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中國人現在過的是中國人有史以來最富裕的生活。民國三十八年政府遷台時，外匯存底用罄，現在卻有七百多億美元。
短短四十年經濟發展有此成就，世人稱為奇蹟。除了政治安定、政府官員行政效率高、台灣人民工作勤奮之外，背後支撐、給予行動方向與力量的那隻大手，就是自由經濟思想。
自由經濟，簡單講就是發展民營企業。
民國三十八年，台灣公營事業占八０%，留學西方、深受自由經濟思潮影響的尹仲容、嚴家淦、楊繼曾、徐柏園等財經官員認為，一定要扶植民營，經濟才能發展。
當自由化成為政策主流後，許多重大計畫便都往這個方向走。例如：政府把公營的台泥、台紙、農林、工礦四大公司移轉民營；許多籌畫中的大計畫，也在完成後，交給民間經營，例如台灣塑膠公司、新竹玻璃廠。其中新竹玻璃廠是尹仲容先生以中信局局長地位，由該局墊借兩百餘萬元，籌備完成後，即交由民營。
又如，為了建立民間紡織工業，自三十九年至四十二年，尹仲容透過中信局，一方面管制紗布進口，一方面實施「代紡代織」政策。民間紡織業只負責加工；原料、流動資金、市場等問題均由政府解決。此一辦法當時被抨擊為犧牲消費者利益，讓少數人坐收暴利。但假如不用這種辦法，試想在民國三十九、四十年那種環境下，有什麼更有效的辦法，丟籌措發展民間紡織工業所需要的巨額資金呢？
民營是策略性作法
現在許多企業大財團都是靠這個「代紡代織」政策起家的。遠東集團、裕隆集團(台元紡織)、台南幫集團都是例子。當時的紡織廠有些是民營的，有些是公營的；結果公營的最後都垮掉了，民營的都發大財。
這點關係重大。因為台元賺了錢，才有今日的裕隆汽車；遠東紡織賺了錢，才有現在的遠東集團。另外，嘉新水泥也是政府設計好再交給民間的；再加上台塑、台泥，台灣的大企業都是自由經濟制度下的產物。國營事業愈來愈少，民營企業愈來愈多，這個結果是政府的策略性作法。
民國四十年代是自由經濟思潮關鍵性的十年。
政府在三十八年來台時，通貨膨脹嚴重，社會情況不穩定。直到民國四十一、四十二年才有秩序地擇取自由經濟制度，向工業化、民營化前進。
到了民國四十八年，政府公布獎勵投資條例。這是專門獎勵民間企業的辦法，是政府推動民營企業的另一個里程碑。自此條例公布實施後，台灣經濟發展已是全面導向民間經營了。在民營化政策下，台灣經濟逐漸扎下基礎，以後便在此基礎上穩定發展起來。
中國的自由經濟思想，其實是清末一脈相傳下來的。當時朝廷大臣張之洞、李鴻章推行西化運動，就已建立許多工業，招商局、交通銀行都是為工業化而建立的國營企業。 為中國建立工業、發展經濟的想法，後來便傳到孫中山先生。他的民生主義同時包含了自由經濟與計畫經濟。
他贊成政府干預市場，辦國營企業；另一方面，又贊成發展民營企業。
後來又傳到國民政府。許多政府官員都接受了西洋教育，都有自由經濟思想。不過那時候比較流行的還是希特勒、墨索里尼式的統治經濟，以及史達林式的計畫經濟。那個時代中國的經濟思潮很複雜，自由經濟一直存在於中國的經濟思想裡，但只是混亂中較不受重視的一個。
總歸國民政府在大陸的時代，實際上仍走著孫中山先生的方向：一面辦國營事業，控制經濟；一面也發展民營企業。
民國三十八年國民政府遷台後，這個觀念很自然地帶到台灣。
重要的是，一個由清末一路傳到國民政府的觀念，為什麼特別在台灣可以產生很好的結果？
這當然跟領導人很有關係。蔣中正總統雖然是個滿腦子統治經濟思想的人，但他很有彈性。他有個特長；能夠聽底下人的話。每遇重大決策，他會把負責的人找來，聽他們辯論、聽他們講，聽完之後再下結論，所以他不排斥自由經濟。
同時還有一批行政效率極高的菁英分子，高階者如尹仲容、嚴家淦、楊繼曾，中階執行者如孫運璿。他們深受西方思想影響，施政傾向自由經濟。再加上台灣堅決反共，共產主義思想被排除在外；而統治經濟的領導人希特勒、墨索里尼又相繼垮台，自由經濟於是在台灣成為主流，得到重視與發展。
理想搞壞大陸經濟
美援對台灣實行自由經濟也有影響。美國援華機構堅持主張自由經濟，要求台灣把美援用在民營事業上面。電力、交通事業雖都是國營，但屬於基本建設事業的，他們願意提供幫助。一般製造業，如紡織、水泥、石化，如果是公營的，便得不到援助。為得美援，許多生產事業以民營型態出現。
中共也發展科技、實行工業化；大陸淪陷時，許多政府人才留在大陸，共產黨也有人才，政府行政效率也很高，這些條件與台灣相同，為什麼中共發展經濟卻失敗了呢？
那是因為毛澤東推行的制度錯了，他一心一意搞計畫經濟，搞人人平等。這當然也是理想，但這個理想把大陸經濟搞壞了。他篤信共產主義，誰講自由經濟就被列為走資派，別人的話聽不進去。把毛澤東搬到台灣來，台灣經濟也是搞不成的。 中共搞計畫經濟，台灣實行自由經濟，這就是海峽兩岸人民生活差別的所在。
自由經濟在中國流傳近百年，最近四十年才在台灣開花結果。自清末以來，中國人想建立工業、發展經濟的希望，最後證明是自由經濟思想讓它得償宿願。
(李宏麟採訪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