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這是一個變動的年代，在內在與外在環境劇烈改變情勢下，你接掌新聞局，請問你處理業務的基本理念及期望是什麼？
答：很多人說，新聞局已歷經它最艱難的階段－－解除戒嚴以後，角色調適的時刻。就任以前，我不知道新聞局角色調適有多艱難。但是，我覺得現在新聞局的工作還是充滿挑戰，幾乎每一分鐘都有新的狀況發生，每一分鐘都有新的事要解決，而且都非常緊迫。
新聞局是國內政府單位中最年輕和學歷最高的單位之一。平均年齡三十八點七五歲；在這樣的單位中，充滿活力和衝勁，是個很好的工作環境。
我也覺得我們的工作是team work，任何人絕不能獨立工作。
不會事事請示
問：作為政府發言人，你如何清楚表達行政院決策？
答：我覺得作發言人是個有使命感、有影響力的工作。但是，因為不可能事前對每一個問題有充分的瞭解和掌握，也不可能對太多事情都表示不知道，所以常常必須要作最佳的判斷，必須要有擔當，覺得該怎麼說便怎麼說，該怎麼做便怎麼做，不能事事請示。
問：在作判斷時，基本上你是秉持什麼樣的原則？
答：首先，必須瞭解政府施政的大方向、大原則；然後瞭解院長施政的理念及抱負理想；也必須瞭解民意的取向，瞭解上述三個層次後，就可以作較佳判斷。
問：有人說新聞局長是政府首長的化妝師，也有人說誠實是最好的政策，在現階段，你認為那種說法比較恰當？你如何做好這個工作？
答：我就任以來聽到次數最多的一句話是：不作政府的化妝師。
根據我跟院長接觸的經驗，院長是個很開明、務實、很能被人接受的人，為什麼我們不把他的真面目讓大家知道？我們不必為了保護他的形象，避免過分曝光。但假如「化妝」是掩飾或誤解真相的話，實在沒有必要。
問：在國家不同發展階段，新聞局長的角色可能不同，現階段，你如何定位自己與媒體之間的關係？
答：有人說，最好的發言人就是講話最少的發言人。我個人不太贊同。我覺得發言人是和新聞界站在同一個立場，而非對立。
在政府和人民之間，政府發言新聞單位和新聞媒體都是要幫助政府瞭解人民，人民瞭解政府。我們是一條河，只是上下游有別。新聞單位能講的部分應該儘量講，當然有的時候為了政策的需要必須保密。
有些新聞記者說我是記者中的記者，我也告訴他們，新聞局長不是政府評論家，評論也是一種政策，我不是每一件事情都要做評論。事件一發生，不立刻評論也是一種政策。
記者來掛號訪問
問：除了在新聞局的記者會發言外，若有記者作個別詢問時，你答不答覆？
答：通常記者打電話來我都會回覆，甚至只要我有空，也會回記者留下的電話。最常見的是，每天下午五點鐘以後，記者會來「掛號」，作非正式的訪談。
問:：體常以「第四權」制衡政府的角色自許。這種情況下，可能會發生新聞自由和國家利益、國家安全相牴觸的情形。站在你的立場，會依什麼原則處理這樣的事情？
答：基本上，我肯定新聞自由的價值。新聞自由是民主政治最重要的根本，政府主管單位也應該維護它。但是，我們要避免新聞自由被濫用。避免新聞自由被濫用，一定要靠自律。
在新聞自由和國家安全間，很難畫出一道明顯的界線，但特殊的案例中，一定要做出最佳的判斷。例如，美國政府在波斯灣戰爭期間，對新聞界提出若干限制，大家都能接受。
我相信政府在必要的時候，一定會做出一套合情合理規範，不會做出不必要的限制。新聞自由當然不能妨害國家安全。
問：過去新聞局長的角色必須擔負整個國家，包括元首的發言責任，現在總統府、行政院和黨部都各有發言人。這三者間是否有協調？如何分工？
答：行政院的發言權由新聞局負責，但各部會仍有其發言人，他們對部內業務的瞭解較多，發言人的角色也做得比我好。總統府的發言人為總統治國的理念和作為發言，也會做得比我好。我一定要尊重他這方面的權責。我們之間沒有規則化、常態化的聯繫或協調，但是必要時會聯繫，彼此溝通一下。我們也不願意因為彼此不經意的作為，而造成很大的誤會。
有時候媒體對我們發言人之間講話「口徑不一」的反應也太激烈、太敏感，反而造成問題。
問：國外業務部分，新聞局駐外人員有多人？
答：我們有四十三個單位，約二百多人。
現在處於瓶頸狀
問：隨著國內大環境的變化和新聞局功能及角色的轉變，駐外單位的功能是否也改變？駐外人員如何適應這些改變？
答：我認為，現在要區分新聞局的國內和國際工作非常困難。因為，很多政治事件都不能再作國內和國際的區分，它是一體兩面；而不是兩隻手分向兩個不同方向做。
最近，我們也做到幾點：
一、加強國際業務，安排駐外人員定期回國瞭解政府施政及國內狀況。
二、結合國內和國際業務，例如，當國內一有事件發生，立刻請駐外單位調查各國媒體反應，將此報告向國內媒體發布。同樣的，對於國際上發生的事情我們也作評析。
基本上，國內和國際宣傳的工作分開進行，已成過去。
在人才方面，由於國際局勢變化迅速，國家整體力量提升，對人才重視程度升高，我們也正在努力對外延攬優秀人才。也可以說，我們現在正處於瓶頸狀態。
問：現在大家已把焦點從美國移往歐洲，新聞局對歐洲方面有什麼計畫？
答：我們現在所缺乏的是西班牙文和法文人才。由於我們整體國際業務擴展太快，國家力量及形象也擴張太快。以前我們設駐外單位要跟隨外交部的腳步，這個觀念必須改變，要做較彈性的調整。
我認為將來新聞局必須發揮尖兵作用，替中華民國形象作宣導工作，提供國際更多的資訊。
由嚴父轉為慈母
問：報禁開放後，大家關心的另一個話題是電視的開放，包括有線電視、公共電視。這些政策也是上一任局長所訂，你對延續這些政策，基本上採什麼原則？
答：隨著時代變遷，我們更應該朝向務實、民主、開放的方向。新聞局業務的考量不能以意識形態為主。任何措施不能違反上述原則。
我們要相信我們的人民，政府的角色必須由「嚴父」轉變為「慈母」。
問：你認為這個工作將來面臨的挑戰會有那些？
答：我認為最大的挑戰是，社會客觀環境的改變愈來愈開放、愈來愈多元，我們必須趕上社會進步的腳步，但法律規章的改變往往不能這麼快。因此，使我們在政策的推行上，必須站在法律的立場來維持執法的公權力。
有的時候，這種作法民眾不見得能諒解。這是我目前面臨到較困難的一件事。
問：你個人從學界到行政院，在公務員的生涯中，你最大的感觸是什麼？
答：我從來沒有感覺到角色變化很多，我還是覺得我只是在做事情，在幫人家忙。從當老師、總統府副局長到現在，心態上沒有太大改變，抱著做什麼事都要盡心盡力的態度。
問：也有人說，現在「公務員難為」，做好事情時沒人稱讚，但是做壞了隨即有人指責。是什麼動力使你繼續當公務員？
答：我一直有種想法：只要我對別人做的事情有意義，我就會快樂。當然，有回收、有反應時，我也會很感動。幫別人忙固然很辛苦，沒有期待也就不會有痛苦。被誤解、理想不能實施時，也有挫折感，但是不會讓我很失望。
(王力行採訪、孫慶玲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