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總理李光耀之子李顯龍說：「任何現代國家都不能忽視對外關係，對新加坡而言，貿易更是生存之所繫。」
身為陸軍准將的李顯龍雖然才三十四歲，已經掌握了政治家發言簡潔扼要的訣竅。尊敬他的人稱他為准將，也有人因為他是李光耀的兒子，嘲謹他為「小皇帝」。多數國家在任用官員時不免有些「內舉避親」的顧忌，但新加坡不然。李光耀政風清廉，李顯龍走全憑自己的努力才爬上今天的高位－貿易工業部部長。事實上，身為李家的人，反而阻礙了他的宦途。過去「代理」的職務，表示他也必須經過觀察和考驗的階段。對於這個遠赴劍橋求學，以優異成績畢業的年輕人，其實並不必要。
李顯龍的認識很正確，地大物博的國家，或許可以效法阿爾巴尼亞，採取閉關自守政策，但對新加坡這個相當於城市大小的國家，是沒有權利拒絕與外國往來的。新加坡自殖民時代以來就一直扮演貿易城市及轉口港的角色，今後也仍須如此。
東南亞傳統的外銷產品是橡膠、木材、香料，現在又加上石油製品。十九世紀以輸出原產品為主的東南亞國家，現在轉而利用外幣或透過東京的證券市場從事國際貿易。
新加坡進出口貿易總額是國內生產毛額的三倍，全國共有三分之二的產品及服務係供輸出之用。因此當李顯龍率團參加國際關稅暨貿易總協定之類有關自由貿易的討論會時，總表現得比別人認真。
貿易對象過份集中
由於太過依賴對外貿易，新加坡的經濟奇蹟難免偶爾發生問題。它的三個最大貿易夥伴是美國、日本及馬來西亞，加起來囊括了新加坡總貿易量的一半（見表一）。貿易對象如此集中是非常危險的事，新加坡現在終於嘗到了苦果。
雷根經濟改革政策造成的好景一九八六年開始衰退，美國減少向新加坡購買電子產品及電腦零件；充份發揮能源效益的日本，減少向中東及歐洲進口原油，新加坡整修油輪的工業隨之萎縮。世界各國對於馬來西亞石油、橡膠及錫的需求大幅降低，作為轉口港的新加坡也少了許多生意。
此外，據估計，新加坡和印尼之間的貿易額於一九八五年降低了五分之二，僅剩二十五億美元。
新加坡很容易就成為世界經濟不景氣的受害者。三年前新加坡失業率只有二．七%，一九八六年年中卻高達六．五%。但是為什麼新加坡所受的衝擊如此猛烈，地位相彷的香港卻比較安穩呢？李光耀政府從不自尋藉口，它反而坦白指出，新加坡的薪資水準太高，對整個經濟情勢不利。政府也承認，這個問題的癥結全在政府本身。
弄巧成拙的計畫
「八○年代經濟發展計畫」中的薪資改革方案是一個立意雖好但執行不善的明證。在一九七九年初制訂時，那似乎是個明智的選擇，方案的目標是促進工業升級，讓新加坡的生活水準在十年內趕上當時的日本。新加坡在七○年代受惠於廉價的勞工，經濟得以快速成長，而八○年代的經濟則將冀望於這些勞工的高生產力，及他們生產的高附加價值產品。並藉著連續三年提高工資來刺激達成此一目標。投資者因此必須放棄香港或曼谷那種高度勞力密集的生產方式，代之以能提升勞工工作型態的高科技工業。
這方案表面上合情合理。因為新加坡有相當理性、嚴守紀律且水準很高的勞動力，加薪足以鼓勵他們學習新技術，增加在東亞地區的競爭力。若非如此，泰國、南韓等國便會利用它們更廉價的勞力，搶走新加坡的市場。
有一段時間，這個方案確乎有效：新加坡航空公司成為最受歡迎的航空公司之一；大量資金投入製藥、石油化學、電腦週邊設備製造等行業。已開發國家過去原以為這些領域是第三世界國家絕沒有能力涉足的。
問題在於其他亞洲國家也想依樣畫葫蘆，但僅須維持勞力密集時代的薪資水準。新加坡的高薪政策，使投資者在一九七九年到八四年間的單位勞工成本提高了四○%，任何一個精打細算的老闆都不免考慮縮減規模，甚至乾脆遷地為良。
有一些確實的數字可以說明此一薪資調整方案的後遺症。一九八○年新加坡每一美元的輸出品中，單位勞工成本佔了三角四分；除南韓以外，比任何東亞新興工業國家都來得低。但是去年這個數字升高到四角八分，僅比美國低兩分。同時南韓僅須三角；香港則由四角一分滑溜至三角二分（見表二）。
盲目投資建築業
即使事實擺在眼前，部份人士仍不贊成全盤否定薪資調整方案。他們辯稱如果新加坡也像南韓一樣壓低外匯匯率，也許競爭力就不會那麼差，然而那樣難免不利進口，恐使新加坡遭到他國保護主義的制裁，這也不是政府所樂見的。
