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兩週，舊金山華埠華青幫的老大被作掉，我開始思索自己的前途，兄弟有的被打死、有的已入獄；我運氣好，來美國七年內沒出過一次大紕漏，但仍然感覺危機四伏。身為一個幫派「大哥」，我知道，爬得愈高，危險愈大；有幾個晚上，我必須有手槍相伴才能入睡。
隨著年紀增長，我開始瞭解取得真本事的重要性，但涉入幫派像是一條不歸路，我想脫離，重新來過，卻感覺太遲，沒有把握可以完全撇清。
逃不過放洋命運
來美國不是我的意願，而現在誤入歧途，我也搞不清，該怪自己，還是怪父母？
我十六歲時，在台中念明德中學，國中三年級參加聯考前，父親聽從在美國的叔叔意見，要我到美國讀書。
明德國中是台中最好的學校，我都是放牛班裡品性、功課差的學生。父親是大醫院院長，我是家中獨子、又是長孫，不能丟他的臉。孩了能送到美國讀書，在台灣是非常風光的事，我不能「敬酒不吃，吃罰酒」；因此儘管心裡不願意，也知道逃不過「放洋」的命運。
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五日媽媽陪著我，一起搭飛機來加州，她把我寄放在聖荷西的叔叔家裡後，又搭飛機返台。
叔叔家很大、很舒服，我卻有如籠中鳥，每週媽媽從台灣打電話來噓寒問暖，嬸嬸總是用分機偷聽我們的談話，因此有什麼內心話，我一概不在電話中說。
在美國第一年的生活相當寂寞，我就讀的蒙特中學，連我在內，總共有五個中國學生，但我和他們不相往來。中午回家，我吃泡麵；三更半夜，一個人躲在後院中看月亮，對自己來美國做什麼很茫然。
寂寞加上心灰意冷，我可以到美國學校上課一整天，不開口說一句話，我不想說話，也不敢張口說英文。
我沒有任何朋友，很不快樂，很不開心。兩個月後，爸爸親自來美國，看到我憔悴的樣子很難過，想把我帶回台灣，可是我已成了「過河卒子」，往回走已經不可能，他叫我忍耐、忍耐，一定要熬過去。
半年後，父母差遣自台南家專畢業的大姐來美國照顧我。雖然她必須住在二叔家裡，不過兩個人總算也有伴。
來美國第二年，我轉學到私立的費斯塔中學，成為住校生。由於學校規定來自同一個國家的學生不能住一個房間，我和一個印尼學生同住，終於逼著自己說英文。
以牙還牙對付惡棍
在這個中學，我碰到過一些續了兩、三年的老大哥，他們喜歡欺負低年級生。我開始結交校外的台灣學生，他們來的時問比較長，瞭解應付惡棍的辦法，便是以牙還牙。有一個高大的韓國學生是出了名的惡棍。一天我們在校園看到老韓，朋友說要為我出點名聲，拿著棍子，劈哩叭啦把他打了一頓。
在美國，爸媽不在身邊，無人管束，朋友成為唯一的精神支柱，雖然開始時，我與某些朋友的想法不大相同，但久而久之，在兄弟道義下，我有義務「出任務」。由於違反校規多次，到了高二學期結束前，已經在學校開除黑名單上，但我卻一點都不在意，因為朋友支持我。
來美國第三年，叔叔家受不了我，我也不願意再留在他們家，因此和姐姐商量，一起搬到外面住。我們在聖荷西市租了一個公寓、頓時我感到完全被解放，完全自由了。
我被迫轉學到另一所公立高中，大部分時間翹課，整天打電動玩具、參加舞會找馬子。
我們一群有八人，一起出遊時，都這麼打扮；全身黑衣服、頭髮像刺蝠往外放射、指甲塗黑色、臉上擦粉底、眼角畫上十字架及蜘蛛。
我們全是十七、八歲的年輕人，父母都不在身邊，有人父母離婚、家庭破碎；雖然沒有家庭的溫暖，我們彼此都能認同，在一起很有歸屬感。
只要上了妝，跟大家一道出去，我便自信十足，膽了大起來。到不同的派對，只要看到誰不順眼，就上去教訓人；許多台灣來的未成年小女孩視我們為英雄。
一連串轟轟烈烈的事蹟後，我們這一幫的名氣開始建立起來，「八仔幫」在圈內很快成為金字招牌。
