生活中略知同儕所學的梗概，以之調和心神和志氣，不致於變成過份狹窄短視的專家，庶幾不但在學術上佔有廣泛的視野，更進而養成寬容謙沖的心胸，如此而已。這樣的一件事，表面看來委實不是太困難的，因為天下絕對不可能有人會對這崇高的理想產生懷疑，何況二十年來台灣的政治社會，乃至於其他層面，確實被許多狹窄短視，自以為是的專家誤了。今天，通識教育又變成學校的重要話題，想來何嘗不足人們痛定思痛，有心挽回一些頹勢的表現呢？這理念不難瞭解，難的是通識教行的方法。
牟宗三先生不久前也屬文談教育問題，特別提到通識教育。「當時東海大學首先提倡這個觀念，」他說，「那時我恰好在東海任教，大家當時就討論：何謂通才教育，如何實施等問題。經過好幾年也沒結果......實施的結果究竟令人滿意與否，也沒有人知道。」
東海大學的實例
牟先生他們「大家當時就討論」的時候，正是我身體力行地被實驗的時候。在我記憶裏，東海的方法大約以下面三點為最重要：(一)全校
學生無分主修科系，國文和英文一律必修兩年，惟英文以程度分班，
程度特高老可以免修或跳班，國文則無此例。(二)文、法科學生必修一
年人文科學（哲學、宗教、音樂、美術），一年自然科學（物理、化
學、生物），必選一年經濟學、政治學或社會學，又必選一年數學或
邏輯。(三)理、工科學生必修一年人文科學和西洋文化史（以希臘和羅
馬為探討對象）。
假如我們說課程的實際安排便是方法也「有了」的證據，則三十年前東海的通識教育便不見得如牟先生所說的，「經過幾年也沒結果」。我們做學生的，平常從文學院趕到理學院去聽美國老師講生光化電，又往往必須夜間上課，因為好幾位教人文的先生都來自台北，一宿即返，麻煩是麻煩，心裏不見得有太大惡感。
培養人生格調
我永遠忘不了劉述先先生講柏拉圖的時候，一副快樂的笑臉仰向天花板，再低頭後而幾排同學都已經跑光了，他依舊笑著。我也記得剛從法國回來的許常惠先生沉靜地為我們播放什麼「電子音樂」，我坐在那裏忍耐了牛個鐘頭，不得不離席他去，走在黑暗的校園裏看滿天星斗，為自己之勇於表達一個微小的自己，體驗成長的快樂和一些知道自己必須負起後果的責任感。我不學哲學，不學音樂，但劉先生和許先生始終是啟發我許多的老師，這半生以來我不曾遠離過西洋哲學和古典音樂。事實上我們也只能到此為止。
胡適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八日的日記謂：「吾讀書十餘年，乃猶不明分功易事之義乎？吾生精力有限，不能萬知而萬能。吾所頁獻於社會者，惟在吾所擇業耳。」在那以前，他事事持強，一心想「通識」以回饋社會，終於徹悟其不可能，人須「擇業」以專精，並以其他知識為人生格調的培養，容忍異己，不亢不卑，所謂理念所指導下的方法，原須導向這樣的一個健全的教育領悟。
否則，「通識教育」又有什麼目的？
自由學術的精神
嚴格說來，通識教育的基礎無非也是「自由學術」（liberal arts）
的精神。自由學術傳授智慧，賦自由人以論辨思考的勇氣，本來就和訓練奴隸的實用課程有別。自由學術不見得能提供我們職業方面的技巧，卻能篤定我們判別是非、堅持真理的操守。這是它原始的意義。
當然，在今天這個社會裏，必欲以它原始的意義為教育的唯一目標，終於是違悖潮流的，所謂「自由學術」也必須在課程規畫上有所妥協和修正。通識教育的目標和做法，恐怕就是以自由學術為基礎，有所妥協有所修正的一種新觀念。既然如此，則期望通識教育能夠奏效，當然是有些重要的客觀條件的，這些客觀條件原則上一定就和自由學術之能否生根相類並行；質言之，這些客觀條件當中最重要的，就是獨立的學術精神以及自由傳播學術的環境，其他都是附帶的。
