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兩個孩子，最好三個，養得起的話，四個更好。」新加坡總理李光耀雖不是寫文案的頂尖高手，這句口號卻簡潔有力地說明了新加坡的人口政策。
然而，這句口號也在新加坡社會中引起爭議。因為生育純是私人問題，而鼓勵生育又與過去的節育政策相抵觸。
菁英份子不結婚
二十年前，發展專家的舊式觀念是，高生育率使第三世界國家陷於貧困，擁有高生育率的新加坡，也無法避免淪為貧窮國。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新加坡的人口不到一百萬；到了六○年代中期，人口突增一倍。新加坡政府鼓勵：「兩個孩子恰恰好」，規定生第二胎以後，不得享有產假和強制健康保險。墮胎和結紮並在一九六九年合法化。
這個政策實施的結果令政府很滿意。目前每年有三六%的孕婦墮胎，出生率降低，人口也不再增加。但是李光耀認為不生孩子的大部份是菁英份子。目前估計有五分之二的大學畢業和在學女生不會結婚，因此也不能生子，和其他國家比較，新加坡推行節育政策，似乎有些矯枉過正。
極富幽默感的李光耀笑說：「我們無法改變文化價值觀：吃母奶長大的男人認為他們才是一家之主，他們唯恐一旦娶大學女生為妻，就當不成一家之主。」玩笑歸玩笑，李光耀對男人娶低學歷女子為妻的情形很擔憂：「這很嚴重，因為會改變我們的社會品質，使我們的表現轉差。」
鼓勵華人生育
到底是誰的錯？這個現象牽涉到敏感的種族政策。新加坡政府用了一大串統計數字來檢視種族政策，統計結果顯示：馬來人和印度人的出生率多少都有增加，而華人卻比一九八五年顯著減少了三一．五%。在同年新加坡的總出生率中，華人佔六九．一%，馬來人佔一九．一%，印度人佔七．七%，其餘是歐亞混血兒和歐洲人等。而目前新加坡的種族比例是:華人佔七六．四%，馬來人佔一四．九%，印度人佔六．四%，不用說，新加坡的種族結構已經改變了（見表二）。
有鑑於此，新加坡政府避而不談教育程度和所得水準不高的馬來人，只鼓勵華人多生孩子。
華人比例降低
新加坡華人會因此多生育嗎？從「兩個恰恰好」到「最好生三個」，新加坡華人已被政府迷信統計數字、出爾反爾的作法搞得很煩。畢竟，一個國家人口多少才恰當，並無定論，更何況新加坡這小片土地上幾已蓋滿了高樓大廈。
根據統計數字，如果每對夫妻生兩個千女，到二○三○年時，新加坡的人口會從今天的二百六十萬增為三百四十萬，然後不再增加；但是如果平均每對夫婦只生一．五個孩子，到二○一○年時，人口只會達三百萬，然後逐漸減少。
出生率如繼續降低，人口將顯著減少。華人不多生孩子，人口的年齡結構也會改變：勞動人口平均年齡將從二十幾歲增為四十幾歲而降低生產力；老年人口增加，青少年人口減少，而增加社會負擔；軍隊甚至會兵源短缺（見表一）。
無獨有偶，日本和西德等先進國家也面臨人口減少的問題。但是只有新加坡有計畫地改善此一問題。新加坡政府在四年前成立社會發展局，免費招待大學畢業的未婚男女，參加海上之旅或到海濱度假。此舉立即遭到知識份子反對，他們認為這和美國「愛之船」電視劇一樣褻瀆生命。
但是新加坡社交發展組聲稱他們已幫助二百五十位大學畢業的女生找到歸宿。目前在舉辦類似的活動時，也採取比較自然的方式，對象並擴及大學在校生。
信任優生學理論
儘管新加坡政府措詞謹慎，歸根結底還是離不開優生學。西方人和許多新加坡人相信，優生學毫無科學根據，卻捏造出一個「美麗新世界」的幻想。東南亞有許多白手起家的工商鉅子，令人懷疑文憑的價值。李光耀不在乎別人的看法，他在新加坡國慶過後，發表演說：「人生而不平等。我們只能盡力發揮最大天賦才能。樹是不是果樹、馬是不是賽馬，都是天生的......，我們應有此常識：如果有更多的人才使國家經濟更繁榮，受益的會是全國同胞。譬如說，有人才智過人，發明了微晶片或其他東西，不但會使生活改觀、製造就業機會、也能提高生活品質。」 然而李光耀擔心，人才還末出世就被「拿掉」，因為各行各業都有
人「該生育卻節育」。
事實上，節育政策推行成功了，受害的反而是政府。許多人只生兩胎不只是因為服從政府的政策，美國移民和華裔新加坡人也因財富增加而不願多生孩子。此外，婦女走出廚房、年輕夫婦重享受甚於為人父母，在在迫使新加坡渴求外援：吸收傑出的外國移民。
放寬移民限制
新加坡是個重視菁英的民族，所以新加坡第一副總理吳作棟宣佈要徵求外國人才，一點也不奇怪。值得驚奇的是，現在新加坡要吸收同文同種的香港人才，還必須與其他國家競爭。
過去新加坡對外來移民限制很嚴，吳作棟在宣佈新的移民辦法時便說：「我們對吸收移民人才所作的努力還是不夠。」這十年來澳洲、加拿大和美國都放寬了移民政策，鼓勵條件好的亞洲人移民。而且，一些優秀的新加坡人也被歐美公司網羅。