在我滿十八歲前，「八仔幫」曾出過一次事。
一天晚上，我們有六個人帶著BB槍，沿街對著好車射擊；每打破一個車窗，便在車內興奮地歡呼，很是過癮。
但沒想到當晚兩點多，在一家7-eleven連鎖店門口，我們卻被五、六輛警車攔住。
「不要動，把手放在頭後面。」條子把我們一個個壓在車上及地上搜身，然後全部押回警察局拘留所。
名列危險人物
第二天，姐姐以監護人身分到警察局簽字，將我們全保釋出來。
幾天後，我回到學校上課。在學校自助餐廳吃飯時，一群白人學生有男有女，一直瞪著我看，其中一名女生還用餅乾丟我。他們當中有一個是學校摔角隊隊長，仗勢欺人。我立刻想到黑書包內藏的凶器，包括雙節棍與一條鐵鍊，可以派上用場。
我走過去，告訴「摔角高手」，有種就下午放學出門單挑。放學後，我召喚校外朋友，到了打架地點，一湧而上，將他打得鼻青臉腫。
學校找來警察。警察斷定雙節棍與手槍是同級的凶器，我因嚴重違反校規，被迫停學四天。事後還被校長接見，被視為「危險人物」與「風雲人物」。
但我的想法是，對方欺人在先，你要是告到校方，包準不會有結果。這是別人的國家，要解決事情，最好私下想辦法。
四天不上學，我有許多時間思考。爸媽一年當中只來美國兩個禮拜，我覺得他們還是很關心我，希望我成材。
父親一直是我崇拜的偶像，他是我的榮耀、我的驕傲。但當我年紀小的時候，他一直不在我身旁，現在我來美國，需要指引時，又要自己瞎摸。他們怪我倔強、固執、鬧事，增加他們煩惱、負擔。父親從小沒打過我，我卻在「闖蕩江湖」中挨別人揍，我不知道還要怎樣才能讓他們感受到我的存在？
被學校停課後，我安分了一陣子。有一天，卻把姐姐給嚇壞了。她開始對我產生恐懼感。
那天我偷偷開了姐姐的車出門，回家時因為太累，一邊開車、一邊睡覺，結果撞到五輛停在路邊的車子。
我在附近打電話給姐姐，回到車禍現場昏過去了，兩個膝蓋全部撞成黑紫色，兩個月幾乎不能動彈。
爸爸媽媽知道消息後，在電話中狠狠地教訓、斥責我，警告我讀SAT，再鬼混，他們要切斷我的經濟來源。
我身上有傷，又沒人諒解，心想沒有他們養，還是有朋友，就決定離家出走，住到亞利桑那州朋友租的公寓裡。
半年後，父親和母親到亞利桑那州來找我。那時我面黃肌瘦，頭髮鬍子沒剃，兩眼凹陷，牛仔褲全是破洞。父親看到我時，流露出極度失望的眼神，他給我一巴掌，然後一股腦地把最醜惡的話全部吐出，他說已經不認識我，我不像是他的兒子了。
把我帶回加州後，媽媽要我繼續和姐姐住在一起。
回到加州，我發現過去的朋友中有兩個人入了獄。我雖然有點毛，但「結黨」是一種慣性，我又結交另一票朋友，比以前還要勇猛。我們以地頭蛇的身分，和入侵的竹聯幫鬥毆，附近的卡拉CK店，常因我們鬧事，一家一家地關門。和姐姐住不到半年，她忍無可忍的把我趕了出門。
我向媽媽求救，她是唯一對我還有一點信心的人。她決定在聖荷西給我安置一個家，條件是我必須好好讀書，不再鬧事。
僅管從小我拒絕聽任何人的話，媽媽還是常常在言行中表達對我的關愛。她每次來美國的時間雖短，但我三更半夜回來，她都守在客廳等我。
這是一九八九年發生的事，當時我邁入二十一歲，人生觀開始有了改變。我申請到社區學院讀商學院，想學會經營企業，可以在事業上助父親一臂之力。
與我同年的朋友威廉，在與警察追逐戰中，心臟中彈，但沒有馬上死。警察將他的雙手反銬，憤恨地對他說：「你要付出代價。」威廉沒有馬上送醫，在現場拖了很久，血一滴一滴往外流，直到斷氣為止。
威廉和我一樣是台灣小留學生，他的下場很慘。他出事後，我常端視自己手臂上入幫燒菸頭的痕跡與針孔，我感覺沒有未來，內心沒有平安，死神像是隨時在等待我。
(劉曉莉採訪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