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我可以把這次談話錄音嗎？
答：當然可以。很多年以前，我就發現：任何私下的談話必須要假定它遲早會完全公開出來。有了這一認識，可以避免以後不必要的麻煩，否則這些話在私下也不要講。
問：如果雷根總統遵照這個原則，也許最近的「白宮危機」 （按：指秘密出售武器給伊朗所引起的各方責難與司法調查）就可避免了。
答：慢一點。我不認為你可找到任何一個例子，證明雷根私下講的話不能夠公開。目前只是有人在這樣指控他，沒有一個人可以找出這樣的一個例子。他一直也遵守「私下談話可以公開」的這個原則。
問：對一個從政者來說，這是了不起的美德。
答：是的。不要低估雷根總統，他是一個了不起的從政者。他是一個誠實、善良的人，他也是一位堅持原則的人。
白宮危機可化險為夷
問：他能在這次白宮危機中化險為夷嗎？
答：是的，毫無疑問，他會的。他的政敵們會使這件事拖一陣，這樣對他們有利。但它的新聞性會逐漸下降。目前這一事件已經影響了他政策的推行。但三、四個月以後，大家對這一事件的看法會與今天大不同。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問：撇開這一件事不談，先請你評論一下雷根總統六年來的經濟政策。
答：雷根在經濟政策方面的最大成就是在稅收革新。
第一，他上任以後實施的減稅，增加了企業的投資意願，也增加了人民的工作與儲蓄意願。這需要魄力才能做到。
第二是所得稅的指數化。人民以後繳所得稅時，他們的所得會先經過物價指數的調整。在一九六○與七○年代，表面上所得稅率沒有調整，但因為物價上升的關係，使很多人的名目所得增加，進入了較高的所得級距，因此繳付了較高的所得稅，政府的稅收因此而增加。這就是為什麼我常說：從政者歡喜用物價上升的辦法來增加稅收，而不容易遭受人民反對，因為人民在「不知不覺」中多付了稅。如果以後的美國物價上升率比較緩和的話，這項調整的頁獻很大，因為政府無法靠物價上升來多收稅。
第三是一九八六年通過的賦稅革新，使稅收簡化，而又較合理。日本看到了我們這個例子，也正要賦稅革新。
財政赤字令人失望
問：可是在政府支出方面，雷根定的財政赤字不是很令人失望嗎？
答：沒有錯，在支出方面的成績不如在稅收方面。他的財政赤字一方面走來自軍費的增加－這是他的政策目標；另一方面是來自過去國會所通過的各種社會安全法案所帶來的支出的增加。不能責怪他。
但是我們要稱贊他。在他任內六年，國會沒有通過任何重大的新的支出法案，他並且也使政府支出的增加率逐步在減少。這實在不是一件容易事。在民主社會中，控制支出遠比增加支出難得多。
問：你願意為他的經濟成績單打個分數嗎？
答：當教授時，我不得不打分數。現在，已經有十年沒給分數了。
問：在美國歷史上，雷根總統的地位會如何？
答：他的地位會很高。他剛接任的時候，正如那時卡特所形容的，美國人民普遍消極、悲觀，其他國家對美國也失去信心。
六年以來，國防的力量加強了，經濟的衰退克服了，財政的革新又通過了，加上他個人的魅力，讓美國又受到了友邦尊重，美國人民又充滿了信心。
不擔心貿易逆差
問：儘管你很樂觀，但國內都對美國當前另一項經濟紀錄－貿易逆差擔心。你不把心嗎？
答：相反的，我一點也不擔心。
我所擔心的是國會中要通過的各種保護主義方案，而不是逆差。就某個意義來說，目前的情形是：外國人認為在美國設廠，或者買公債、股票，或者存款，比在本國更有利。別國人民的錢來讓我們使用，這有什麼不好？外國貨比我們的便宜，賣給我們有什麼不好？
如果一個國家不斷有逆差，只要其他貿易國的匯率不是官定的、僵硬的，那麼透過彼此匯率的調整，這種逆差就會逐漸減少。因此，關鍵是：國際間的貿易夥伴要尊重市場的調整機能。
國會中的那些保護主義提案，會使逆差惡化，而不是改善，因為它會破壞那種市場的調整功能，也給其他國家報復的口實。
贊成保護主義的人說，逆差會增加失業人數。那麼順差就會增加就業人數嗎？在過去幾年，美國有逆差，但創造了一千萬以上的工作機會；德國有順差，但工作機會並沒有大量增加。
未來非常樂觀
保護主義只看到一些效率低的產業，因為難以競爭，失去工作機會。這是事實，但這種調整是應當的；他假沒有想到，由於外國人來美國設廠，來投資，創造了更多的機會。