其實政變高薪政策的方法很簡單：以後少付一點就行了！但面對新加坡毫無節制的大興土木，政府才真正感到束手無策。
嶄新的七十三層史丹福飯店（Westin Stamford Hotel），是全世界最高的飯店。這家擁有一千二百間客房的飯店，是所謂「萊佛士城市」 （Raffles City）計畫的一部份。該計畫尚包括一個八百間客房的韋斯亭廣場 （Westin Plaza）、挑高中庭的購物中心、大型會議廳與高聳的辦公大樓等建築物。斥資十億新幣，然而以目前的利用率計算，這筆巨額投資永遠不可能回收。
不過因為萊佛士計畫大半屬於新加坡發展銀行（DBS），而該銀行四八%的股權是政府擁有，倒還不致破產。別的投資商恐怕就沒有那麼幸運了。寶秘財團（Prmet）蓋了大批高樓賣不出去，幾乎因此破產。另一個大財團－「泛電集團」 （Pan-Electric）也因投資不當，前任董事長陳群川已鎯鐺入獄。
觀光飯店供過於求
一九八○年年初，建築業曾佔全國投資額的半數，一九八六年第二季已降至一七．七%。建築業景氣恐怕到一九九○年以後都還很難好轉。由於目前觀光旅館的住房率平均還不到六○%，這大批空房的前途著實堪憂。除非政府設法延緩投資人償還銀行貸款的期限，否則新加坡的不動產市場將瀕臨崩潰的邊緣。
建築業為何會盲目至此呢？事情又是怎麼演變的呢？新加坡有世界最高的國民儲蓄率，總數幾達國內生產毛額的四二%，以往這些儲蓄多半流入生產業或投資於公共設施，例如機械業、興築道路或購置房產等。但光是這些項目尚不足以完全消化所有儲蓄，因此外國投機商想盡辦法要分食這塊肥肉，說服新加坡人投資建築辦公大樓及觀光飯店。當供不應求時，建築業景況一片大好，房租暴漲，銀行也爭相貸款給投資者。但當供過於求時，所有的美夢頓時都破滅了。
勞工薪資過高、胡亂投入建築業，再加上貿易夥伴本身情況不佳，新加坡經濟蕭條似乎成了必然的結果。
政府力圖補救
經濟蕭條到如此地步，讓人不禁要問：難道政府事前一點警覺性都沒有嗎？官方的說法是新加坡近來運氣不好，受到內外不利情勢交相煎迫，但這個解釋並不能令人信服。事實上民間投資者早在一九八四年年中即已預測新加坡的經濟將有危機。另一個比較客觀的理由應該是長期經濟成功的滋味，讓新加坡政府變得過度自信。
面對此種困境，未來該採取那些補救措施呢？一位外國商人認為，新加坡政府過去昧於現實，對危機視而不見；李顯龍表示：「未來新加坡政府會睜大眼睛。」
由李顯龍擔任主席的經濟委員會，提出了一份改革報告，可能是有助於新加坡經濟復甦的藍圖。該委員會共有十二名成員，包括二位外籍顧問。為了扭轉經濟逆境，他們廣納各方建議。報告於一九八六年二月發表，政府幾乎是全盤批准。新加坡再一次證明他們重視實際甚於理論。
中央公積金效用大
經濟委員會的報告發表之後，情況是否好轉了呢？營業稅由四○%降低到三三%，減稅獎勵制度惠及工商業，尤其是精密工業的研究發展部門與金融服務單位。調低公司及個人稅率的結果，使最高收入的新加坡人，充其量只要繳三三%的所得稅，以往他們必須繳四○%。
興建公共設施的經費大幅增加了五○%，更有助於刺激萎靡的經濟，例如大眾捷運系統的興建，創造了許多工作機會和流通的現金。經濟委員會表示，只要能促進經濟恢復活力，減稅政策將無限期延續。
不過以上這些都只是圍繞經濟問題的枝節打轉，也缺乏新意。新加坡政府另有一個直接有效的法寶－中央公積金制度，藉此，政府可以控制人民的收入、消費，甚至置產。實施的辦法是，政府每月硬性從每個勞工薪資中抽出一定比例的金額，存入公積金委員會，由委員會統一籌畫運用。年屆五十五歲退休的勞工，都可以領回一筆確保後半生高枕無憂的公積金。不過為防止某些人突然拿到一大筆錢就毫無節制的揮霍，政府規定每個人六十歲以前，至少必須存三萬新幣在銀行裏，或參加年金保險。
一般人除非是計畫購買政府興建的房屋，或投資於國家參與經營的公司的股票（如新加坡航空公司），否則在退休之前絕沒有任何理由將公積金領出。
簡而言之，這是一個利用公積金達成社會福利目標的制度，但缺乏工作能力或患病的人，就不可能在此一制度下吃閒飯。公積金委員會替人民存錢、置產，甚至包辦他們的喪禮，而且無人能夠例外。不過，也多虧了它的強制性，現在八四%的新加坡人住在政府興建的國民住宅裏，其中四分之三以上均能「住者有其屋」。人們脫離了過去擁擠閉塞的居住環境，開始享受有運動設施和人工湖的現代建築。一九八五年，中央公積金佔了全國儲蓄毛額的一七%，必要時，這筆公積金將可以成為平衡經濟的魔棒。