通識教育的觀念有了，方法似乎也有了。可是我們有沒有獨立的學術精神？有沒有自由傳播學術的環境呢？假如這些都沒有，或是官方不准許有，或是知識份子沒有勇氣去追求，則教育的守成都有問題，遑論創新改造？
政府必須退出校園
台灣數十所大學和學院，粗分為二類，一稱公立，一稱私立；其實關心高等教育的人早已指出，這裏頭也無所謂公立或私立，所有大學統統是「部立」，教育部立的。我們的教育部管大學管得太多了，不但自己管，還縱容其他一些莫名其妙的黨團機構插手去管。他們不但管公立學校，也管私立學校，通過各種不同的辦法措施，竟能將幾乎全台灣所有大學都塑造成他們的聽話寶寶。古今中外從來沒總說過這麼多可悲的大學居然聚集在一起，，以政令的宣揚為工作之重點，絕大多數早已忘卻學術教育和人格培養的使命，症候顯著這是不可思議的。
我們早已指出，我們這一代的讀書人若要嚴肅負起教育青年的責任，首先必須促成各大學養成特色，對自己的面貌和內涵抱有榮譽感，精神卓犖，色彩鮮明。為了要達到這個目標，首先必須要求政府以及和政府有關的種種機構退出校園。第一至少必須退出私立大學的校園，第二必須在學術問題上縮手，不要干預你根本不懂的討論，第三更不得以直接或間接的意態手法，試圖左右教授的知識判斷。
易言之，我們可以瞭解政府插手安排公立大學的行政事務，但我們不能容忍它提供學程和教科書標準答案之類的主張。所有的學術問題歸學術人物管理，教授決定大學的知識內容，以及傳播學術知識的方法；至於私立大學，則政府應該還它完全獨立的地位，不但學術課程，即使行政事務等問題，一概交給它自理。
通識教育治社會病
發展特色，使各較勇於創造校風，則信心蓬勃，競以學術研究和品格培養為己任，先在校園裏各以知識理想和道德使命互相砥礪，繼乃關懷社會，儼然以學術清流自許。我們這種期望，無論如何不算奢侈，所謂大學，若非如此，僅剩下一副虛妄的空殼子，又有什麼意義？
何況，假如所謂大學教授，竟不能以知識理想和道德使命的清流自許，教學和研究又動輒遭政府掣肘，則他站在講壇上的形象是畏縮的，傳授本行的的學問已經有氣無力，又如何能大聲疾呼提倡自由學術的精神，鼓吹那以擴充大視野、養成大心胸為目標的通識教育呢？
政府管大學管得太多的結果，有一天站在講壇上的除了少數準備「一拼」的硬骨頭之外，其餘充斥的將個個變成葉紹鈞小說「飯」裏那個萎靡的教員，早已變成官僚制度下的奴隸。奴隸走無權接受自由學術的教育的，又如何期望他去從事教育工作，並且還要求他奢談通識教育呢？
這十年來台灣社會的變化太巨大
，物質環境和精神面貌迥然與前此數十年不同，可走幾乎沒有一個人不說這變化所表示的正是一種貪婪心態所促成的道德淪喪。我們早已發覺，要想醫治這病症，不能期望政府的施政方針，只能通過教育文化的方式為之，而通識教育也正是教育界有心人於困境中想出來的方式之一，希望能為這一代的背年指出理想的遠景。
然而正如牟先生所慮，人若不把人當人看，通識云爾，只是樓閣罷了，最後恐怕只剩下一些行政具文，費辭誤事。我比牟先生又稍稍樂觀一些，感覺此事並非完全不可能，如果政府願意和我們共同努力。政府在消極方面話讓我們堅持獨立的學術精神，積極方面則請保證提供一自由傳播學術的環境。
牟先生在「人文思想與教育」中，提到當年東海採行通識教育，可是「實施的結果究竟令人滿意與否，也沒有人知道。」我個人就是當年諸位先生試驗創造的「結果」之一，到底滿意與否，我知道一些，只是不方便講，何況我們既能坐視東海變化成今天這個樣子，又有何面目多講呢？所以在完成那通識教育之後四分之一個世紀的今天，我矍然回顧，面對現實，何嘗不痛定思痛，並且覺悟一切衰亂淪喪的癥結大略就是這樣的？
（公靖獻筆名楊牧，現任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