認為逆差會減少整個社會的工作機會是一種荒謬的說法。
如果有人在國內批評美國有逆差是件壞事，但同樣的這些人怎能批評台灣有順差也是件壞事呢？社會上有太多這種似是而非的流行說法，我們真要多花些時間來澄清！
問：大多數的經濟學家對一九八七年的美國經濟成長的預測似乎在二．七%左右，你認為如何？
答：大體來說，我非常樂觀。一九八七年與一九八八年的經濟應當都很好。
因為物價相當穩定；利率也相當穩定，還可能下降些。產業的利用率還有剩餘，可以增加產量，政府支出佔GNP的比例還可能下降，勞動市場相當靈活。
國內需要調整的產業是油價下跌帶來的石化工業及一些基本重工業，與生產過剩的農業。全面來看，十分健康。我當然同意這句老話：當美國經濟健康時，其他國家的經濟也容易健康。
問：在你所訪問過的太平洋地區中，對那些國家印象最深刻？
對日本印象最深
答：毫無疑問，那是日本。台灣也有很好的經濟成長。
整個來說，我之所以指日本，是因為除了經濟因素以外，日本也十分民主。台灣則有它的政治問題。例如它一直認為代表整個中國。
不久前，我收到台北中央銀行寄給我的資料，上面寫的是中國中央銀行（Central Bank of China），括弧內註的是「台灣省」。
我不十分清楚台灣的很多細節，但從遠處來看台灣：第一、它的政治前景沒有日本那麼穩定。第二、與日本相比，儘管打進日本市場有很多限制，但台灣市場限制更多。
問：你同意目前相當流行的所謂「二十一世紀是太平洋世紀」的說法嗎？
答：這實在很難說，經濟學家的預測常常遠離箭靶（笑）。
歐洲不可忽視
在過去三十年中，亞洲的一些國家及地區，如日本、台灣、香港、新加坡、韓國，都有驚人的經濟成長。美國的西海岸與東海岸的幾州也有快速的成長。
但不要忽視歐洲共同市場。那些國家已有高所得，並且也有極大的潛力。尤其那些國家的政府如果能減少干預，讓企業有更多的機會發展，那麼歐洲仍是一個重要地區。
問：這些歐洲工業化國家幾乎多年來都有嚴重的失業問題。
答：這個問題主要是歐洲國家的工會勢力太強，逼使企業以投資於自動化來替代人力，而不是去創造就業機會。
在美國，過去六年，就創造了一千萬以上的工作機會。與歐洲相比，我們的勞動市場比較靈活，政府的限制比較少。
問：最近不少人，如財政部副部長，強烈批評美國產業失去競爭力，是美國企業的浪費與低效率造成的。指責美國企業界的貨責人要負責，你同意這種批評嗎？
答：我不同意。他們在把一個國家與另一個國家做整體的比較，這種「國與國」的比較沒有什麼意義。如果做這種比較，一個落後國家永遠無法參與國際貿易。我們要運用的是比較利益原則。
小心解釋統計數字
讓我舉個例：在美國，我們有兩個辦法可以生產汽車，一是讓底特律城生產汽車，另一是生產較有效率的其他產品（如農產品）賣給日本，再從日本輸入汽車。我們自己應當考慮各種因素後決定。
我們當然可以從日本那裏學習，正如日本可以向我們學習一樣。只要國內與國際間有強烈的競爭，低效率的產業不要我們費心，自然就會被淘汰。
問：很多預測顯示，日本的每人所得很快就要超越美國，你的看法如何？
答：統計數字也許會這樣表示，但從現在到那一天還有很多未知數。我不太相信日本人民真正的生活素質（廣義的說法）可以很快趕上我們。對統計數字的解釋，我們要十分謹慎。
問：從上面的談話中，你對美國的未來及美國經濟都有相當信心？
答：是的。我在二十世紀初出生，在七十多年中，我看到過很多重大的變化。美國有它的短期問題，但從長期來看，我相當樂觀。
問：台灣的外匯存底現在是四百多億美元，已經超過了日本，你有什麼評論？
台灣外淮存底多得離譜
答：這實在多得太離譜了。我首先要說，你們的中央銀行把累積的外匯拿來買美國政府的公債並不是最好的辦法，何況現在的美元與其他國家的匯率又在貶值之中。
如果個人有儲蓄，要把他的錢做什麼樣的安排，這是他的自由。如果外匯的累積是因為政府政策而帶來的，那麼這樣多的數字實在是反映出匯率的失調。
從另一極意義來說，外匯的累積就是在不切實際的匯率下，台灣的生產者把生產的財貨，不斷地很便宜的賣到國外，然後再拿換回的外幣去買美國的公債。依我看來，台灣應當設法把一部份所生產的財貨留在國內，來改善自己的生活。
問：你多年來也一直以類似的論點，批評日本累積了太多的外匯。