新加坡在和歐美國家同時爭取香港移民時面臨了一個問題：港人一向自由慣了，不一定會喜歡新加坡中規中矩的生活方式。
連新加坡人也為令多如毛所苦。一九八六年八月一日國會通過的住宅發展修正案規定，如果有人往窗外丟東西，即使丟東西的是屋裏的孩子或是在家作客的小孩，不管法院有無任何處分，建屋局一律可以收回房屋。
新加坡人新創了一個名詞「空投殺手」－指國民住宅大樓住戶常有人往外丟東西擊斃路人。一九八四年時，一名婦人被從六樓丟下來的腳踏車擊斃，「空投殺手」的事件一九八四年發生了三十六件，隔年已減少為十四件。
欠缺冒險精神
新加坡的法律比其他國家嚴格，一度在新加坡十分流行的霹靂舞現已限制，以免青少年跳舞時扭傷脖子。溜冰只能在溜冰場內或特定區內。汽車駕駛人不按規定出示停車證也要罰款。新加坡人因此常抱怨法規太多，動輒得咎。
但是，也有人贊成政府的做法。所有的規定都是為民眾設想，汽車不超速，青少年不在牆上塗鴉或破壞公共電話，鐵石心腸的法官使犯罪率降低。
香港有曼哈坦的繁榮，同時也有曼哈坦的髒亂、粗魯和暴力。相對地，新加坡市容整潔，人民親切和善。但是這些並不能保證新加坡的前途無憂。正如李顯龍所說，新加坡還需要有勇於冒險的精神。
（王慧美）
池塘小魚兒少
提到新加坡，最重要的一個特徵就是它的「小」。「小」不僅意指它的面積，也形容它的人口。小的好處在於溝通管道短，地方報紙和電視一開口，全國都聽見了。此外，人民也很服從，因為有限的人口不足以形成制衡的反對黨。
新加坡發展真正的障礙在於不成熟的教育制度與經濟結構。新加坡的人力結構中，只有年輕人確實受過教育，而且一般公司的設備仍然落後，只能裝配其他國家的產品。
人口少人才有限
國家的人口少，人才難免有限。環顧新加坡各種重要經濟機構，會發現是同一批人在到處游走：皮雷（J. Y. Pillay）是新加坡航空公司董事長、財政部常務秘書、貨幣局及國營投資公司的執行董事。范佑安（Michael Fam）則身兼大眾捷運系統及當地最大飲料公司－花莎尼公司的董事長，同時也是新加坡報業控股公司及新加坡航空公司的董事。
這就是新加坡的處境。你可以在池塘裏多養幾條魚，但它仍然是一個小池塘。有關造就人才的一個最新趣談是新加坡打算模仿英國，設立有更多自主權的私立學校。諷刺的是許多英國人指責這些學校是造成英國階級意識，及但求過關心態的罪魁禍首，而這些正是新加坡目前沒有的缺點。
在這種情況下，李光耀鼓勵培養第二代接班人。「第二代」以吳作棟為首；官拜准將的兒子李顯龍也是另一個明顯的例子。然而事實上李光耀是一個身體健康、修持有方、才氣橫溢的人，而且年僅六十三歲。有一種說法是他會成為下一任總統。果真如此，他將成為法國式握有實權的總統，而不是目前憲法規定的象徵性的總統。換言之，在本世紀結束以前，李光耀狠可能繼續主宰新加坡的命運。
這就是新加坡的困境。李光耀雖然瞭解改革的必要，但他的存在正阻礙了改革。人民行動黨勢力如此龐大，行政如此有效率，人民很少費心去向它挑戰。
創業及革新精神
經濟委員會明白表示，新加坡需要創業及革新的精神，並坦白承認缺乏這些精神是因為政府「無所不在」和安全保障過多的經濟體制。
李光耀建議：讓人民經營自己居住的公寓停車場，讓新建的市鎮選舉自己的代表。老一輩的人如自動機器一樣辛勤工作，還沒有什麼問題；但是「這一代必須自立、自助、自決。他們必須面臨抉擇，權衡成本與利潤，決定這個生意是否划算。」
他們是否能克服這些挑戰，尚無定論。追根究底這是一個國家的個性問題。新加坡國際金融交易所的董事長黃國松（Ng Kok Song）認為，新加坡在殖民時期原是不畏風險的橡膠及咖啡商聚集的城市，為什麼今日他們的後代不能在各行各業中開創市場？為什麼這些後代不能以同樣的精神看待東京市場可能帶來的威脅，並且趁機多搶一些生意？
凝聚統一的個性
這是非常誘人的說法。但是可能並不真確。雖然新加坡政府藉著國民住宅分散馬來人的居處，以避免形成種族聚居，但是這個國家仍然無法凝聚出統一的個性。各種族對「新加坡人」的認同雖已萌芽，但尚末根深抵固。
國會議員陳惠興說：「新加坡的危機並不在於若有人利用種族、宗教、語言等問題製造爭端，這個地方將毀於一旦。在歷史上，即使是城邦國家，也沒有發生過這樣的情形。真正的危機在於新加坡可能無法發展出創業精神以及更有彈性的政治型態。」如何因應這項挑戰，正是李光耀、他的繼任者以及選民所將共同面臨的考驗。至於新加坡缺乏人才的說法，一位外國外交官曾經不以為然地表示：「記住，他們其實相當聰明，而且腳踏實地。」
（黃孝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