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政治選舉，就是一次總體的傳播參與。民主政治既是民意政治，其可愛處，就在透過自由選舉表達民意，決定政治的歸屬，以代替槍桿和流血的權力爭奪，如何爭取民意支持．獲得選舉的勝利？這正是西方政黨政治運作的重要環節。任何政黨或政治團體，除透過黨紀發揮組織力量外，還要使用一切傳播的資源，不但是小眾傳播，更是大眾傳播，甚至延伸到相關的傳播活動，包括廣告、公共關係、民意調查種種，因此，選舉與傳播的關係密不可分。尤其是新聞傳播事業與自由選舉，在理論上必然屬於一種同質的政治文化，其運作秩序及倫理應有一貫之精神。
新聞業公信力減弱
此次增額國大代表及立法委員選舉，由於政治體質並無多大改變，其投票率、得票率，乃至席次分配，未見劇烈之增減；惟因「民主進步黨」之組成，使兩黨競爭粗具雛型，而傳播資源之利用及運作秩序，並未脫離一黨獨大之階段，致發生了傳播倫理問題，並使大眾傳播媒介，飽受責難，尤以電視為然。另方面，即見小眾傳播、人際傳播在若干尖銳的政治事件中，發揮了極大的「告知」功能。甚至傳播學者多認為大眾傳播公信力之減弱，新聞傳播事業，乃至新聞記者應該負責。筆者看法，略有不同！
筆者認為由於此次選舉粗具執政黨和反對黨競爭的雛型，雙方面為了獲得應得的勝利，都過份使用了傳播資源。
黨外人士，無論是否為候選人，皆抱怨大眾傳播媒介一面倒，甚至糾眾向報社和電視台質詰。許多傳播學者更以數據指出大眾傳播媒介已失去了公信力。其實，從根本上看，這並不是一個媒介層次的問題，而是傳播制度層次的問題，甚至是傳播哲學的問題！
一個國家的傳播哲學、傳播政策與制度，和一個國家的政治哲學與制度是分不開的。研究傳播理論的人皆知道大眾傳播在不同政治哲學的國家，原扮演著不同的角色，發揮不同的作用，以實現不同的政治理想。多年來我國誠然依循民主政治路線而發展，但我們的政治文化主要，仍是一元的價值觀，而且長期以來奉行東方國家「家長」式的領導制度。因此，我國的大眾傳播事業制度與政治上的「一黨獨大」如影隨形。不但黨營或政府經營之大眾傳播媒介如此，大多數民營傳播事業之經營亦必須兼顧任務取向，甚至自我設限。「報禁」便是此一政治型態下的產物。
價值觀迅速改變
台灣經三十餘年經濟繁榮、教育發達、以及交通通訊便利之影響，社會結構固然改變，社會價值觀改變尤為快速而劇烈。尤其是本省年輕人口的大量增加，都市化與工商化的迅速普及，以及人心思變的情緒慢慢增長，而執政黨與政府反應遲緩，更使大眾對長期以來固有的政治體制漸感不能接受。
大眾傳播事業近數年何嘗沒有感受到這種大眾壓力；事實上，亦在多方面求變化，以適應多元化社會的需要。甚至黨營新聞事業亦展現了新的風貌。但一碰到政治發展與政治體制問題，大眾傳播的反應立即僵化，正因受制度所限制，大眾傳播事業跳不出預設的藩籬。尤其在執政黨中央為了因應國內外環境及時代潮流的變化，遽然宣佈了政治革新措施，激起民眾對西方民主政治的憧憬與期待，使大眾傳播的運作，尤其是幾家著名的報紙與三家電視台，更顯出以既有的模式，無力對現實作有效的回應。因此，在此次選舉中，大眾傳播便成為輸家，甚至賠上了多年積蓄頰以生存的老本－新聞傳播事業的公信力！
自去年十月中旬迄今，國內的政治發展發生了畫時代的改變。總統以其睿智，在十月十五日執政黨中常會上表示；「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因應這些變遷，執政黨必須以新的觀念，新的做法，在民主憲政體制的基礎上推動革新措施，唯有如此，才能與時代潮流相結合，才能與民眾永遠在一起 」。蔣總統此番宣告，有識之士應該聽得出來，這是改變政治體制，和改變政治體質的訊號。
乃見政府積極準備解除實行了三十七年的戒嚴令，並進行修改「非常時期人民團體組織法」，為多黨政治舖路。而「民主進步黨」違法組成，並正式參加競選，竟仍為政府所接受，益顯示政治體質之變，不是漸變，而是劇變；不足尋常的變，而是非常的變。選舉結果所顯示的意義，受到美國的熱烈反應，亦受到其他西方民主國家的歡迎證明我們今後的政治發展已和西方化的政治同質。尤其是美國式的兩黨政治更成為美國朝野對我政治發展認同的依據。