最近，經濟委員會建議讓「薪資調整方案」敗部復活，不過內容和以前有所不同。
一九八六年四月，公積金委員會向雇主徵收的基金已由二五%降低到一二%，且國家薪資委員會也提出兩年之內凍結勞工薪資的方案，受到多數雇主的強力支持。由第二副總理王鼎昌領導的公會，當然也不敢提出異議。這一切對投資者而言，意味著在新加坡做生意仍將十分划算。
已經看見成果
理論上，向雇主徵收的公積金減少，勞工們領同的公積金也會相對減少，可能引起勞工階級的不滿。事實上新加坡絕不會發生像歐美國家那樣的工潮。因為基本上新加坡的工會很馴順，不敢輕易鬧事；再者勞工每月拿回家的薪水並未減少；況且由政府興建的國民住宅，價格日趨低廉，數量也很充裕，每個勞工的公積金都足移去購買一棟理想的房屋。
迫些措施會讓新加坡的經濟反敗為勝嗎？從短期來看殊無疑問。經歷連續四季的衰退，一九八六年四月至六月的國內生產毛額實質回升了○．八%;日圓升值後，新加坡產品變得相對便宜，更多外國人向新加坡購買電子產品；更多的貨櫃船停泊在新加坡。節使政府認為這點成果不足為道，畢克已開始進步，當地報紙以頭條新聞報導經濟成長由零提高一～二%的好消息。從長期來看，經濟委員會體認到必須改進之處尚多，關鍵在於新加坡的政治與社會結構能否全力配合。
（符芝瑛）
「泛電事件」罪與罰
對四十六歲的華裔馬來西亞人陳群川來說，坐牢象徵著身敗名裂。他從賈麵食起家，逐步變成東南亞最大企業王國之一的老闆，以及馬來西亞聯合政府第二大政黨「馬華公會」的領袖。目前他已辭退了馬華公會總會長的職位；他的美麗伴侶鄭湘嬪（Penny Chang）現在接管了他的多數企業。
在已開發的國家，像陳群川這樣的傳奇故事可能只上得了小型報紙。畢竟在歐美地區，政客為了生意而拆爛污、甚至違法犯紀的事情，早已屢見不鮮。
在新加坡邦不同，泛電工業事件不僅考驗新加坡政治、司法的獨立性，也考驗新加坡身為金融中心的信譽。
整個事情的肇端是陳群川及其公司過去習慣於向股票經紀商借錢，購買其他公司股份，藉以使自己的公司成長，最後卻採取詐欺的手段：利用股東的錢購進股票，操縱股票價格，使之上漲到足以彌補債務。前年十一月泛電集團倒閉時，資產負債表上共有四億五千萬新幣的債務，以及一篇四千萬左右未清償的期貨契約債券。這件事所造成的危機是使海外投資者對新加坡這個東南亞金融服務中心信心動搖。
政府因應這個事件的方式是典型新加坡式的：儘速放下救生艇，能救多少人就救多少人，載不下的不准硬攀上來。第一個行動就是聯合馬來西亞當局，在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初連續三天關閉新加坡及吉隆坡的證券市場。類似我國中央銀行的新加坡貨幣局接著開始發揮功能。它敦促當地四家大銀行貸款一億八千萬新幣，給瀕臨倒閉的新加坡股票經紀商；要求所有的銀行准許股票經紀商展延三個月償還貸款；允許金庫及合作社買進股票經紀商的公司股份，以改善他們的財務狀況。此外，貨幣局也允許四大銀行進場干預，以增加民眾信心，穩定股票市場。
政府呵護投資者
貨幣局在此事件中大展神威，令人驚訝。
在泛電公司事件的慘痛教訓之後，新加坡草擬了一個新的「證券業法案」。為了使市場弊絕風清，這個法案擴大了管理範圍。譬如，一位投資顧問在建議投資商購買任何新加坡公司的股票時，必須有合理的根據，也就是根據該公司的財務情況和投資人的個別需要。
這種做法等於在保護新加坡投資者。新加坡人現在已經敢於提出一些中央公積金的存款，投資在經過選擇的，也就是安全的公司上；目前這樣的公司在股票交換所掛牌的三一七家中，大約有七一家。
經濟委員會和政府利用中央公積金匯集了大量的個人游資：前年盈餘高達三億六千萬新幣的三家國營公司，也可以自它們持有股份的另外五十七家公司中任意選擇一些股份出售，藉以調節市場。然而，如果投資者受到過份的呵護，他們將如何成為企業家？新加坡的人民和政府，都必須改變這種態度。
（黃孝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