答：對的。但是與台灣的情況又有些不同：匯率在日本遠比在台灣更自由，因此在台灣的中央銀行要對這樣不切實際的匯率負較多的責任。
如果匯率在台灣由市場的供需決定，如果台灣大量減少關稅及其他進口的限制，這種累積就不會這麼多。限制減少以後，人民也就有較多的自由來決定他要把資金留在國內或國外，他要買外國的還是本國的商品。
問：你與夫人羅絲合寫的「自由的選擇」一書曾討論過類似的觀點。台灣有好幾種中譯本。大家也許可以再溫習一次。
中共政策出爾反爾
答：也許你知道那本書在紅色中國（Red china）也有翻譯本，而且公開出售。
紅色中國在當前，讓我強調，在當前，也有一些「知」的自由了。
問：中國大陸目前正在推行有限度的所謂經濟改革，你曾訪問過那邊，看法如何？
答：這幾年來，在紅色中國的經濟改革中，比較有成績的是農村的改革。在一定限度內，農民比以前有較多的自由去耕種，因此較以前有更多的收入。
在我看來，評估中共首先要仔細研究兩大問題：第一、即使這些有限度的改革進行順利，共產政權允許把這些改革用到製造業、運輸業、或其他部門嗎？如果不允許，這種改革的影響就有限。第二、官僚系統允許這種改革繼續嗎？不會影響到他們的政治權力以及教條嗎？
在中共統治的紀錄來看，已經有好幾次一鬆一緊，出爾反爾的歷史。中共的經濟政策沒有一致性。因此，很難預測。
我希望十億中國人的生活能真正改善，但我沒有把握說這種希望能變成事實。
問：今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貝凱能（James Buchnan）教授的得獎，引起一些爭論，你的看法呢？
答：每次授獎總會引起一些爭論。但他的文獻是非常重大而又有價值的。他應當早幾年就得到這項榮譽。
從政者也有弱點
問：你得獎時（一九七六年），有人說「天下那有白吃的午餐」可以概括你的重要概念。托賓（耶魯大學教授，一九八一年諾貝爾獎得主）得獎時，他自己說「不要把所有的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裏」是他研究的主題。你能不能用一兩句大家都懂的話，來解釋貝凱能教授的公共選擇地論？
答：（沉思了一下，傅利曼教授答問題時，絕少見過他沉思）人民擔任公職或民意代表後，並不會變成天使。」
問：從政者就如一般人一樣，有他的弱點？
答：從政者就如一般人一樣，在追求個人的利益，他們不會立刻變成天使。
當然，工商界除了賺錢之外，也還有別的理想；從政者除了選票之外，也有別的理想。但是，從政者沒有選票，就如工商界不賺錢一樣，是無法生存的。
問：這樣說來，他的理論是很平易近人，人人能懂的？
答：事實上，幾乎所有重要的發現或者獨到的見解，都可以拿平易近人的方式來表達。
貝凱能教授的頁獻是在他的學說提出之前，經濟文獻中充滿了雙重標準：假定私人企業的行為完全是為了「利」，又假定政府部門的行為則足為了「公」。因為前者求「利」，因此要加予各種限制；後者是為了「公」，因此要不斷擴大。
貝凱能則以實證研究來探討從政者的實際行為。例如聯邦準備銀行主席說他的政策是要對抗物價膨脹，但我們不能信以為真，我們要從他的實際作為中來判斷。
從實證中，貝凱能及他的同僚們發現：從政者不是天使。因此，政府的經濟職能要減少而不是擴大。
問：有人認為如果保守派的貝凱能可以得獎，那麼自由派的韓勒（
Walter Heller）教授及蓋勃勒斯（John Galbraith）教授也可以得獎了。
答：我完全不同意這種說法。貝凱能教授對經濟科學有他創見性的頁獻。在五十年以後出版的經濟思想史中，韓勒與蓋勃勒斯的名字不曾出現，但貝凱能的名字會出現。那二位與貝凱能屬於不同的學術層次。請不要誤解我的看法，這三位都是我的朋友。
問：今後幾年，你希望誰能得諾貝爾經濟獎？
答：我最希望的一位是在芝加哥大學的蓋瑞貝克（Gary Becker）（註：只克教授曾先後接受過中研院經濟研究所與中華經濟研究院的邀請，來台做過二次學術演講）。他是目前五十歲左右那一輩中最有創見，最有影響力的一位經濟學家。我相信幾年之內，他會得到諾貝爾獎。
問：你還常回芝加哥大學嗎？
答：大概一年一次。兩個禮拜前我在那邊做了一個專題演講。
問：以你來看，那幾個大學的經濟系最好？