如前所述，無論何種政治哲學及政治制度，必藉同質的傳播哲學及制度，以實現其理想。如今，我國的政治文化改變了，政治體制改變了，大眾傳播的思想及制度還能不變嗎？倘若不變，勢將使實現民主自由化的政治發展落空。不使其落空，唯有改變大眾傳播的制度，使其發生積極的功能。尤其在此次選舉之後，大眾傳播的公信力受到傷害，倘不能痛定思痛，亟謀制度之改變，則難免被無所不在的小眾傳播所癱瘓、喪失了大眾傳播在民主政治體制中必然發生的告知與導引的功能。
解除報禁不是萬靈丹
大眾傳播制度，尤其是新聞傳播制度，究竟應該怎麼變？首須求自於三民主義的傳播哲學！但三民主義的大眾傳播哲學在那裏？三民主義的大眾傳播制度又是什麼？筆者多年來在學術研究領域，在政府事務之中，在傳播實務之中，一直摸索不到；多次大聲疾呼必須建立三民主義傳播思想體系及制度，發揮大眾傳播力量，以實現國策目標；亦無回響。正因為此事甚難；既不能徒託空言，而在現實上又難以作思想性及結構性的改變。現階段新聞傳播事業何去何從，理論上既須在末來三民主義大眾傳播哲學及制度中，尋求答案。尋得答案以前，仍屬空言。
無法避免的痛苦
不過，決策機關，甚至大眾傳播事業已逐漸感受到一項緊急的壓力，便是開放「報禁」，連日拜聞許多政治學者、社會學者、傳播學者的高論，無不認為配合當前政治發展，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解除「報禁」。「民主進步黨」人士亦有類似主張，甚至希望分享大眾傳播資源。即是若干大報紙主持人亦覺得解除「報禁」不可避免。解除「報禁」便是以代表三民主義的傳播政策嗎？差得太遠了。便足使報紙與兩黨或多黨政治作同質之發展嗎？誰都不敢如此樂觀。只是「報禁」現已成為台灣三十多年來一元化政治的象徵；好像不繼「黨禁」之後加以解除，便不能因應民主開放政治的需要。
「報禁」之存在，法律基礎其實是相當脆弱的。倘法律基礎不足徒賴政府「政策」之說，在未來立法院中，恐難面對或有之龐大壓力，且亦予國際人士以口實。
不過，解除「報禁」，不是萬靈藥！尤其用於台灣目前雖已邁向西方化即仍然是中國文化底子的政治體質，掛初期難免要發生一些痛苦的反應。
可以預想到的，一旦「報禁」解除，第一、報紙數量大增，因為出版自由究竟是憲法保障的權利；第二、黨辦報紙兩極化，造成「黨派報業（Party Press ）」之重現；第三、在激烈競爭之下，報紙內容為爭取
基層民眾，必趨向聳動作風；第四、報業合理之經營制度，無論發行與
廣告，益難建立；第五、中小規模報紙，來得急，去得也很快；第六、
濫佣新聞自由，作不實報導及攻評之言論者必多。誠然資訊及意見市場是多元化了，但會不會因此造成資訊的泛濫及污染，而抵銷了自由多元化報業對民主政治所作的貢獻，殊值得深思。
撇開建立三民主義大眾傳播事業的思想體系及制度不談，果然解除「報禁」已被視為傳播資源合理使用之第一步，且成為社會各方面幾乎異口同聲之期求，為適應我國今後政治發展新階段之需要，政府似應及早若干，解除「報禁」。因為其法律基礎脆弱；因為自由之報業究竟為民主政治與多元社會發展所不可少，亦分不開；更因為三十多年來所奉行的一元政治下現行大眾傳播制度，已與劇變中當前社會的體質發生了排斥作用。
重建資訊新秩序
從積極方面去看，果然集合了朝野人士的智慧，以及中國新聞記者傳統精神的再生，更擷取民主先進國家的傳播理念與經驗，未嘗不可以往解除報禁後開放的資訊市場中，逐漸建立健康的資訊秩序，使傳播資源「民有、民治、民享」，為三民主義的大眾傳播事業發生導航作用！
然則，下列幾項努力或可為當前我國新聞傳播事業，至少是報業，作一參考。
第一、修正出版法及施行細則，注入積極之精神，減除不合理之限制；並嚴格遵守及執行。
第二、重新訂定新聞記者法，確立新聞記者之專業地位、自主權利及執業條件，並給予工作與福利之保障。
第三、強化中華民國新聞評議會之組織及職權，使由被動之接受陳情或檢舉，成為主動而積極之道德制裁。
第四、建立報業內部之示警制度，及公評人（Ombudsman）職位之設置。
第五、加強報業團體之組織，使其發生仲裁及監督之作用，以確保公平競爭。
第六、建立專業教育之體系、規格，並施行新聞記者之終身進修制度。
以下各端，不過是老生常談；距建立三民主義中國人眾傳播事業之理想而言，更是卑不取道。不過，今後我國民主政治之健全發展，不僅為國家安全、社會安定、民生安樂之所繫，亦為自由和平統一中國之憑藉。政治體制及體質既變，屬於同質政治文化之新聞事業自沒有不變的理由。如何變？本文所言，不過是妄想，供高明之一粲。
（王洪鈞為政大新聞系教授）