答：我已經十年沒有教書了。對一些大學的教授與課程已不如從前那樣清楚，所以我不敢排名，但好的經濟系大都仍是在那些著名的大學。
對年輕人的建議
問：如果年輕人想攻讀經濟，你會做什麼樣的建議？
答：我希望他多讀歷史、政治、數學與統計方面的課程。
如果在台灣讀大學，大學畢業後，我希望他來美國進修。來芝加哥大學、史丹福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哈佛、哥倫比亞、威斯康辛等十個左右第一流的大學。
問：你不認為大學主修經濟是很重要的嗎？
答：沒有剛才我講那四類課程重要。
讓我把我的長子大衛的經歷告訴你。他的博士學位是物理，除了在餐桌上與我們的閒談外，他沒有正式修過經濟課程。他現在在杜蘭大學教經濟，最近剛出版了一本個體經濟理論的書。（在這本書的內頁，作者把他的書獻給亞當史密斯、李嘉圖、馬歇爾與他的父親密爾頓．傅利曼。）
亞當史密斯影響最大
問：對你學術思想影響最大的是那一位作者或者那一本書？
答：毫無疑問的，是亞當史密斯在一七七六年出版的「國富論」，這是本歷久彌新的鉅著。
問：你認為當前那一個經濟觀念很重要，而又很難被社會大眾接受的？
答：促進國際自由貿易的「比較利益原則」。這一原則與「絕對利益原則」不同。一般人誤以為如果A國能生產X與Y二種產品都比B國便宜時，A國就應當同時生產X與Y，忽略了比較利益法則。比較利益原則告訴我們，在二個產品的例子中，A國只應當生產「比較更有利」的一種產品，B國生產另一種「比較少不利」的產品。
如果從政者與一般人民懂得這樣的區別，很多似是而非的保護主義的論點就站不住了。
問：你過去在新聞週刊所寫的專欄是把經濟知識普及化的一個範例，為什麼後來中斷了？
答：這不是我的決定，而是新聞週刊提出的。在我們開始寫的時侯，三個人輪流寫。我提出所謂偏向保守的觀點，薩孟遜教授則有他自由主義的觀點，而華勒克教授則有他的中間觀點。
當華勒克到聯邦準備銀行任職時，他怕「利益衝突」，就沒有再寫了。
每三週寫一篇，寫了十七年之後，我也很高興不再繼續了。羅絲也為我高興。
問：新聞週刊為什麼要中斷？
答：他們認為題材與寫作要更新聞化。現在的二位專欄作家都不是教授出身，一位評述經濟新聞面，另一位寫個人投資面。
專欄與稿酬
問：寫那麼不到一頁的評論通常要花多少時間？
答：這不容易作答。有時要想好多天，有時一、二個小時。一般來說，我大概花一整天時間起稿、查對資料，以及謄清。
問：現在有沒有常寫這種經濟評論？
答：如果我對一些問題有意見的話。現在通常給華爾街日報，或者舊金山紀事報發表。
在過去二年中，大概寫了十篇左右，沒有截稿日期的壓力，寫稿的心情比較輕鬆，但生產力也就低了。我相信相當程度的壓力是有益處的。
問：這些雜誌及報紙的稿酬很接近嗎？
答：我不是不願意直說，但不容易相互比較。譬如，新聞週刊是簽約的，三週一次。華爾街日報則以篇計酬。以篇而論，則華爾街的稿酬只有新聞週刊的一半。舊金山紀事報則又把我的文章讓其他報紙轉載，因此稿酬較低，但有轉載費，可是轉載費又要看有多少報紙轉載而定。
我偶爾也幫紐約時報的「星期日雜誌」寫文章。紐約時報的稿酬，如果我沒有記錯，大概相當於華爾街日報的一半。
老文章有新收入
問：是不是因為紐約時報只同意您一半的觀點？
答 你太過獎了。（笑）如果紐約時報同意我十分之一的觀點，我就很滿意了。
其實，他們給我的稿酬就跟他們給別人的一樣。
問：紐約時報的稿酬低，可是仍有那麼多的文章出現。
答：是的。不可否認，這是因為它的影響力。有人願意免費為它寫文章呢。
讓我再補充一點，紐約時報對作者很尊重。大概十五年前，我在那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是「企業的社會責任」。這篇文章一再發抽印本，以及被轉載。因此，他們不斷寄轉載費來，轉載費不曉得比當年的稿酬多了多少倍。
這種意外的報酬最令人驚喜－老文章帶來新收入。
問：你的每一筆收入都向夫人報告吧？
答：是的，我向她報告，她向國稅局報告。
她是家中的財務大臣，一切經濟大權在她手上。經濟專家最好少干預家庭經濟，就如同政府要少干預經濟活動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